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代猿骑图像研究  苏奎 成都博物院 顾名思义，“猿骑”是泛指猿猴骑在其他动物之上的情形。尽管“猿”与“猴”之间有所差异，但是古人在记述和描绘它们时却常常不加以区别。这在考古材料当中也可以得到佐证。有鉴于此，这里所说的“猿”实际上是指向“猴”。要知道，猴子是国内常见的动物，在汉代的滇国、西蜀和中原等区域都有生存。它轻灵黠慧、善于攀跃，颇惹人喜爱。其图像被广泛装饰于两汉时期的带钩、玉璧、漆木雕、陶灯和钱树等器物之上。然而，“猿骑”图像却在汉代考古材料当中颇为奇特、少见。于是，它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和探讨。 实际上，这一话题是从所谓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中的“猴子骑马青铜饰”引发而来的。最早，在田广金和郭素新所著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1986年）中，提到了三件被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骑马铜饰征集品 [1] 。其骑者的形象被后来的一些学者认为是猴子。众所周知，猴子并不生活于北方草原地区。于是，猴子与马的组合关系便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起初，有三位日本学者考证认为，它是源自印度的“猴避马瘟”观念 [2]。1998年，王迅先生注意到了另外两件相似的骑马铜饰。它们分别是1990年宁夏西吉玉桥村采集到的一件和南西北利亚米努辛斯克发现的一件。在考证之后，他认为这种铜饰“很可能是受塔加尔文化影响而产生的”[3]。然而，上述“猴子骑马青铜饰”在年代上存在争议。林沄先生在经过梳理之后发现，迄今所知的此类器物均为征集品，从来没有在墓葬中发现过。尤其，美国赛克勒收藏的一件材质为黄铜，然而这种材质在唐代以前是不用来制作护身符的 。据此，他认为这种垂饰的年代很晚，其确切的年代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4]。那么，“猴子骑马青铜饰”的来源等问题需要重新考虑。 无论如何，上述有关猴子与马组合关系的探讨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最近，有两位学者进一步就汉代的猿骑图像进行了探索。2009年，在美国学者艾玛·邦克女士的启发之下，邢义田先生进一步考察了汉代的陶俑和画像等材料中的“猴与马”组合造型。在结论里，邢先生认为汉代造型艺术中已存在着“马上封侯”母题 [5]。2014年，王子今先生借助汉代画像资料，考证了由晋至宋文献当中记载的“猿骑表演”，并认为它在汉代就已经存在。然而，这些研究多少存在混为一谈的情况，即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甚至不同类型的猴子与马组合关系缠绕在一起。 通过对汉代考古资料的检索，笔者发现猴子所骑的对象并非只有马，而且还有骆驼。如果将猴子骑马类型解释为“马上封侯”的话，那么猴子骑骆驼类型又作何解释？另外，笔者还发现猴子骑在马背上的姿势，不仅有行走的情形（下文称为“走式猿骑”），而且还有端坐的情形（下文称为“坐式猿骑”）。如果将“走式猿骑”解释为“猿骑”表演的话，那么“坐式猿骑”又作何解释？实际上，猴子所骑对象不同的背后和猴子骑马不同姿势的背后，不仅存在着年代早晚的差异，而且还蕴藏着来源和内涵的不同。因此，它们都需要单独进行梳理和分析。 只是，为了便于研究的开展，本文主要是从猴子骑马图像入手，然后再考察它与猴子骑骆驼图像之间的关系。 一、坐式猿骑图像 对于猴子正坐在马背上的图像，目前发现有两类考古材料需要进一步确认。 （一）骑马陶俑类 2005年，西安南郊缪家寨杜陵邑西汉晚期以后的厕所遗址出土了一件骑马陶俑。为黄褐色釉陶质，捏塑而成，细部简单刻画。马作昂首状，背上的骑者为圆眼尖腮，面向左侧，长3.9厘米，高4厘米 [6] （图一，1）。原简报将马背上的骑者视为猴子。对此，邢义田先生持肯定态度，并成为了他立论的重要依据之一。 然而，这件器物的发现让笔者联想起了西安地区发现的其余两件骑马陶俑。其一，2002年咸阳渭城区周陵镇西汉中期至新莽时期墓葬M64出土一件。它也是釉陶质，长5厘米，高4.6厘米 [7] （图一，2）。其制法和造型与上述杜陵邑那件如出一辙，尤其是手执缰绳的细部。只是，骑在马背上的形象颇似深目高鼻的胡人。其二，1998年陕西省交通学校新莽至东汉初年墓葬M198出土一件。黄色釉陶质，模制而成，长6.3厘米，高5.7厘米。马颈背的鬃毛与上述两件骑马陶俑如出一辙。只是，骑在马背之上的人物是一位侧坐的头戴巾幘老妇人，身穿宽长袍 [8] （图一，3）。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件骑马陶俑的体量都差不多，其长度仅相当于食指长。但是，二者的制作方法却略有差异。其中，前者的体量略小，其制作过程倾向于写意性；后者的体量略大，其人物刻画比较靠近写实性。 相比较而言，西安杜陵邑这件骑马陶俑比咸阳周陵镇那件还要略小一些，其写意性制法显然毋庸置疑。那么，其马背上的骑者形象也就存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也就是说，骑者的形象既有可能是猴子，也有可能是胡人。尤其，西安周围地区汉代以前的墓葬当中确实出土了胡人骑马的陶俑，亦可为证。1995年，咸阳东北的塔儿坡战国秦墓中出土了两件被视为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骑马陶俑。二者的形制和大小基本相同，高约22厘米，长约18厘米 [9] （图一，4）。由于其体量较大，那么骑者的形象刻画就非常明确。从骑者的面部特征和衣着装饰等情况来看，他确实是北方地区与匈奴有关的游牧民族 [10] 。 至于，邢义田先生所提到的另一个重要立论依据，即2004年他在河南博物院参观时所拍摄的一件猴子骑马陶俑 [11] （图一，5）。通过对其所拍摄的照片进行观察，笔者认为它应该是两件不同的南阳出土器物被拼凑在了一起，从而误导了邢先生的判断。另外，日本学者广中智之在2003年提到新疆约特干征集的猴子骑马陶俑和猴子骑骆驼俑 [12] ，同样存在形象辨认和年代判定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暂不将其纳入考察范围之内。 总的说来，即使杜陵那件骑马陶俑是猿骑陶俑的话，那么也存在孤证难立的困境，无法进行深入探究。  图一 骑马陶俑 1. 西安南郊杜陵邑西汉晚期厕所遗址出土 2. 咸阳渭城区周陵镇西汉中期至新莽时期墓出土 3. 陕西省交通学校西汉中期墓葬出土 4. 咸阳东北塔儿坡战国秦墓中出土 5.河南博物院展出（邢义田先生拍摄） （二）骑马带钩类 2011年，四川宜宾屏山县桥头沟遗址西汉早期墓葬M21出土一件骑马带钩，长6.2厘米，宽3.4厘米 [13] （图二，1）。同样的带钩于2014年江苏宿迁晓店镇三台山汉墓M19出土一件，残长5厘米 [14] （图二，2）。二者的造型和纹饰都完全一致，只是细部略有差异。尽管骑者的形象有点模糊不清，但是其头部的鼻吻都比较突出，且两耳都比较大。笔者认为，它应该是猴子的形象。如若无误，此种型式的带钩可以称为“猿骑带钩”，属于“异形带钩”一类。 通常，形制独特的带钩应该是有着明显的地域性。有意思的是，四川宜宾那件猿骑带钩正好处于汉代猴子生活的几大区域之内。笔者认为，这恐怕不是一种巧合。它很可能表明，此类带钩的来源地应为四川。根据王仁湘先生的研究，“巴蜀带钩并非全由外地输入，也有在本地制作的”[15]。据此推测，此种猿骑带钩应该是四川本地的杰作之一。那么，江苏出土那件则应该是由四川流通过去的。希望这一看法将来能够得到更多考古材料的检视。 通过资料的查找，笔者发现上述两件猿骑带钩的造型与河北燕下都郎井村10号作坊遗址出土的战国晚期骑马带钩非常相似[16]（图二，3）。就马腿的组合数量而言，彼此均表现出前后各一只腿。就骑者的动作姿势而言，彼此均表现出右手执缰绳、左手拍马臀、左腿弯曲上提。由此可以看出，它们的制作匠意是如出一辙的，属于同一带钩制作传统。只是，彼此之间的制作年代存在早晚差异。其背后反映的是它们制作地域的不同。据此笔者进一认为，前两件猿骑带钩应该是在燕下都骑马带钩的影响之下，于四川本地铸造的。换而言之，它们应该是属于大传统之下的两个地域性小传统，甚至可以被视为是南北两个系统。 需要顺便提及的是，河北燕下都骑马带钩之上的骑者形象较为特别。其大圆头的造型让笔者联想到了另外两件相似的骑马带钩。其一是1956年内蒙古集宁市二兰虎沟西汉墓出土的一件，长5.2厘米，宽3厘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17]。其二是在艾玛·邦克女士主编的《赛克勒收藏的欧亚大陆草原地区东部的古代青铜器》一书中提到的一件，长4.4厘米，宽2.9厘米[18]（图二，4）。此前，艾玛·邦克女士和邢义田先生都曾推测后者可能是来自中国或者中原。但是，二者的论说都没有找到直接证据。实际上，河北燕下都骑马带钩的发现，基本上可以证明他们的推测。从骑者形象来说，它们应该是源自河北燕下都骑马带钩的制作传统，即属于北方系统。但是，它们与后者之间又存在较大的差异。就马腿的组合数量而言，前者是将四只腿全部表现出来，而后者仅表现出前后各一只腿。就骑者的动作姿势而言，前者为右手上举执缰绳、左手亦上举，而后者为右手执缰绳、左手拍马臀、左腿弯曲上提。要知道，细部差异的背后不仅蕴藏着制作年代的不同，而且蕴藏着制作地域的不同。从相对年代来看，它们略晚于燕下都骑马带钩。加之，内蒙古那件出土的地域性似乎暗示出了其制作的地域性。据此笔者进一步认为，它们应该是在燕下都骑马带钩的影响之下，于北方草原地区进行仿制的。其制作年代应该略晚，但是它们不会晚于西汉中期。  图二 骑马带钩 1. 四川宜宾桥头沟西汉早期墓葬出土 2. 江苏宿迁三台山汉墓出土 3. 河北燕下都郎井村10号作坊遗址出土 4. 美国赛克勒博物馆收藏 总起来看，坐式猿骑图像是存在的。它主要见于带钩之上，其年代可以早到西汉早期。另外，陶俑当中也有存在可能，只是年代略晚一些。二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目前，尚无法根据现有的资料弄清楚。此外，囿于猿骑带钩所属墓葬资料尚未正式发表，其相关研究也就暂时无法开展，比如其使用者身份和文化内涵等。 二、走式猿骑图像 对于猴子行走在马背上的图像，目前仅在河南新密东汉画像砖上有发现 [19]（图三），现藏于新密市博物馆。该砖的左侧有一人骑马反身射虎（虎出现在相邻的另一块砖上），右侧有一只猴子行走在马背之上。最早，邢义田先生注意到了它，其出发点是将其视为“马上封侯”和“射猴射爵”结合在一起表达相似寓意的例子。后来，王子今先生根据猴子行走在马背上的动作姿势，将其与东晋陆翙所撰《邺中记》的相关记载联系起来。《邺中记》载：“又伎儿，作猕猴之形走马上，或在胁，或在马头，或在马尾，马走如故，名为‘猿骑’。”[20]在这里，表演马戏的伎儿像猴子一样，平稳地行走在前行的马背上。此情形的相似记录在文献当中一直延续到了宋代。笔者认为，“作猕猴之形”一语就道出了这是人在模仿“猿骑”。但是，如果以此来逆推新密画像砖上的猿骑图像为“猿骑”马戏的话，则无法成立。这可以从下文的考察中见到。  图三 河南新密出土的东汉画像砖 通过考古资料的检索，笔者发现这种猿骑图像实际上在西汉中期的错金银车饰上就已经出现了。这是以往学者们所没有注意到的。在目前能够见到的西汉错金银车饰当中，有三件器物的第三层图像存在猴子行走在骆驼背上的图像。它们分别是：1999年前后，河南永城黄土山二号墓出土的一件车饰（编号为M2：560） [21] （图四）；1927年以前，朝鲜平安南道大同江畔墓葬出土的一件车饰，现藏于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博物馆 [22] （图五）；英国伦敦埃斯肯纳齐古董行收藏的一件车饰 [23] ，曾在日本美秀美术馆展出过（图六）  图四 河南永城黄土山二号汉墓出土车饰图像及第三层的猿骑骆驼图像  图五 朝鲜平安南道出土车饰图像及第三层的猿骑骆驼图像  图六 英国伦敦艾斯肯纳齐古董行收藏车饰图像及第三层的猿骑骆驼图像  图七 河北定县三盘山出土车饰图像及第三层的人骑骆驼图像 这些车饰都是伞柄铜箍，是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日常生活用器上的装饰部件。它们的长短基本一致（长26厘米左右），只是直径大小略异。它们的图像内容、风格特征和错金银制法都如出一辙。根据相关墓葬资料，我们基本上能够判定它们的来源。其中，河南永城黄土山二号墓主人为西汉中期梁国某代梁王的王后。与之风格相似的错金银车饰，还有1965年河北定县三盘山122号墓出土的一件 [24] （图七）。其墓主人为西汉中期中山国靖王刘胜后代某中山王，尤其是康王昆侈的可能性最大 [25] 。根据这两件有明确出土背景的车饰，笔者初步认为：一、它们应该是出自同一工匠之手，或者是根据同一粉本创作而成。那么，朝鲜出土那件和英国收藏那件也都应该是如此。并且，它们最初都应该是来自河南、河北等地。二、它们的年代基本接近，大致在西汉中期，即公元前100年前后。三、其制作者并非一般工匠，而是来自梁国或者中山国王室的御用工匠。并且，他们都有很高的绘画修养和造诣。 在明确了这些车饰的来源之后，我们再来看其图像内容。它们都是以山峦、树林和云气为背景，配饰以人物、动物、狩猎等图像。整个画面繁复精美、错落有致、栩栩如生、主题鲜明、大同小异。此前，刘敦愿先生从绘画角度对其中的河北三盘山车饰作了详细、准确的解读，并称赞其为“西汉动物画中的杰作”[26]。这为其他车饰图像的认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基本上可以说，每件车饰都是一组典型的山林野趣与娱猎祥瑞组合图像。它们既有人与动物的关系，也有动物之间的关系。并且，在这两种情况之中，既有紧张的矛盾关系（比如骑马射虎狩猎图和虎牛搏斗图），也有和谐的共处关系（比如骑象图和猿骑图）。当然，各层都有一个突出的主题，它们分别是：第一层主要表现骑象图；第二层主要表现骑马射虎狩猎图；第三层主要表现猴子走在骆驼背上图；第四层主要表现朱雀含珠图。其中，第三层的猴子行走在骆驼背上的形象即为猿骑图。只是，各车饰上的猿骑姿态略有差异。就骆驼而言，或下山，或前行；或缓行，或快跑。就猴子而言，或在前背，或在腰背，或在尾背。其具体组合情况可以从插图中见到。有意思的是，河北三盘山车饰第三层骑在骆驼背上的是人，而不是猴子。笔者认为，它们应该是同一母题在不同器物之间的嬗变。这种情况在朝鲜那件车饰上也可以见到。其第一层的较大图像为朱雀图，而其他几件车饰同一位置为骑象图。这些都证明，制作工匠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他既参考粉本，又不完全遵循粉本。就猿骑图像而言，它只是整个车饰图像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不同的姿态则是工匠独具匠心和绘画造诣的体现。 尽管这些车饰图像是用错金银的形式来表现，但是其图像纹饰内容、表现技法和风格特征等方面，却与同时期王室贵族日常生活当中的漆器锥画有着较多的相似之处。这就表明，西汉中期社会上层日常生活当中曾经流行山林野趣与娱猎祥瑞组合图像装饰系统。那么，上述错金银车饰图像与同时期的漆画和漆器锥画，以及墓葬当中的壁画、棺画和帛画等绘画表现形式同样重要，应为汉代绘画艺术的珍稀之物。因此，它们对于汉代艺术史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本文对汉代猿骑图像的研究，也是在系统研究这批错金银车饰过程中所考察的一个小母题。 “事不孤起，必有其邻”，此画像砖上猿骑图像旁边的骑马反身射虎狩猎图像也见于上述车饰图像的第二层（图八，1）。此外，类似的情形还见于河南南阳及周围一带的西汉晚期至东汉初年画像砖上。其中，骑马反身射虎狩猎图像（图八，2）、动物追逐图像（图九）和虎牛搏斗图像（图一○）等母题[27]，均取材于上述车饰图像的各部分。可以说，它们都是同一母题在不同材料之间的传递。这与郑岩先生在墓葬壁画起源研究中注意到的现象相类似。郑岩先生认为：“相近的图像在不同材料之间的传递，以及由此导致的新形式的产生，是中国考古学和美术史上值得进一步注意的问题。”[28]回过头来我们再看，这些山林野趣图像由生活装饰向墓葬装饰的转化，笔者认为它是在事死如生观念影响之下的结果。甚至，部分母题通过了拆分与重组而产生了新的图像模式，比如在虎牛搏斗图像、骑马反身射虎图像等中间植入双龙穿璧图像而产生的新组合图像[29]。当然，其文化内涵就有发生变化的可能。  图八 骑马反身射虎狩猎图像比较 1. 西汉车饰第二层的骑马反身射虎狩猎图像（以河北定县三盘山出土车饰为例） 2. 河南画像砖上的骑马反身射虎狩猎图像  图九 动物追逐图像的比较 1. 河南画像砖上的动物追逐图像 2. 朝鲜平安南道出土车饰上的动物追逐图像 3. 河南永城黄土山二号墓出土车饰上的动物追逐图像 图一〇 虎牛博斗图像的比较 1. 河南画像砖上的虎牛博斗图像 2. 河北三盘山车饰图像第四层的虎牛博斗图像 根据上述几个方面风格特征的相似性，笔者认为新密画像砖上的猴子行走在马背上图像，应该是源于西汉车饰上的猴子行走在骆驼背上母题。只是，这些画像砖是出自河南民间具有一定绘画功底的工匠之手。其制作的精美程度、匠意把握以及题材规模，均明显逊于西汉中期的车饰图像。那么，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初年，猿骑载体由骆驼变为马，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其整体文化内涵并未随载体的变化而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图像传播现象，在汉代美术考古研究中并不少见。不过，其整体文化内涵并未随局部表现形式的变化而变化。可以说，这种情形应该算是变化惯例之外的特例，尤其需要谨慎对待。 众所周知，骆驼是来自我国的西部，甚至更遥远的西方（中亚一带），被誉为“沙漠之舟”。它在我国内陆的出现，则通常被视为“奇畜”（《史记·匈奴列传》），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30]。尤其，在西汉时期，骆驼及其图像还成为了统治阶层的珍爱之物。并且，这也得到了考古材料的证实。其中，陕西咸阳西汉昭帝平陵二号丛葬坑中出土了大量双峰骆驼的骨骼[31]，以及三号丛葬坑出土了四件双峰骆驼驾车的木模型[32]。另外，河北满城二号汉墓出土了的双峰骆驼图像铜熏炉 [33]、江苏大云山江都王陵汉墓出土了的双峰骆驼器座[34]、安徽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墓出土的鎏金骆驼纹铜牌[35]和山东临淄西汉初年齐王墓出土的骆驼纹鎏金节约[36]。由此看来，骆驼图像出现在西汉中期梁国或者中山国王室日常生活的车饰之上，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只是，猴子骑骆驼图像最早出现在错金银车饰上，应该是与诸侯国王室工匠对骆驼和猴子的细致观察有关。匠师们在迎合主人喜好的基础之上，创作时进行了想象的升华。他们将温顺执拗的骆驼与聪明灵巧的猴子结合在一起，是动物之间和谐共处的油然而生再现，可以说是巧夺天工。这就是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体现。在文献当中，猴子骑骆驼图像并没有相应的记载。如果不是上述车饰的发现，恐怕新密画像砖上的猴子骑马图像很难得到正确的解释。 文献资料表明，东晋《邺中记》记载的猿骑马戏是社会底层艺人谋生的奇技淫巧。它应该是在汉代马戏基础之上发展的产物。“作猕猴之形”一语非常形象的道出了杂技艺人是在模仿表演。如果它与上述画像砖上的猿骑图像确实有联系的话，那么其“猿骑”马戏应该也是从西汉山林野趣中的猿骑逐渐演化而来。但是，其意义已由山林野趣转变为了乐舞百戏。这就是艺术对社会生活的反馈。它促进了汉晋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总的说来，“走式猿骑图像”并不神秘。最初，它源自中原的猴子骑骆驼图像，是山林野趣的艺术化再现。显然，它的出现与“猴避马瘟”观念和“马上封侯”寓意等都没有直接联系。即便是“猿骑”马戏表演之说可能与它有一定的联系，但应该也只是“流”的问题了。 三、结语 综上所述，猴子坐在马背上的猿骑图像年代较早，其源产地为四川。猴子走在马背上的猿骑图像年代略晚，其源产地为河南。目前，彼此之间仍看不出有何直接的联系。基本上可以说，它们应该是有着各自的匠意来源和文化内涵。当然，本文对于汉代猿骑图像的研究仍然是初步的，期待方家的指教。 注解 [1] 田广金、郭素新著：《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34～136页。 [2] [日]石田英一郎：《河童驹引考——比较民族学的研究》（新版），岩波书店，1994年，第220～233页；[日]井本英一：《狷の话、东よ西》，《大法论》59卷2号；[日]增田精一：《日本马事文化の源流》，芙蓉书房出版，1996年。 [3] 王迅：《鄂尔多斯猴子骑马青铜饰与<西游记>中弼马温的由来》，见《望远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431～434页。 [4] 林沄：《所谓“青铜骑马造像”的考辨》，《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4期。 [5] 邢义田：《猴与马造型母题：一个草原与中原艺术交流的古代见证》，《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26），2009年，第193～224页。 [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南郊缪家寨汉代厕所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2期。 [7]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机场高速公路周陵段汉唐墓清理简报》，《文博》2003年第2期。 [8]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等编：《长安汉墓》，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24页。 [9]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塔尔坡秦墓》，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25～128页。 [10] 赵斌：《咸阳塔儿坡战国秦墓出土骑马俑族属考辨》，《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4期。 [11] 邢义田：《猴与马造型母题：一个草原与中原艺术交流的古代见证》，《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26），2009年，第197、218页。 [12] 广中智之：《和田约特干出土猴子骑马俑与猴子骑驼俑源流考》，《西域研究》2003年第1期。 [1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考古宜宾五千年》，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119页。 [14] 王宣波：《三台山森林公园发现“马上封侯”铜带钩一件》，宿迁文化网，2014年11月。 [15] 王仁湘：《带钩概论》，《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 [1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燕下都》，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408页，图二四九，15。 [17]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华夏之路》（第二册），北京：朝华出版社，1997年，第167页。 [18] Emma Bunker, Ancient Bronzes of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s from the Arthur M.Sackler Collections, New York, 1997, p. 298, No. 277. [19]《中国画像砖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河南画像砖》，成都：四川出版集团，2006年，图版第64页。 [20] 见《丛书集成初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804册，第4、5页。 [2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永城黄土山与酂城汉墓》，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56、57页。 [22] 东京艺术大学编：《东京艺术大学藏品图录》，东京：东京艺术大学，1978年，第5册，第316页。 [23] 李学勤、艾兰编著：《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374页。 [24] 河北省博物馆等编著：《金银错狩猎纹铜车饰》，《文物》1973年第6期。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河北考古重要发现：1949～200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62～165页。 [25] 巫鸿：《三盘山出土车饰与西汉美术中的“祥瑞”图像》，见《礼仪中的美术》，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44～146页。 [26] 刘敦愿：《西汉动物画中的杰作》，《美术研究》1984年第2期。 [27] 《中国画像砖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河南画像砖》，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图版第25、50、51、69、81、116。 [28] 郑岩：《关于墓葬壁画起源问题的思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3期。 [29] 《中国画像砖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河南画像砖》，图版第117、120。 [30] 齐东方：《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骆驼》，《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6期。 [31] 庞博：《汉昭帝平陵陪葬坑出土大批骆驼骨骼》，《中国文物报》2001年12月7日第1版。 [32] 袁靖：《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新发现与新进展》，《考古》2004年第7期。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56页。 [34] 南京博物院等：《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考古》2013年第10期。 [35]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36] 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引用请核对原文！ 责任编辑：张官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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