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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否肩住了“历史的闸门”

 老沈阅览 2017-12-09
          ■张莉
    
  文学批评“能够凭借自身而独立存在”,其意义并不寄生于创作,批评与创作并肩而立,共同面对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发言。
  在阅读日渐重回人们生活日常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在文学阅读之外,增加若干文学批评的阅读,此必有益于提升我们的阅读品位,增加从文学阅读中的获得。
  《众声独语:“70后”一代人的文学图谱》是关于一代作家成长的文学批评之作,作者张莉是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也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的评委。她对20多位与自己同时代的“70后”作家的创作,进行了整体意义上的把握与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其中蕴含着她个人对时代生活的独特理解。
  该书是《微光:青年批评家集丛》中的一册。“微光”取自鲁迅给白莽诗集《孩儿塔》所作序:“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微光联系着新生的事物和谦逊的态度。
  ——编者

  “空着双手进入”

  ■寻找新作品里潜藏着的、正在萌芽的艺术品质并进行阐释
  ■书的趣味芜杂、多元、广博,致力于呈现作家们文学追求的“差异”而非“相同”

  《众声独语:“70后”一代人的文学图谱》的书写企图,始于十年前我刚博士毕业,开始着手做当代文学批评。那时的我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进入文学现场,认识那些新作家和新作品。我希望“空着双手进入”,不依靠推荐和向导。“我很高兴与普通读者产生共鸣,因为在所有那些高雅微妙、学究教条之后,一切诗人的荣誉最终要由未受文学偏见腐蚀的读者的常识来决定。”这是约翰逊博士为普通读者下的定义,第一次读到,我就被那个“未受文学偏见腐蚀的读者”的命名击中。
  关注同代作家是进入文学现场的必要工作之一。因此,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翻阅文学期刊,翻阅刊登文学作品的都市报纸,翻阅以书代刊的新锐杂志,成为我文学批评工作的一部分。在其后几年时间里,我也有意寻找那些当代文学的新鲜面孔:一个一个辨认,写下密密麻麻的阅读笔记,也写下最初的惊异、惊喜、感慨,或者,失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我的电脑里,建立了许多以“70后”作家命名的文件夹,几年下来的追踪记录,已然变成了他们最初的文学年谱。那些被辨认出来的作家作品、那些不经意间形成的庞杂文学记录,是构成这部书的重要素材。
  多年的文学研究工作逐渐使我意识到,作为文学批评家,以自己的方式为那些新作家画下最初的文学形象是我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我要寻找到新作品里那些潜藏着的、正在萌芽的艺术品质并进行阐释;我要尽可能给一位新作家最初的、最为合适的理解和定位;我要以与作家一起成长的态度来理解他们。当然,我深知,我的批评出自同时代人视角,属于同时代人的批评,因而必然带有局限性。
  每一篇文字都非迅速写就,它们经历了长时间的观察、沉淀,甚至跨越多年。比如路内论。2008年,我曾经写下《少年巴比伦》带给读者的惊喜,也写下自己的好奇:“十年之后,路内的路是怎样的,他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之后几年,我读到《追随她的旅程》,读到《云中人》《花街往事》……直至8年后《慈悲》出版,这篇作家论才得以完成。
  之所以名为“众声独语”,在于此书的确是“众声”之书,书中收录了20多位“70后”作家的声音,范围跨越海峡两岸,也跨越文体边界。这也意味着这本书的趣味芜杂、多元、广博,它致力于呈现作家们文学追求的“差异”而非“相同”。另外,我钟爱“独语”一词。在我心里,它是一个人的兀自低语,是一个人的秉烛夜游,也是一个人的逆水行舟……是的,喧哗浮世,倔强的独语者们各说各话,各有所思,各有所异,此为文学最具意义之所在。
  当然,独语也指我个人的一种言说方式。今天我们关于当代文学的理解逐渐形成了一种陈规与框架,我希望此书能重新激活我们慢慢已成定见的文学史格局,换言之,它致力于发现那些与以往讲述卓而不同的、独属于文学现场的东西。

  身份共同体的指认

  ■“60后”作家以个人的姿态成功使自己的写作面貌一新,“70后”作家作品的个人姿态则暧昧不清
  ■历史已然给了“70后”作家非常厚重的财富,可惜的是,大部分“70后”作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也许,提“70后”并不合适,事实上,我也认为,文学现场中的代际命名不过是权宜,它们很快便会失效。但是,我依然决定将这些文字以一种代际命名的方式出版,因为它的确曾是过去十年来的一种文学身份共同体的指认。
  “70后”与“60后”写作有明显不同。尽管两代人都喜欢提“个人写作”,但当年“60后”作家提出的“个人”是有指向的,而“70后”作家跟在“60后”的后面,依然强调“个人”,并未看到他们所面对的语境发生了变化。
  如果说,1960年代出生的小说家是以个人主义的姿态成功使自己的写作面貌一新,那么“70后”作家作品的个人姿态则暧昧不清,毕竟,在后者的创作语境里,“个人”与自我并没有前一代小说家所面对的场域。因此,当这一代人强调日常生活、迷恋物质生活,强调作为物质个人的自由和安逸时,有可能忽略或遗忘一种精神追求。文学写作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是作家面对社会的态度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我们的文字,会传达并注解我们与现实世界所发生的种种关系。因而,当我们强调个人,搁置对现实与历史的关注时,那很可能意味着我们的逃避与拒绝承担,以及放弃与世界的争辩。
  “70后”一代都成长于时间断裂处:中国社会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一代作家一度哀叹自己生存在夹缝中,这当然是事实,但夹缝的位置对于写作者而言并非不利,夹缝意味着他们正处在某个历史的节点。
  就此而言,历史已然给了“70后”作家非常厚重的财富,那是一种时代的馈赠。可惜的是,今天看来,大部分“70后”作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别林斯基说:“当我们的街道失火时,我们必须向着而不是背着火跑,这样才能和别人一道找出灭火的方法;我们必须像兄弟一样携手合作来扑灭它。”在别林斯基那里,“火”指的是现实,另外一个方面,也隐喻了难度,文学的难度。今天读来,许多“70后”的写作已成惯性写作,或者说,是放弃难度的写作。换言之,“70后”一代实在需要写作经验的苏醒和历史经验认知的苏醒。

  重写城镇生活

  ■对城镇生活的重写是近年来“70后”写作最为重要和关键的变化
  ■进入城镇中国的腹地,也进入了基层现实的内部

  20年来,“70后”作家都堪为当代文学的“乖孩子”、“好孩子”——他们有属于这代人对世界的理解方式和写作视角吗?他们是否能带给当代文学新鲜经验?诸多批评家在不同场合都对这代作家的创作表达过担忧和质疑。
  2009年,一些变化到来。当代文学涌入了许多新的“70后”面孔:李娟、路内、阿乙、曹寇、葛亮、张惠雯等。他们和先前活跃的魏微、金仁顺、鲁敏、盛可以、徐则臣、张楚等“70后”作家一起,构成了当代文学的“新势力”。他们的作品开始选择直面现实。值得关注的不是作家都瞩意于当下最热点的社会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作家的写作视角和书写路径,他们热切渴望书写的是这些社会事件之所以发生的缘由,渴望书写社会事件背后潜藏的那些隐而不显的场景。
  这些故事大多数发生在城镇。对城镇生活的重写是近年来“70后”写作最为重要和关键的变化。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是,当代最为活跃的“70后”作家及文艺家,魏微、鲁敏、盛可以、徐则臣、张楚、阿乙、曹寇,包括贾樟柯、韩松落等,都出身于小城镇。换言之,大部分“70后”文艺工作者都是此地生活的亲历者,他们是城镇何以变为“今天的城镇”的最直接的见证者。曾经的小城镇青年身份,曾经的小城镇生活,使得这代作家的作品具有十足的地气。从对城镇生活持续关注开始,这些“70后”新锐小说家开始正面强攻我们的时代,他们直接进入了城镇中国的腹地,也进入了基层现实的内部。

  长出新的筋骨

  ■有一些人开始慢慢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历史地位,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来路和去处
  ■这些变化使他们站在当代文学的最前沿,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坚力量

  近几年来,“70后”作家创作发生了更为明显的变化。
  徐则臣在《耶路撒冷》中,将个人放在一个更为宽阔的场域,那里不仅仅有历史的维度,还有世界的宽度;事实上,他们中有一些人开始慢慢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历史地位,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来路和去处。
  《慈悲》中,路内的工厂生活往前延伸到了父亲们的有毒气体车间,在那里,父亲们不只是父亲们,他们还是我们,与我们有血肉相联的一代人;《北鸢》中,1925年来的20年,不仅仅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更是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的抗战历史。尤其是在李修文的《山河袈裟》中,这位沉寂十年后重新出发的作家在前言中清晰记下了他的创作观念的变化——“我曾经以为我不是他们,但实际上,我从来就是他们。”他认识到“人民”的意义,“是的,人民,我一边写作,一边在寻找和赞美这个久违的词。就是这个词,让我重新做人,长出了新的筋骨和关节。”
  这是卓有意味的变化,这些作家不再仅仅认识到写作的个人性,更认识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很显然,这些变化使他们站在当代文学的最前沿,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坚力量。
  一个时代在慢慢来临。这是令人欣喜的。“一代人必须得寻找或开辟新的道路”,阿伦特说。她所说的一代人并不特指十年为限,她指的是同时代人在一个历史场域里面要试图审视和开辟新的道路。今天,之所以在书中重提“70后”,重新讨论他们的身份共同体,我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提醒我们这一代人——作为“背着因袭”的一代,我们是否肩住了“历史的闸门”?

  《众声独语:“70后”一代人的文学图谱》
  张莉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书摘

  路内小说不耽溺。节制使路内小说有了说服力。戴城里技校的生活,以及糖精厂的日常。在工厂里成长起来的青年尽最大努力地讲述着“我们”,以及和我们同龄人共同经历的年代,慌乱、不安,生命中有鲜血和离奇地死亡,也有着说不再见却突然面对面的境况。
  很庆幸,节制使路内小说的工厂生活叙述没有变成当下文坛特别耀眼的底层叙事标签,其实路内的小说某种程度就是一部“工人阶级”的成长史。这使小说的内在视角更有宽度,也使我们对往日生活的理解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确认。路内小说的内敛、克制以及某种隐隐的自嘲使我们对叙述人的“诚实品质”不得不予以信任。
  ——摘自 《卑微的人如何免于恐惧——路内论》

  小说家更迷恋的恐怕是日常二字。读葛亮的创作谈不难发现日常是这位小说家的关键词。有时候这日常于他是“七声”,是“他们的声音”,是“众声喧哗”;有时候这日常于他是“过于密集行动链条的末端,时刻等待着有一只蝴蝶,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扇动翅膀”;还有时,这日常于他是“经年余烬,过客残留的体香”,“是狭长的港口,和蜿蜒无尽的海岸线”。但无论哪种,最吸引他的恐怕是传奇背后的暗淡,又或者是平淡生活里的突然暗潮涌动。
  一如他的成名作《谜鸦》。那是一对青年夫妇的日常生活,伴随着乌鸦的声音,有非同寻常的故事走向,也有强烈的荒诞感。
  ——摘自《对日常声音的着迷——葛亮论》

  “希望在他们头顶掠过,如流星从夜空中陨落。”这是歌德的诗句,也是我对徐则臣小说中那些漂浮在北京的外乡人命运的感受。
  对北京城里“特殊”人群的关注,使徐则臣脱颖而出。在最初,他也许只是一群人生活的揭秘者,一种生活状态的刻画者;很快,读者们意识到,作为一个敏感的勤于思考者,徐则臣以他不断地努力完成着属于他个人的写作责任,发挥着属于他个人的写作才华:他的中短篇小说序列揭示着这个时代社会文化中被我们秘而不宣的那部分特质——那是关于过上好日子而不惜穷尽一切手段的生活状态,是关于底层向上层流动的探求。经由这样的人物系列,他的笔下显现出了与老舍那京腔京韵迥异、与王朔式京城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学想象。那是作为美好愿景的北京,那是作为攀比对象的北京,那是作为奋斗目标的北京,那是作为各种欲望搅拌器和巨大阴影存在的北京……关于北京的想象、传说,与许多在黑暗中奔跑着的族群一道,构建了徐则臣关于人与城的陌生想象。
  ——摘自《重构“人与城”的想象——徐则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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