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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去平生四百州， 几曾回首剑门楼。 公元1056年，春。 十九岁的苏轼，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离开四川眉山，赴开封赶考。作为一名传说中出生时自带异象（眉山草木为之枯）的神童，我们可以想象他当时的心情——激动、兴奋，可能还有一点忐忑。我猜测他当时大概满眼都是大宋四百军州，少有回望家乡吧。 哪一位少年又不是如此呢，何况他是苏轼。 果不其然，一切都如意料中顺利，除了省试的时候“仅仅”只考了第二名以外。这个第二名还是因为主考官欧阳修一个美丽的误会，他误以为这么好的文章，肯定是他的学生曾巩写的，为了避嫌，有意压了一压。 倒不能说醉翁自我感觉良好，毕竟曾巩后来与老师和苏轼同列“唐宋八大家”，也是毋庸置疑的高手。苏轼的实力由此可见一斑。 苏轼的考霸之路还在继续，顺利考中进士后，他又以大宋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通过了制科考试。所谓制科，是朝廷选拔“非常之才”的考试。据不完全统计，宋朝先后一共录取了4万多名进士，而通过制科的有多少人呢？41人！何况还是以破记录的成绩通过，简直是战斗机中的压路机！ 这个时候的苏轼，哪里是一句春风得意能形容的。当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在写给朋友的信里说，读苏轼的文章“汗如浆出”，酣畅淋漓，还说自己“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这也是“出人头地”的来源。 如果说主考官欧阳修与苏轼有师生之谊，评价可能不那么客观的话，再来看看大宋那一届的终极BOSS——仁宗皇帝的评价：“今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位矣！”嗯，除了苏轼，另一位是他弟弟苏辙，剽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有着盖世的才华，加之闪烁着钻石光芒的学历，这个时期的苏轼远没有后来熬红烧肉的东坡可爱。骄傲，直率，锋芒毕露，也多少有一点恃才傲物，有两件小事可见一斑： 在殿试的时候，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行文汪洋恣肆，但用了一个“三杀三宥”的典故，说皋陶三次判人死刑，尧帝三次宽恕。结果所有的考官都不知道这个典故的出处，但又不敢说没有，只以为自己没有苏轼广博。 考试结束后，欧阳修追问苏轼，苏轼理直气壮地说是自己编的，编的，编的……这倒是与我们写作文的时候引用名人名言“沃兹基·索德”（我自己说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后来少年得意的苏轼参加工作，在凤翔府任通判，与太守陈希亮不对付，因为什么呢？可能是嫌陈希亮太古板吧。中秋节的时候，太守开茶话会，结果就苏轼一个人不给面子没去，太守毫不客气开出了罚单“罚铜八斤”，多少钱呢，差不多不到两贯，按购买力平价估算，相当于现在的900元（原谅一位金融理工男的执拗……）。 这下苏轼就更不痛快了，不久，太守修了一座凌虚台，作为重要的政绩工程，需要人写文案。这个任务理所当然落在了大才子苏轼头上。结果苏轼在文章里面含沙射影、指桑骂槐： 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看不懂？没关系，翻译一下：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如此政治不正确的文案，陈希亮怎么处理的呢？一字不易，勒石为记，制碑立在了凌虚台旁边，因为文章是真的写得好。果然，千年之后，台和碑早就堙没了，这一篇《凌虚台记》依然流传了下来。 这样的性格下，惊世的才华真不一定是好事。遇到陈希亮这样的君子还好，等到后来遇到小人，再牵连进党争，真是被折腾得欲仙欲死。不过倒是很大程度实现了踏遍四百军州的初衷，只是多为贬谪、流放而已。后来他去世前几个月总结自己的一生也说：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乌台不见峨眉雪 贰 公元1079年，腊月。 开封御史台监狱，漫天大雪，因漫天乌鸦而得名“乌台”的御史台，早已不见鸦影。已经被关押了一百多天的苏轼对着面前的一条熏鱼，悲恸不已。原来，为了面对死亡的时候能从容一点，苏轼与在狱外奔走营救的儿子苏迈约定，如果朝廷判决死刑，就送一条鱼。结果这一天猝不及防就见到了一条鱼。 其实这事完全是一个误会，苏迈盘缠用光了，出城筹钱，委托亲戚送饭，又忘记叮嘱亲戚这个约定，以致乌龙。但苏轼是真的以为死期将至，在漫天的大雪里，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起家乡峨眉山顶的残雪。 苏轼本来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甚至连自杀的青金丹都偷偷埋在了地下。但真到了这一刻，惶恐、委屈、不舍还是不可抑制，写给苏辙的绝笔诗尤为凄凉动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 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 更结来生未了因。 当时他为什么没有服下事先藏好的青金丹（也幸好没有服）？可能还是由于恐惧。苏轼一贯真实、可爱，与浩然正气的儒士和坚贞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相比，更像一个真正的人。 此时离苏轼高中进士已经二十三年了，由于王安石变法掀起的滔天巨浪，席卷了整个北宋王朝，党争日益残酷，苏轼疏狂的个性又极易招祸。此次入狱的起因尤为可笑。他到任湖州知州的时候，向神宗皇帝上谢表，其中有两句：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 自谦之中有些许牢骚，同时一如《凌虚台记》的辛辣文风，对朝中以变法为名的新党充满讥讽。平时私下流传的诗文也就罢了，在正式的公文中这么写，完全是将把柄予人。朝中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以妄议中央的罪名弹劾苏轼，并将其诗集中所有似是而非的诗句掰碎了、揉开了作为罪证，最终逮捕下狱，并要论其死罪。 其中将描写桧树根须穿凿成讽刺君王，将描写小儿学语牵扯到青苗法，不一而足，如果不是宋史所载，真以为是清朝大名鼎鼎的文字狱。虽然以苏轼的个性和文风，其中确有不少讽喻之作，但这本是诗人常事，“三吏三别”、《卖炭翁》一样流传千古。也不知道宋太祖誓碑所载“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当时还在太庙否。 由于李定之流所为太过下作，突破了官场底限，上书营救苏轼的人很多，因此官司迁延日久。有意思的是，积极上书奔走的人中，除苏辙等至亲挚友外，多有苏轼口中“新进”之人上书，甚至新法的精神领袖王安石也上书“圣朝不宜诛名士”，病中的太皇太后也要求“无须大赦祈福，赦免苏轼一人足矣”。已骑虎难下的神宗就坡下驴，将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叁 故垒长歌赤壁秋 公元1079年，除夕。 苏轼终于出狱。但被勒令大年初一出发，风雪下黄州，开始了余秋雨所言的“突围”。 黄州的日子是苏轼一辈子的巅峰，也是东坡居士的诞生地。词中神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古文巅峰前后《赤壁赋》，“天下第三行书”《寒食帖》都是在黄州所作。 经历了生死之间大恐怖的苏轼在黄州顿悟、蜕变、超脱。但黄州刚开始的面貌也并不可爱。初到黄州，苏轼又上谢表，这次老实多了，一点多余的都没说： 臣轼言：去岁十二月二十九日，准敕，责授臣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佥书公事，臣已于今月一日到本所讫者。 此时，孤身一人的苏轼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借住在定慧寺禅院。也就是在这里，写下了他在黄州的第一阙词《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词中诉尽了孤寂、愤懑，但又自有高洁之气。 随着家人的到来，苏轼的心情慢慢开朗了一些，毕竟乐观、开朗是刻在骨子里的。少年登第的风光，仕途辗转的潇洒，指点江山的意气，都慢慢离他远去，他开始面对真实的生活。没有祥林嫂似的控诉，也没有矫情的所谓“出世”，他是真正看开了、悟透了。 他找黄州知州租了50亩荒地，由于这块地在城东，因此取名“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这个名字其实源自白居易。不过乐天居士的东坡是种花的，苏轼的东坡却是为了养家糊口。 他在东坡种地，与三教九流为友，诗酒趁年华。他写“大江东去”，写“多情应笑我”，写“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写“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越来越快乐，越来越逍遥，曾经的锋芒已经不见丝毫。 当然，偶尔也哀怨牢骚几句，但醉过了也就算了。他写“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知州还以为他跑路了，匆忙去看，却只是喝多了。 如果要我选印象最深的黄州东坡词，并不是《赤壁怀古》，而是两阙《定风波》，既有故事，又能恰如其分展示东坡当时的心情和境界。一阙写尽了洒脱：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阙词背后的故事有点搞笑，源自某位网友的考证。词序言里面介绍说是“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他当时去沙湖干什么呢？是去买地的。网友将其与东坡的另一阙词《浣溪沙》“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联系起来了，因为这一阕词刚好写于同年同月，是写给一位医生的，这一阙词的序言说的是“沙湖……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得疾（去看田地的时候生病了）……遂往求疗”。眼尖的网友发现，他“一蓑烟雨任平生”之后就生病了，喝酒、吹风、淋雨，肯定是感冒了嘛…… 另一阙《定风波》则是满满的恬淡温馨：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这是送给好友王巩和其侍妾柔奴的。王巩是苏轼受乌台诗案牵连的朋友中，处罚最重的，甚至比苏辙都重。王巩被发配岭南宾州，一个儿子夭折在了宾州，另一个儿子夭折在了老家，王巩本人也差点病死在宾州。苏轼内疚至极，甚至都不敢给王巩写信。 结果王巩给苏轼寄来了在宾州的诗集，中间并无愤懑、颓丧，尽是“丰融平和之音”，苏轼大为心折。后来王巩遇赦返乡，路过黄州去看苏轼。苏轼发现王巩两口子完全不像历经风尘的样子，就问及岭南风土，柔奴回答：大抵心安处，便是吾家。苏轼为之叹服，填了这一阙《定风波》，既是对知音的赞赏，也是自己内心的共鸣。 自古江山多妩媚， 从来诗酒最风流。 肆 公元1084年，四月。 苏东坡终于离开了黄州，但也只是受命移至汝州安置。此次途中虽然也受尽颠沛流离之苦，甚至朝云与苏轼的幼子苏遁也在去汝州途中夭折。但总的来看，此时的东坡，心境与当初风雪下黄州相比，已平和得多了。 一路徐行，一路访友。告别黄州，写下了“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路过庐山，写下了“不识庐山真面目”。路过石钟山，写下了《石钟山记》。其中最能反映他心境的，是当年年底，与友人唱和的一阙《浣溪沙》： 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一句“人间有味是清欢”，道尽了红尘奢恋和人世繁华。 离开黄州的东坡，并没有得到什么安宁。虽然随着神宗驾崩，旧党魁首司马光上台秉政，苏轼有过短暂的起复。但这只是肉食者的一厢情愿——别以为当时迫害东坡的是新党，他就自然会归附旧党。东坡从来是论事不论人，论迹不论心。新法确有害民的时候，他批评新法。旧党废尽新法的时候，他又说其实有些变法是好的。 有人评价说东坡在政治上幼稚，不懂站队。其实这恰恰是政治上的成熟，他有独立的人格，有自己的抱负和坚持，真正做到了孟子说的“威武不能淫，富贵不能屈”。他是看透，不是屈服，是超脱，不是麻木。洗去功名利禄的尘埃，家国天下的情怀更洁净了。 随着新旧两党你放唱罢我登场，两边不讨好的东坡继续他的放逐生涯。泗州、常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惠州、儋州……真是恨不得踏遍四百军州了。 历史上，与他有相似经历的诗人不少，但少有流离到这个程度的。从他个人来看，当然不幸。但从诗词来看，是中国文化的大幸。大好河山，历来吟咏者众，但总脱不开“仕”、“隐”二字，李商隐也说“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 吟咏江山，要不就是怀才不遇的感叹，稼轩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却是为了说“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知我者，二三子”。要不就是不如归去的情绪，张志和说“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却是为了说“斜风细雨不须归”。唯有东坡，真正超脱了这两种情绪，当之无愧的“从来诗酒最风流”。 一路行来，让他做事，就尽心施政，不让做事，就寄情山水。不怨天，不尤人，不求仕，也不求归。虽然他有的时候也问：“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但大部分时候，他的诗词却别具禅味，越来越超脱。一阙《望江南·春未老》就是代表：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伍 熙宁元祐皆尘土， 苏海韩潮夜夜浮。 公元1096年，七月。 是年，惠州大疫，不离不弃陪伴了东坡二十多年，经历了他全部的失意和落魄的朝云，不幸病逝。曾经以为自己早就看淡生死的苏东坡，犹自肝肠寸断。 那个给了他“淡妆浓抹总相宜”灵感的少女，那个说出了“一肚子不合时宜”的红颜知己，那个唱不尽“天涯何处无芳草”的知音，竟然先于垂垂老矣的东坡而去。 东坡将其葬于惠州栖禅寺的松林里，并作一挽联： 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世人皆知东坡为第一位妻子王弗所作的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写得动人心魄。但少有人知，他晚年写给朝云的悼亡词《西江月·梅花》也毫不逊色，甚至在含蓄悠远上更胜一筹： 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迁时过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 素面翻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送走了朝云的东坡，也快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这一路走来“身行万里半天下”，他送走了第一任妻子王弗，第二任妻子王闰之，还有朝云。还送走了幼子苏遁。 就这样了吧！ 在被贬到天涯海角以后，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大赦天下，东坡北返。途中于常州病逝。 传说中病逝前几日，东坡给小儿子苏过写下《观潮》一诗： 庐山烟雨浙江潮， 未到千般恨不消。 到得还来无别事， 庐山烟雨浙江潮。 只如一老僧，也是悟透佛道儒三教的东坡一生的领悟。 宋人笔记中记载的东坡弥留之际的情形，更是禅味十足： 一友人在东坡耳边大呼：端明宜勿忘西方（学士要念着西方啊，方能早登极乐）。 东坡喃喃：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西方极乐不知道有没有，但这么着相着力恐怕是不行的）。 又一友人说：固先生平生履践至此，更须着力（你不是信佛吗，更要着力啊）。 东坡对曰：着力即差（这事着力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言毕溘然长逝，东坡居士，风流尽矣！ 对了，东坡逝世是七月二十八日，刚好与幼子苏遁的忌日是同一天，应稍能免去朝云在九泉之下的寻觅之苦吧。 此时，经过熙宁变法的新党，以及元祐废新法的旧党反复折腾，北宋王朝已到末世。加上荒唐的徽宗以及蔡京、童贯、梁师成等“六贼”的祸祸，终有靖康之耻。 另外，还有一个小八卦，“六贼”中的梁师成一直公然自称是东坡的私生子。当然，为尊者讳，也无人求证。 熙宁元祐也好，新党旧党也罢，都归于尘土。熙宁至元祐的几十年间，唯有东坡的文章诗词不朽。后世清朝人杨毓辉，将东坡和他的偶像韩愈相提并论： 观其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直兼乎韩潮苏海。 最后，引用一下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最广为人知的评价吧： 不可无一，难能有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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