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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从能源史看，石油替代煤炭是产油国被迫为工业化国家提供的补贴。但当下，中国的煤炭替代石油（包括直接或间接替代）是中国全体纳税人在提供补贴。 笔者与朋友闲聊有感而成的——《替代燃油汽车又一个世纪骗局？》一文刊登在本刊9月刊。因读者的激烈争论，笔者在10月刊再发表了《再议替代燃油汽车之惑》一文，希望能从更高的层面去认识油气成因理论之争背后的真正战略意义，及其背后对产业政策的影响。 在此，笔者就暂不展开论述替代燃油汽车的话题了，而试图从原油替代煤炭的演变史、煤炭产业发展漏洞以及赶时髦的风险进行逻辑补遗，但愿能开题有益。 ▷ 战争让石油受宠 ◁ 众所周知，进入20世纪没多久，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开始了。它是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集团与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集团在欧洲主要战区展开的生死搏斗。这场战争里，各方都使用了大量现代化战争装备，战况空前惨烈。 在各个战役中，石油为现代战争实现惊人的机动性成为了可能。因此，在冯·麦肯森元帅的率领下，德国出征罗马尼亚，将以前分属于英国、荷兰、法国和罗马尼亚的炼油、生产和管道企业重组成一个大型联合企业，为战时德国空军、坦克部队和U型舰队提供石油。在海上，奥斯曼皇帝下达了禁运令，使俄国石油难以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运出。直到日德兰海战役后，英国才又重新牢牢地掌握了制海权，也使大战的战争主动权转移到了协约国的手中。 尽管如此，1917年12月，法国石油供应还是严重不足，福熙将军敦促克莱门西奥总理向美国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提出了紧急请求：“如果不能及时供给石油，我们的军队立即就会瘫痪，这将迫使我们不得不在对协约国不利的条件下媾和。”美国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集团迅速满足了克莱门西奥的要求，为马歇尔·福熙的军队准备了救命油。 然而，由于在罗马尼亚得不到足够的石油供应，又远离巴库，德国军队因运输石油所需卡车得不到油料保障，故没能在1918年组织起最后的进攻（尽管“俄德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协议”已经停止了敌对状态）。1918年11月21日，停战协定签字，胜利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战后，英国外交大臣科曾爵士十分准确地评论说：“协约国是被石油的洪流带进胜利的……靠石油才能打仗，靠石油才能赢得战争。”而时任战时石油委员会主任的法国参议员亨利·贝任格称，石油就是“胜利的血液，德国过于夸大他在钢铁和煤炭方面的优势，而对我们在石油方面的优势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战争给全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的灾难，但同时也带来了科学科技上的一次大进步和能源结构调整的机会，从此，石油也走上了替代煤炭之路。 ▷ 走向替代煤炭之路 ◁ 为了不输掉未来的战争，西方各列强都开始高度关注、扶持本国石油公司到全球找油。而美国，早在1928年9月，其国内原油生产就已经严重过剩，油价持续下跌，因此，俄克拉何马州政府率先实行了原油生产配额制。但随着中东等地区油田的陆续发现和投资的增加，加速了世界原油供大于求问题的发生，使美国的石油公司面临着国内外全方位的挤压。随即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又与英荷壳牌集团打起了价格战，又使世界石油市场原油价格大幅下降。此时，决定胜负的应手却悄悄地落到了中东地区。 1927年，伊拉克基尔库克（Kirkuk）等中东国家大型油气田的陆续发现，其资源丰富、储量大、埋藏浅、单井产量高、生产成本低的特征逐渐表现出了其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因此，为了能在定价上达成一致，避免与美国石油公司在已经开打的价格战中再做出进一步的报复行动，英荷壳牌集团董事长亨利·迪特丁(Henri Deterding)邀请英波石油公司董事长卡德曼（John Cadman）、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总裁沃尔特·蒂格尔(Walter Teagal )以及海湾石油公司的安德鲁·梅隆(Andrew W. Mellon)、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的罗伯特·斯图尔特等企业高层在他苏格兰的阿奇纳卡里城堡开会，并在1928年9月17日达成了“阿奇纳卡里协定”，又称为“维持现状协定”。 实际上，这份协定让各大石油公司瓜分了世界的石油市场和资源，它是基于“按现状”的原则进行的——这些互相竞争的石油公司应该接受“它们目前的业务量及其未来石油增产量的份额”，避免进一步的价格战。直到1952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公开，才使这份协定被世人知晓。实际上，它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卡特尔。 由于美国和墨西哥当时的原油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90%左右，尽管中东等其他地方的原油生产成本都比美国低，但谁都承受不起美国石油公司的恶意杀价，所以，在谈判中，首先确立了各石油公司的市场份额。其次，确定垄断价格，将世界各地原油价格一律以墨西哥湾的原油价格加上从墨西哥湾运往世界各地的运费来计算，即海湾基价加运费的标价模式。该模式规定，无论是从南美、中东还是世界任何地方的原油销往消费国，都视同是从美国墨西哥湾销往该国，因此，价格是墨西哥湾离岸价加上运费，只要将实际发生的运费和油价之和控制在海湾基价加运费以下就可获得盈利。 该模式对大西洋两岸的石油公司越来越有利，保护了昂贵的美国原油生产，保证了在别处经营廉价石油的壳牌、英国石油公司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等国际石油财团的高额利润，同时，构成了对产油国资源资产盘剥的一个重要手段；其次，将美国国内市场排除在外，以避免触犯美国的反托拉斯法。随后，又有包括美国雪佛龙、德士古、加州标准石油和飞马等著名的15家国际石油公司加入，因此，“阿奇纳卡里协定”“窃取”了世界原油的定价权，成为随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原油定价模式和洗劫产油国资源财富最重要的协议，甚至其定价的遗传基因还在延续，直至今天。 二战前，埃克森、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等国际石油公司利用石油租借地，每拿走1吨原油，只给东道国4个金先令；战后初期给30美分，1952年后才改为按标价的12.5%计算，而且，租借地成为它们控制下的“国中之国”，勘探、生产和出口等经营权都掌握在它们的手中，东道国无权过问。它们甚至有自己的武装部队。 在60年代，美国每桶原油的生产成本为1.51美元，而在中东平均仅有0.07美元。因此，从1928年到战后初期，西方市场的原油价格是每桶2.22美元，1948年以后几次调价，中东油价每桶比美国低0.76美元。1960年的价差重新扩大至每桶1.18美元。仅原油价差这一项，从1953年至1970年21年间欧佩克13个成员国因“阿奇纳卡里协定”被洗劫的财富就高达2150亿美元之多，若以1982年的不变价格计算绝不少于今天的1.1万亿美元。 在此期间，美国国内平均原油售价为每桶3.17美元，而在美国以外的石油市场上，欧佩克各国的平均原油售价仅有1.15美元，不及美国售价的37%。美国政府在1947年、1957年、1959年、1968年和1971年频繁出手干预美国原油市场，限制本土原油出口、实行原油进口自愿限制、进口配额制、强制性进口配额和价格管制等行政或立法的规范，用以最大限度地保护美国国内资源资产不被过度开发。 直到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伊朗巴列维国王立即派出一个小组去调查全球其他能源的使用情况，试图寻找一种能为原油公正定价的模式。该小组在调研中发现，美国、西德和南非正在实施广泛的原油替代煤炭的战略 。伊朗阿穆泽加尔博士称：“我们特别受到鼓舞的是，在1951年美国51%的燃料是煤炭，而到1973年就只有19%了。由于原油价格便宜，其它能源就被忽视了。我们认为西方没有人担心石油用完后会是怎样的情形，而共产党是容易利用这一点的。”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欧佩克组织经济委员会的支持，并写入其调查报告。 由于海湾基价加运费的标价模式为中东等产油国强行设立了垄断和掠夺性的价格，影响甚至决定了其国民经济发展进程，并将这些产油国长期凝固在初级能源产品供应链的底层，而第四次中东战争前为欧佩克各产油国确立的原油平均售价远不及日本、西欧各主要消费国使用煤炭等能源的价格。因此，西方主要工业国家迅速完成了能源结构调整，原油迅速“打败”煤炭，“窃取”到能源消费结构中冠军的宝座，这与国际石油财团集体对中东等产油国的洗劫和产油国无奈的“奉献”与“补贴”有关。 客观地讲，“石油革命”是饱食了产油国财富才修成的正果。 ▷ 真正稀缺的煤炭资源 ◁ 当今，若谁讲煤炭是可再生能源，恐怕一定会被板砖拍死。但它为何不可再生并稀缺？与石油又有什么渊源关系？恐怕知之者就甚少了。 在《再议替代燃油汽车之惑》一文中已经介绍过，地球不仅是一个固体星球，也是一个富含流体的星球。地幔中的氢气、甲烷、一氧化碳等气体在向上运移的过程中就由地幔直接生成了石油，再经过地球排气作用，这些烃类在合适的捕获条件下，将有部分补充现今油气藏，其余的与碱性液体一道排放到地表逸失。因此，石油是可再生的能源。 但是，煤炭不然。它是碱交代的碱性热液（包括热液石油）通过盆地与深部沟通的断裂上升到沉积盆地水体中发生分异，轻质的石油烃类聚集在水体表层，经过沉积埋藏、石油的沥青化和沥青的煤化形成了现今处于各个演化阶段的煤层。因此，煤来自石油。而且，煤中的石油烃类、含氧有机分子及金属、非金属、稀土元素均来自超临界态地幔烃碱流体相变后的碱交代热液。由于煤炭形成过程不可原地复制，所以，煤炭不可再生。 这一理论体系经过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崔永强博士等众多能源领域的科学家不懈地努力，填补了烃碱流体地球化学理论关于煤中高碳有机分子来源研究的空白。充分证明了煤炭的确是不可再生性资源，含有丰富的金属、非金属和稀土元素，具有重要工业价值。因此，鉴于来源于地幔的石油和天然气正在源源不断地向沉积盆地和已发现油气藏内补充，储量巨大且价格低廉，那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走用煤炭发电，再给电动汽车供电，并去替代燃油汽车的技术路线？ 至此，我们好像还是不得不再去回看一下与煤炭相关的衍生产业。 当煤炭被地球内动力经过“千辛万苦”把热液石油演变成煤炭后，我们却要以石油战略安全为由，投入巨资、人力、物力和领取巨额的财政补贴、消费海量的淡水资源再将煤炭还原成石油制成品的汽柴油，这一行为模式正好是在逆地球生命演进的基本自然规律。 另一项与煤炭有关的产业——煤层气，也同样有需要反思的问题。在石油沥青化和沥青煤化的过程中，由于C-H体系高分子的不稳定性，可以发生裂解形成烃类气体和碳，所以煤在演化过程中能够生成部分可燃气体，甲烷和单质碳。其中的甲烷既可以来自煤层本身，也可来自深部油气的持续补充。但是，煤层自身生成的煤层气基本不具备开采价值。所以，造成当下即使有巨额的财政补贴和税费的减免，因资源禀赋自身的束缚也很难实现商业化大规模开发。除非，用幔源油气理论做指导，去寻求得到其深部油气的补充，否则，商业可行性必然存疑。 有鉴于此，我们以煤炭为原料生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工业化安排是否科学？为了开采煤层气，在煤层中大量钻水平井、水力压裂，大量注入高毒性化学压裂液是否会给后续煤炭的开采和使用带来风险？我们是否应该重新认识和调整能源结构，切实保护珍贵的煤炭资源？ ▷ 科学理论之争的敬畏 ◁ 石油与煤炭都是来自地幔的能源，具有物理形态的递进关系。因此，不同的成矿理论会催生出不同的技术路径，并产生不同的产业政策、能源结构和资源风险。所以，无论是对科学理论之争，还是科学技术进步之争都需要有足够的敬畏。 我国1959年发现大庆油田后，沿着有机生成理论的找油思路，在沉积盆地陆续找到了辽河、胜利、华北等大型油田。结果，在当时地球化学、地球物理等学科相对比较落后的情况下，石油地质学家们自验证了石油有机成因理论的可靠性，并依该理论研究出了二次、三次采油等技术。 然而，二次、三次采油技术在美国上世纪50年代前后就已经开始研究，并在中东产油国大量应用，进入70年代后，沙特的众多油气田因美国的阿美石油公司大量使用，堵塞了油气层原有裂隙等，致使产量快速下降，从1972年底日产1000多万桶，下降到1985年中期的日产450万桶左右。当时，不完全清楚产量下降机理的美国公司，不得不在1980年提前近3年的时间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依合同回卖给了沙特政府，使其实现了国有化。但是，以聚合物驱油为代表的三次采油技术所存在对油气层裂隙封堵作用的问题，却让美国的石油公司在美国本土上的应用不仅谨慎，甚至是排斥。 二次、三次采油技术的确可以短期提高油气田产量，并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但是，石油供给大量增加的结果，也会推动工业化国家能源结构的大调整。其实，中国也不例外，随原油产量的增加，国内工业用能产业曾经也学欧美等发达国家，调整了能源结构，从技术进步的路线看，燃油锅炉比燃煤锅炉的效率高，因此，将原有大量燃煤锅炉改造成了燃油锅炉，特别是包括北京在内的北方工业城市。 但是，随着我国燃油锅炉总量的持续增加，供需失衡的矛盾逐渐显现，燃油锅炉的优势陆续丧失。特别是1993年后，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巨额占用外汇储备购油的支出迫使我们不得不再次被动地进行能源结构调整，将大量的燃油锅炉再重新改回燃煤锅炉，一场轰轰烈烈赶学欧美能源结构调整的“时髦”就此告一段落。但是，却同时需要咽下这一过程中巨量固定资产被沉没的苦果。 从能源史看，石油替代煤炭是产油国被迫为工业化国家提供的补贴。但当下，中国的煤炭替代石油（包括直接或间接替代）是中国全体纳税人在提供补贴。如果科学理论正确，并能够引领能源等产业走向经济、可持续且节约型的发展模式，补贴也就补了。但反之，你懂的。 即使你懂，笔者还是想再重复首篇文章的结尾语：我们已经赶了太多“时髦”了，今天，真的不需要再太“赶时髦”了！ 版权声明|稿件为能源杂志原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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