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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明初对蒙的持续的军事打击，明蒙边境趋于缓和。然而战争对国力的消耗极其巨大，即便明朝地大物博也经不起长年军事行动。到了明宣宗时期，就不得不把边防问题提到首要议程。谈到明朝边防设置就不得不提“九边”，何谓之“九边”？对明朝的影响又有多大？本期就一起探讨一下。 '九边“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官方记载之中应是明嘉靖年，所谓”九边“就是明朝弘治年间在北部边境沿长城防线陆续设立的九个军事重镇，分别为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延绥镇、宁夏镇、陕西镇（固原镇）和甘肃镇。 北部边防在明开国之初只有四镇，即辽东、宣府、大同和延绥。洪武二十六年，明太祖朱元璋逐渐对清剿蒙元感到力不从心，为了加强大同地区的防御，先后在大同东面设立了一系列的城堡，大同后卫及东胜左右卫、阳和卫、天城卫、怀安卫、万全左右卫、宣府左右卫。从这里可以看出宣府镇其实是大同防线的衍生品，当时的军事冲突集中在漠北草原、辽东和陕西一带，鲜有敌寇攻击宣府镇的记录。明成祖将国都迁往北平后，宣府镇处于京城地带防御最前线，其重要地位逐渐显现出来。宣府的建立过程在“九边”中极具代表性，明朝的边防情况在此可窥探一斑。 洪武二十六年，明太祖册封谷王朱穗于宣德府（今宣化），以土筑城。初宣德府是一座微型的城堡，不足以投放部队驻防，而后谷王朱穗奏请拓城。新建的城池周长超过二十四里（明代一里约为536米，换算可得宣府城墙周长约12864米），南边外围修筑周长四里的南关，城墙高度达二丈四尺（约7米有余）。宣府城总共开设七个城门，修筑城楼、角楼各四座。自此，宣府城作为谷王王府，脱离了大同镇，成为独立的边防重镇。 明成祖死后，瓦剌统一蒙古诸部，持续积蓄实力，意欲南侵。明宣宗朱瞻基曾多次视察边境，大规模修筑城堡，防备以后可能出现的军事冲突。当其时，宣府已有“朝廷北门”之美誉，可见宣府防线的重要地位。正统五年，明英宗才下令对宣府城墙进行包砖，此前宣府城仍是一座土筑的城池，一到雨季就出现塌陷倾颓，边防将士修补城墙疲于奔命，土城墙不坚固，无法抵挡大规模的攻城行动。正统五年九月，宣府包砖完成，修葺后的城池厚度达14米，城墙高8米，碟垛高2米，镇城四门外各环瓮城，瓮城外又设置城门、吊桥和沟壕...主城主体是土城，夯层厚度0.22米，内侧城体外加筑宽1米左右的三合土表层，城体外侧灰砖包砌从基石直到垛口，底部砌3米高基石，砌砖厚度为1~1.5米，砌法为“一顺一丁”。 正统五年的修筑，使得宣府城彻底成为一座铜墙铁壁的坚城，但北部边境防御体系不可能仅仅靠一两座坚城能肩负起来。犹如“木桶效应”，只要一两处防御薄弱之处被敌人掌握并集中攻击，防御体系立刻倾颓崩溃。明正统时期，大同—宣府一带，大小城堡星罗棋布，但大城太大（军队驻防人手不足额），小城太小（城小墙薄），相互之间的信息依靠烟墩传递，烟墩之间相隔三十里，而用于阻挡人马的墩台则相隔数十里或上百里才有一座。意味着一千三百里长的大同—宣府防线在明英宗时期看似处处有坚城，实则漏洞百出，瓦剌骑兵可自由进出如入无人之境！ 宣府作为京城的北大门，在明建国70余年后的正统五年才进行加固处理，“九边”的其它城池防御工事还远远不及宣府，在“土木堡之变”前的明朝边境防御之薄弱可想而知！事实上，在“土木堡之变”直到明朝灭亡，“九边”的防御建设一直没有停止过，修筑城池和长城持续地消耗着大明的国力，每年的高额边防预算支出让明朝从地方到中央都苦不堪言。 正统十四年，明英宗朱祁镇亲征瓦剌，十万明军被瓦剌全歼，明英宗最后在一处名为“土木堡”的小小城堡惨遭俘虏。数天后，瓦剌大军包围北京城，明帝国摇摇欲坠。土木堡恰恰便是上面所说的明朝边防小土城（上图为土木堡遗址），城小而不坚，这类的小城根本无法抵挡瓦剌骑兵疯狂的进攻。明英宗悲剧的起因除了他自己过于自负、鲁莽行军之外，还在于明朝边防体系漏洞太多，形同虚设所致。土木堡之战过后，明朝着力加强边防体系的建设，强化边境各城池和协防机制。到明嘉靖年间，又将“九边”各镇用城墙整体连接起来，明长城体系才正式宣告成立，边境防守由零星的城池联防发展为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一体式城墙防守。从此蒙古就再没有进行过大规模入侵，鲜有毁墙而入劫掠的记录，至此明朝北部边境逐渐安宁，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现今所见的万里长城，实际上就是明嘉靖年的产物。 土木堡之变，这一场战役到底发生些什么？且看下一期的《明帝国的边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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