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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学派是明代思想史上一个重要学派。后世学者多从师承关系、学术渊源着眼，将泰州学派归入王守仁的心学系统。而黄宗羲却与此不同，他在《明儒学案》中，根据王艮及其后学的"异端"色彩，把王艮另立为"泰州学派"，而没有象对待王门众多弟子那样，标出"浙中王门"、"江右王门"等。其实，王艮曾和王守仁有过师生关系，其学术思想（主要是哲学思想）也深受王学影响，然而他的主体思想却与王学有很大不同。因此，我们既不能割断他与王学的关系，也不能把他的思想看作独树一帜，也许看作王守仁心学体系的"异端"更为合适。 （一）王艮的生平及其思想发展 王艮（1483-1541 年）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其著作经子孙门人收集整理，编成《心斋王先生全集》。清朝嘉庆间，王氏后裔搜访遗版，合其族弟、门人王栋、子王襞著作，汇印成《淮南王氏三贤全书》。清末民初，东台袁承业在《三贤全书》基础上，重新编订成《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出版。 王艮出生于黄海之滨的一个贫穷的世代灶户，即盐业生产者的家庭。据《王心斋全集·年谱》记载，王艮七岁"受书乡塾"，至十一岁时，"贫不能学，辞塾师，就理家政"。家境贫寒，读不起书，只好跟随父兄参加劳动，养家糊口。李贽曾说："心斋本一灶丁也，目不识丁。"①王艮从一个贫苦的灶丁成为一个著名学派的创始人，这其中有一个十分艰难曲折的过程。王艮曾经过商，以后才成为学者。概括来说，他走过了一条由灶丁而商贾而学者的道路。经商使王艮得以摆脱家境的贫困，为他通向学者的道路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王艮在三十七岁以前，大致以自学为主。由于他出身贫寒，没读过多少书，况且家乡又"无宿学者"，②因此找不到有学问的老师。在"商游四方"时，他便"逢人质义"，到处求教。王艮后来成为学者，与他这种学习态度是分不开的。王艮晚年自立门户讲学，也不太重视教师。王艮《语录》载："有别先生者，以远师教为言。先生曰：'涂之人，皆明师也。得深省。'"③王艮认为应该以途人为师，不必谨守师教，这与那些拘守师门传统的正宗学者不同，他的教学方法有着明显的平民色彩。 王艮讲经解典，"不泥传注"，"信口谈解"，不拘泥于儒家经典的文义。他反对以朱熹《四书集注》为代表的章句之学，主张"以经证悟，以悟释经"，④即不但要以个人的想法去解释经典，也要以经典来印证自己的思想。后来，他又提出"经传印证吾心"的观点，表现出明显的异端色彩。当然，王艮的这种治学方法是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有极大关系的。因为象他这种粗识文字的人是不可能通过章句之学登上儒学殿堂的，只有通过"信口谈解"的方式才有可能达到在"圣贤"的名义下表达自己思想的目的。 据《年谱》记：王艮二十七岁时，"默坐体道。有所未悟，则闭关静思，夜以继日，寒暑无间，务期于有得。自是必有为圣贤之志"。①所谓"默坐体道"，既表现了王艮刻苦砺学的一面，也显示了他的思想中的神秘主义色彩。王艮在正德十五年（1520 年）时，听到王守仁在南昌讲学，于是从水路乘船赴江西，九月抵达南昌，见面伊始，王艮与王守仁就展开了一场关于应不应该议论天下大事的讨论，"纵言及天下事"。他们的对话是这样的： 王守仁："君子思不出其位。" 王艮："某草莽匹夫，而尧、舜君民之心，未能一日而忘。" 王守仁："舜耕历山，忻然乐而忘天下。" 王艮："当时有尧在。" 王守仁引用《论语·宪问》中的"君子思不出其位"，是想说明，象王艮这样的布衣之士，是不应该去思考国家以及天下大事的，而应该象舜那样，耕于历山，忻然自乐。但是，王艮却认为，正因为自己是草莽匹夫，才更应该去追求尧舜时代的理想；舜耕于历山而能够乐忘天下，那是因为他上面有尧在。言外之意：现在的社会中，既然没有尧这样的君主，那么，草莽匹夫也就不必象舜那样专心劳动而怡然自得。王艮与王守仁的对话，也反映了不同阶级的人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态度。 虽然王艮与王守仁在政治态度上有分歧，然而他们在哲学思想上却有不少共同之处。据《年谱》记载，当王守仁讲及致艮知时，王艮感叹自己的不如："简易直截，予所不及"，于是"下拜而师事之"。后来他与王守仁经过多次的讨论，终于"心大服，竟下拜执弟子礼"。从此，王艮成为王守仁门下的学生。王艮初名银，王守仁取《易·艮卦》之义为他更名艮，字汝止。名字的更换，也意味着商人的王银开始变为道学家的王艮。王守仁很赞赏王艮 敢于独立思考的顽强精神和"狂者"的思想风格。他在会见王艮后对他的学生说："此真学圣人者，疑即疑，信即信，一毫不苟，诸君莫及也。"①王艮入贽王门后，王守仁又说："吾党今乃得一狂者"。②由于王艮始终坚持独立思考的治学态度和"狂者"的风格，因此他"时时不满其师说"，③而且"往往驾师说上之"，④与师门发生矛盾和冲突。大约在四十岁时，王艮和王守仁之间发生了一次冲突，据《年谱》记载，是为北行讲学之事。 王艮的北行讲学，表面上看是为了倡导"绝学"，伸张师说，实际上是借"周流天下"从事自己的传道活动。对于自己的讲学之行，王艮这样说道："'吾与同类并育于天地之间，得非若鳅鳝之同育于此砜乎！吾闻大丈夫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几不在兹乎！'遂思整车束装，慨然有周流四方之志。"⑤王艮的讲学活动和那些正襟危坐的正宗儒者迥然不同。他"沿途聚讲"，以社会为讲坛，以"山林隐逸"、"市井愚蒙"的下层群众为宣讲对象，把道学从传统的书院传播到下层民众中。王艮的讲学活动受到社会各阶层广泛注意，在社会上引起轰动。黄直在王艮死后的《奠文》中回顾说："癸未之春，会试举场。兄忽北来，驾车彷徨。随处讲学，男女奔忙。"①他进入北京后，人们"聚观如堵"，②"都人以怪魁目之"。③王艮这次北行讲学被王阳明"痛加裁抑"。④尽管王艮与王守仁之间有着分歧，然而他们的师生关系始② 同上书，卷五徐樾《别传》。 ① 《全集》卷二《年谱》。 ② 同上书，卷五欧阳德《奠文》。 ③ 《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王艮传》。 ④ 《明史》卷二八三《王艮传》。 ⑤ 《全集》卷四《鳅鳝赋》。 ① 《全集》，卷五。 ② 徐玉銮《王艮传》。 ③ 《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王艮传》。 ④ 同上。 终没有破裂。王艮虽然"时时不满师说"，但他仍然愿意成为王守仁的学生，甚至还把自己的儿子王襞带到浙江就学于王门。 王艮就学于王守仁大致八年时间，即正德十五年（1520 年）执贽王门起，至嘉靖七年（1528 年）王守仁去世时止。此间，王艮的主要活动是与上层社会的官僚、学者交游。这不仅使他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声望和文化修养，同时也接受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师事王守仁之后，他写作了一些名篇，如《鳅鳝赋》、《复初说》、《明哲保身论》、《乐学歌》、《天理良知说》等等。在这些文章中，他提出了诸如"百姓日用之道"和"安身立本"的观点。嘉靖八年（1529 年），王艮前往会稽，会葬王守仁。此后便开始了他"自立门户"的讲学时期，亦即泰州学派的奠基时期。 此时，他定居于自己的家乡安丰场，一面在家开门授徒，一面继续与王门同学和官府士绅往来交游。王艮在其后半生，非常热心于平民教育，可以说是至死热心不减。《年谱》上说："时先生多病，四方就学日益众。先生据榻讲论，不少厌倦。"王艮始终与社会下层群众保持着密切关系。在他的学生中，虽有如徐樾这样的官僚士大夫，但更多的是布衣平民。如林春是佣工，朱恕是樵夫，韩贞是陶匠。在泰州后学中，还有田夫、商人等。平民教育是泰州学派的重要特色之一。 王艮不仅在教育对象上侧重平民阶层，在教育形式上也力图通俗易懂，使人们乐于接受，而不致把学习当作精神负担。例如他写的有名的《乐学歌》，虽然在理论上受到王守仁良知说的影响，但它以通俗生动的文字宣传了学习的快乐，告诉人们应把学习看作是人生的一种乐趣。这对于启发人们，特别是那些缺乏文化教养的劳动者的学习自觉性很有帮助。"先生接引人无问隶仆，皆令有省。虽显贵至悍戾不悦者，闻先生言，皆对众悔谢不及。往往见人眉睫，即知其心。别及他事，以破本疑。机应响疾，精蕴毕露。廓披圣途，使人速进"。①在开门授徒时期，王艮的思想趋于成熟，在哲学、伦理学、教育学和政治学领域表现出别具一格的风格。这一时期他的主要著作有《格物要旨》、《勉仁方》、《大成歌》、《与南都诸友》、《均分草荡议》、《王道论》、《管徐子直书》等等。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既保留了传统儒学，特学是王学的印迹，又表现出泰州学派独特的思想性格。 王艮不喜著述，只重口授心传。他遗留下来的著作都是经过门人及儿子的收集整理后形成的。王艮"独不喜著述，或酬应之作，皆令门人、儿子把笔，口授占之，能道其意所欲言而止。唤作《格物要旨》、《勉仁方》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②王艮所以"鲜少著述"，固然与他出身灶丁，"自少不事文义"，①缺乏深厚的文化素养有关，然而他治学中的神秘主义色彩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在给徐樾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我心久欲授吾子直大成之学，更切切也。但此学将绝二千年，不得吾子直会面，口传心授，未可以笔舌谆谆也。"②另外，王艮讲学传道的主要对象是若农若贾的平民百姓，因此不假文字的讲学形式，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容易接受得多。 ① 《全集》卷五赵贞吉《王艮墓铭》。 ② 同上。 ① 《遗集》卷四耿定向《王艮传》。 ② 《全集》卷四《再与徐子直》二。 （二）王艮和泰州学派的主要思想王艮及他所开创的泰州学派，一方面承受了王学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汇集四方之学，熔铸新说，形成自己的内在思想。 王艮的学说思想以陆王心学的哲学思想为理论前提。由于他自身知识底蕴不足而限制了理论思维的创造力，因此他不可能在哲学问题上做系统、深入的理论探讨，而只能借助于王守仁的理论形式和哲学语言去发挥自己的观点。如他在阐述自己的"身本"（个人本位）思想时，就将这个思想嫁接在王守仁"心外无物"的心本体论之上。他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即以天地万物依于已，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③泰州学派虽然深受王阳明思想的影响，但它却表现出了自身的思想特色。就其思想的主要内容来说，它包括"百姓日用之道"、"安身立本"、"人人君子"这样三个观点。 就"百姓日用之道"来说，是中国思想史上颇有创造性的思想学说。 "百姓日用之道"的思想，可溯源于古代儒家。《周易·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孔颖达这样解释说，万方百姓日日赖用此道而得生存，但却不了解道的功力。而贤者不是偏执于仁，就是偏执于智，可见能够完全体悟或理解道的君子或圣人是很少的。这里不在于说明"道"的高深莫测，而在于通过对"道"的理解划分出了"圣人"与"百姓"的区别。 宋代以后，理学家们也开始强调"百姓日用"的经世之学。如李侗就曾告诉他的学生朱熹应重视"日用"之学。朱熹的理学虽繁富玄虚，但立足点却在"日用"上。王守仁也同样强调"日用常行"，他说："日用间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不放，则义理自熟。"①"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②当然，无论是朱熹，还是王守仁，他们所强调的"日用"，主要是指封建礼教的"五百常行"以及伦理道德规范。而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就大不相同了。 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虽然在理论形式上继承了古代儒家的传统和王守仁的"日用"说，但是在实际内容上却对正宗儒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纳入了平民的要求和特点。 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不象王守仁那样以封建道德律为本，而是以"百姓"为本。他所说的"百姓"主要是指广大下层群众，即所谓"愚夫愚妇"，当然也包括士及商等阶层。他所说的道，与《易经》里的"君子之道"也不同，是平民百姓日用常行之道。王艮不承认"道"的神圣性，而十分强调"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①他还把"百姓日用"当作检验"道"的标准，认为"圣人之道"也是以"百姓日用"为旨归的。他说："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②又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③ 《全集》，卷三《语录》。 ① 《王文成公全书》卷四《答徐成之》。 ② 引自邹守益《东廓语录》，见《明儒学案》卷十六。 ① 《全集》卷三《语录》。 ② 同上。 ③王艮对于"异端"的理解与正统儒学完全不同了。他从"百姓"的立场出发，以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需要为标准去看待一种学说思想，只有合乎平民百姓要求的，才是真正的"圣人之道"，否则便是"异端"。这无疑是对那些高谈"性命义理"而与平民百姓日常生活脱节的官方思想的背离。 历来的传统的思想家都是把"圣人"与"百姓"分开的，而且都是神化"圣人"而鄙视"百姓"。以王守仁为例，尽管他说"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④但是在"致良知"上却分出圣人与百姓之别。他认为"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不同处也。"⑤又说："圣人如天。无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尝有降而自卑？"⑥在王阳明看来，"圣人"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之道"不会"降而自卑"，因此，圣、愚之间的界限永远不可逾越。 王艮力图用"百姓日用之学"来填平圣、愚之间的鸿沟。他虽然景仰"圣人"，但不把他们奉为至高无上。相反，他总是竭力按照自己的理想把"圣人"变为没有特权的平民。如他说："夫子（指孔丘）亦人也，我亦人也。"⑦在王艮看来，圣人与凡人在"人"这一点上是平等的，唯一的不同是知识上的"先知"与"后知"。他说："夫良知即性，性焉安焉之谓圣；知不善之动，而复焉执焉之谓贤。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以先知觉后知'。一知一觉，无余蕴矣。此孔子学不厌而教不倦，合内外之道也。"①愚夫愚妇其所以"日用而不知"，原因在于没有学习。"圣人"先知，他的责任就是要"以先知觉后知"，当愚夫愚妇皆知时，就可以达到"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理想世界。 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不仅包含着道德精神，也包含着人的起码的物质生活要求。他说：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夫子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②王艮的思想不仅表现出对于生活在底层的衣食无着的百姓的同情，而且也内涵着争取人身生存权利的观点。 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的思想表现出极明显的平民意识。特别是在他的教育思想中尤为突出。他的学生王栋曾这样评论他：自古士农工商，业虽不同，人人皆共此学。孔门犹然。考其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艺者才七十二，其余则皆无知鄙夫耳。至秦灭汉兴，惟记诵古人遗经者，起为经师，更相授受。于是指此学独为经生文士之业，而千古圣人原与人人共同共明之学，遂泯灭而不传矣。天生我师，崛起海滨，慨然独悟，直超孔子，直指人心。然而愚夫俗子，不识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灵，自完自足，不假闻见，不烦口耳，而二千年不传之消息，一朝复明。先师之功，可谓天高而地厚矣。①③ 同上。 ④ 《王文成公全书》卷二《答顾东桥书》。 ⑤ 同上。 ⑥ 《传习录》上。 ⑦ 《全集》卷五徐樾《王艮别传》。 ① 《全集》卷四《答徐子直》。 ② 同上书，卷三《语录》。 ① 《王一庵先生全集》卷上《会语正集》。 王栋的这段话，把王艮看作古代平民教育传统的继承者。古代社会的学术本为"士农工商"所共有，秦灭汉兴以后才为"经生文士"所独占。王艮的功绩就在于他"直超孔子"，恢复了早期儒家"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传统，从而使"愚夫俗子，不识一字之人"皆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达到"人人共同共明之学"的目的。 王艮的"安身立本"论也表现出他的平民意识色彩。"安身立本"论主要是王艮的人生哲学和伦理学的思想。所谓"安身立本"论是根据《大学》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提出来的。他说：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惟一物而有本末之谓。"格"，絜度也。絜度于本末之间，而知"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此格物也。物格，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也。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②王艮的"安身立本"的思想其主要观点在于以身为本，以家国天下为末。他的这个观点受到元代学者许衡的很大的影响。许衡在《大学直解》里说："'本'是指身说，'末'是指家国天下说。。。身为家国天下的根本，身若不修，则其根本先乱了，如何得家齐国治而天下平，所以说'否矣'"。③但是，王艮与许衡的观点有所不同。 首先，王艮的"安身立本"论是以"安身"为前提的。"安身"的基本条件是物质生活上的安，即首先要吃饱穿暖，能够生活下去。在王艮看来，贫困，吃不饱穿不暖就是失本，没有做到安身。不仅是个人，而且要天下人都吃饱穿暖，才找到了大家都安身的先决条件。 在物质条件上安身之后，更要人身上的安。即要尊身、爱身、保身，避免辱身、害身和失身。他认为身与道是相互联系的，道尊则身尊，身尊则道尊。他说：圣人以道济天下，是至尊者道也；人能宏道，是至尊者身也。道尊则身尊，身尊则道尊。故学也者，所以学为师也，学为长也，学为君也。以天地万物依于身，不以身依于天地万物。①可见，王艮把人身视为天地万物的依据，以人为最高尊严，人的存在及安身是最有意义的。根据"安身"的思想，王艮还重新解释了孔、孟的"成仁取义"说。在他看来，以不辱身为节义，以仁义之常为应变之权，才是真正的"成仁取义"。据《语录》载："问节义。先生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道尊而身不辱，其知几乎！'然则孔、孟何以言'成仁取义'？曰：'应变之权固有之，非教人家法也。'"②可见，王艮的这些说法与儒家的正统观念是很不同的。 王艮的"安身立本"论，在宣扬平民观念的同时，还非常反对官场仕禄。王艮认为，做官也可以害身。他说："仕以为禄也，或至于害身，仕而害身，于禄也何有？仕以行道也，或至于害身，仕而害身，于道也何有？"③王艮在嘉靖五年（1526）作《明哲保身论》。他提醒人们要"必爱身如宝"，"若② 《全集》卷三《答问补遗》。 ③ 《许文正公遗书》卷四。 ① 《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王艮传》。 ② 《全集》卷三。 ③ 同上。 夫知爱人而不知保身，必至于烹身割股，舍生杀身，则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①在王艮看来，"身且不保，何能为天地万物主？"②王艮在"安身立本"论的前提下提出"明哲保身论"，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维护人的尊严的积极意义，然而也很容易在理论上陷入"为我"论，在实践上导致"苟且偷生"的卑鄙行为。黄宗羲批评王艮的安身论时说，不免开了"临难苟免"之隙。③其实，就王艮的本心来说，是要宣扬一种人为天地之本的精神，并非要人们偷生怕死。泰州学派中的徐樾、何心隐、李贽等人临难不屈，慷慨赴死就很能说明问题。 王艮的"安身立本"论包含着人己平等和爱人的思想。他的学生王栋说："先师之学，主于格物。故其言曰：格物是'止至善'工夫。'格'字不单训'正'，'格'如格式，有比则、推度之义，物之所取正者也。'物'，即有本末之物，谓吾身与天下国家之人。'格物'云者，以身为格。而格度天下国家之人，则所以处之之道，反诸吾身而自足矣。"④王艮以"格物"为"知本"，即"要人知得吾身是本。"在"吾身是本"的前提下，王艮又从"本末一物"的理论出发，认为身（个人）与天下国家为一体。"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⑤在王艮看来，吾身之矩，首先要能正，正己才能正物。这样，才能"本末一贯"，"合内外之道。"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王艮的"安身立本"说，不仅要求身在物质条件上安，还要求"成己成物"上的安，所谓"无一民不明不觉"。这种"以己度人"的安身论主要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我之不欲人之加诸我"，认为人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思想和意志，不为他人所束缚所支配，不随波逐流。二是"吾亦欲不加诸人"，也就是说不应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应当尊重他人的独立人格、思想和意志。前者是"安身立本"，后者从"安身立本"推出"安人安天下"。王艮认为爱身就要爱人，爱自己就要爱他人，"爱人者，人恒爱之"。因此，他反对"适己自便"，"利己害人"，主张反己自责。他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反己是格物底工夫。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正己而物正也。"①王艮的"安身立本"的核心思想就是要通过正己正物，爱人敬人来调整人和人的关系，实现"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社会理想。 王艮的"人人君子"的社会理想是依据"百姓日用之道"和"安身立本"的理论设计出来的。它的目的是为"王者"设计"治天下"的蓝图。在这种理想的鼓舞下，王艮终生抱定"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的信念，为自己选择了一条特殊的道路。他说："有王者作，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使天下共明此学，则天下治矣。"②王艮的"人人君子"的理想世界是以尧舜时代为范本的。他这样写道："一旦春来不自由，遍行天下壮皇州。有朝物化天人和，麟凤归来尧舜秋。" ① 《全集》卷三。 ② 同上书，卷二。 ③ 《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王艮传》。 ④ 《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上《会语正集》。 ⑤ 《全集》卷三《明哲保身论》。 ① 《全集》《语录》。 ② 《全集》卷三《语录》。 ③他还说："夫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物不获其所，即己之不获其所也，务使获所而后己。是故人人君子，比屋可封，天地位而万物育，此予之志也。"④王艮的社会理想及政治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王道论》中。在这篇文章中，王艮借助歌颂尧、舜、周公时代的历史，表达了自己的社会理想以及改革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制度等方面的要求。王艮的"王道"论很有些教育救世的思想。他认为实行所谓"教养之道"，即对人民施行教育和发展社会经济就可以通向"人人君子"的理想王国。 王艮认为"周公辅政，刑措不用"，因此周初是个理想的"王道"社会。就一个社会来说，行仁政，废酷刑，才是合理的。王艮说："盖刑因恶而用恶，因无教养而生。苟养之有道，教之有方，则衣食足而礼义兴，民自无恶矣，刑将安施乎？"①在王艮看来，刑因恶而设，恶因无教养而生，如果能采取好的教养方法，民则无恶，无恶则罚自然消失。可见在政治思想上，王艮也是一个教育论者。当王艮的社会理想具体落实在政治制度层面上时，就由"人人君子，比屋可封"变为"人人君子，刑措不用"了。 在经济方面，王艮主张"务本而节用"。所谓"本"，即农业生产；"务本"，即使"众皆归农"，发展生产；所谓"节用"，就是要求封建统治阶级"去天下虚縻无益之费"，节省开支。这里面既包含着对统治阶级贪欲无穷、奢靡浪费的不满，也包含着对劳动者流离失所、饥寒切身的深深同情。他这样描绘了当时社会的痛苦情景："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民众多，制用无节而风俗奢靡。所谓一人耕之，十人从而食之；一人蚕之，百人从而衣之，欲民之无饥寒不可得也。饥寒切身，而欲民之不为非，亦不可得也。"②。为了贯彻"王道"理想，王艮主张在文教中要"先德行而后文艺"。他认为"以文艺取士"的科举制度造成了很坏的社会风气，驱使人们"营心于富贵之末"，"而莫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矣"。因此，他要求进行改革，以"乡举里选"的选举制度逐步取代科举考试制度。他说："在上者，专取天下之贤以为辅相，不欲遗天下之贤，是与天下之人为善也。在下者，专举天下之贤以为己功，不敢蔽天下之贤，是劝天下之人为善也。精神命脉，上下流通，日新月盛，以至愚夫愚妇皆知所以为学，而不至于人人君子，比屋可封，未之有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王艮的文教思想有两个含义，一是以"举贤"为改革科举的重要途径；二是以"举贤"做为教育"天下之人为善"的手段。当然，这也反映了一部分无力跻身科场的布衣之士另辟功名之路的要求。 王艮及他的泰州学派在各种思想中都贯彻了平民意识。尽管这种意识在宗法等级制度的社会中根本无法实现，然而作为一种极具特色和个性的思想学派，却值得我们去认真对待。 ③ 同上书，卷四《鳅鳝赋》。 ④ 同上书，卷三《勉仁方》。 ① 《全集》卷四《王道论》。 ② 同上书，《王道论》。 （三）泰州学派的历史影响泰州学派在当时的影响超过了王守仁后学的各个学派。《明史·王艮传》说："王（守仁）氏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之上。然艮本狂士，往往驾师说上之，持论益高远，出入于二氏。"《王畿传》也说："泰州王艮亦受业守仁，门徒之盛，与畿相埒。"①王艮作为一名布衣之士，在学术上能够超过王门弟子中的官僚士大夫，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保持了平民的性格和特色，始终没有割断与下层群众的联系，就象王守仁所说，"圭角未融"。另外，他能够兼收并取，不拘师说，没有正统儒学的严格道统观念，更不坚持门户之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东西南北之人"。亦儒亦释亦道，使他能够具有很开阔的思想眼界，从而创立了自己独具风格的学派。如他认为，朱、陆之争并无是非可分："昔者，陆子以简易为是而以朱子多识穷理为非，朱子以多识穷理为是而以陆子简易为非。呜呼，人生之间，孰知其是与非而从之乎？"①王艮的见识是很高明的。本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同一个问题，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然而在最高层次的思想上，无论哪家哪派都会殊途同归，汇合到一个共同点上。因此，简单地划分不同视野的对错，这本身就是不对的。正因为王艮能够不拘师说，不具成见，才能"往往驾师说上之"，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的特点。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不仅在当时影响很大，弟子遍天下，而且流传的时间也很长，"绵绵数百年不绝。"袁承业在《明儒王心斋先生师承弟子表》的《序言》中说："心斋先生毅然崛起于草莽鱼盐之中，以道统自任，一时天下之士，率翕然从之，风动宇内，绵绵数百年不绝。"②该表著录自王艮至其五传弟子共计四百八十七人，其中以进士为官者十八人，以贡仕为官者二十三人；载入《明史》者二十余人；编入《明儒学案》者三十余人，"上自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几无辈无之"。按地区来分，江西三十五人，安徽二十三人，福建九人，浙江十人，湖南七人，湖北十一人，山东七人，四川三人，北直（河北）、河南、陕西、广东各一人，江苏本省百数十人。从以上的不完全的统计中，可以看出，一是泰州学派的传授对象十分广泛，但仍以下层群众为主；二是泰州学派并非囿于一隅的地方性学派，而是以长江中下游，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和赣水流域等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为主。 泰州学派的影响之大，并不是由于它宣传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而是因为它贯串了平民意识，提出了与正统儒学不同的"异端"思想，从而在下层群众中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和理解者。 泰州学派的平民性格使得它很少有官僚士大夫阶层的犹豫和顾忌，而表现出鲜明的战斗风格，李贽称赞王艮是个有"气骨"的人，是"真英雄"，他的后学也都是"英雄"。比如王艮的学生徐樾，"以布政使请兵督战而死广南，"徐樾的学生颜钧"以布衣讲学，雄视一世而遭诬陷"；颜钧的学生罗汝芳"虽得免于难"，但终被张居正所排斥；而何心隐"以布衣倡道"，又遭到统治集团的杀害。何心隐之后，又有钱怀苏，程学颜，"一代高似一 ① 《明史》卷二八三。 ① 《全集》卷四《答刘鹿泉》。 ② 《遗集》附录。 代"。李贽感慨道："盖英雄之士，不可免于世而可以进于道"。①至于李贽本人，更是威武不能屈的坚强之士，他的"叛逆"精神和"异端"思想可称得上是泰州学派的精华。 当然，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提及黄宗羲对泰州学派的批评。黄宗羲是从正统儒学的立场，以王守仁的"良知"说为标准来进行批评的，因此相当尖锐。他指责王艮违背了王守仁心学的宗旨，使得"末流蔓衍，浸为小人之无忌惮"。在《泰州学案·序》中，他这样批评道：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传至颜钧、何心隐一派，遂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顾端文公曰："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只缘他一种聪明，亦自有不可到处"。羲以为非其聪明，正其学术所谓祖师禅者，以作用见性。诸公掀翻在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①黄宗羲的批评自有他的标准和道理，然而从所谓"掀翻在地"，我们正可以看清泰州学派的叛逆性格。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泰州学派的风貌，我们还应了解几位重要人物。 ① 《焚书》卷二《书答·为黄安二上人大孝》。 ① 《明儒学案》卷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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