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片是最好的老师，这是古瓷玩家们的共识。对于元青花这个品种而言，能够上手公私收藏完整器实物的机会非常难得，可遇不可求，瓷片在古瓷学习中的显得尤为重要。在国内古玩圈，有一位豪情万丈的北方汉子，二十多年来一直醉心于元青花标本的系统收集和整理，此公性格开朗、耿直豪爽，美髯飘飘，人称“大漠行者”。新年前夕，美髯公张庆玉先生联手北京正阳美术馆为广大古瓷爱好者特别呈献一份元青花的饕餮盛宴。一个特别策划的『元青花』展览和《元青花》新书发布会将于本月23日在位于前门大街的正阳美术馆举行，次日还有元青花专题讲座。这本凝聚圈内150余名专家学者智慧的《元青花》图录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作为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政协文史资料，全书采用汉、英、蒙三种文字，正式发表民间发现的元青花资料100组件，展示浮梁磁局大窑户以及民间中小窑户生产的元青花实物，以及元青花的创烧试验品，还有元青花烧造年代的文字标本，全面展现元青花的真实面貌。书中器物，将同时在正阳美术馆实物展陈，为期一个月，供广大瓷友近距离观摩。据悉本次展览还特别甄选了许多之前未公开发表的藏品进行首次展览，难能可贵，兹予特别推介。 我的元青花心路历程 —— 张庆玉 我与元青花，完全是无意之中的遇合，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并逐渐地把主要精力转移到了元青花专项收藏研究上来。我想，这应该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种缘分吧。
1992年年底我来到海南工作，在朋友的带领下，一次偶尔去潭门渔民家中做客，突然看到了一块漂亮的青花碗底残片，我被这浓艳的色彩和精美的纹饰深深打动了。从那以后，我脑海里经常映出元青花俊美的模样，惦记这块青花碗片的下落，后来终于如愿到手。我每天把它揣在身上，利用各种机会，与朋友们一起分享。从此开始了追逐元青花的岁月，从一无所知到兴趣渐浓，从“玩儿”到割舍不下。
民间收藏的道路并不平坦。在海南工作的9年中，我积少成多，收藏了元青花出水瓷大小残片72块。由此，我于1998年开始走进内蒙古蒙元文化博物馆。2004年，我代表蒙元文化博物馆，具体负责在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举办“大朝遗珍”蒙元文化展览。没想到的是，遇到南京博物院的张浦生老师，给这一批元青花出水瓷残片很高的评价，还指导我去美国看“红海沉船”那一批出水元青花资料。
离开海南之后，我又接触到一些出土元青花残片资料，我一如既往地如数搜集整理。我有一个好习惯，愿意把搜集整理出来的元青花残片资料进行公开展示。每一次组织展览、体会展览，一次次和专家学者鉴别高手们的接触，这些亲身经历，使我明白了其中很多道理，也清楚了今后的努力方向。
有一次和景德镇陶瓷学院曹建文老师接触，他说：“我每星期都去国贸地摊市场转一转，看到很多重要的元青花残片资料被外地人买走，心里很着急，心情很沉痛。在北京看到这么多的元青花资料被搜集在一起了，一颗焦急悬着的心踏实了。”曹老师嘱咐我：“千万不要再让这些重要实物散去啊！”我不断发现、不断征集，卖了房子也要征集。一有新的发现就发表在网络上，并举办展览展示，利用展览的机会结交认识各路各地的高手，同时了解各地元青花发现的消息。
为了将元青花的收藏研究引向深入，我和朋友们组建了“北京元青花俱乐部”，搜集、交流元青花信息，并从20多件、30多件、56件、68件到100件，展览规模不断扩大，还举办了“元代景德镇窑窑具照子”特展活动。在北京、景德镇、上海及内蒙古、海南、河北等地成功举办10次展览。尤其是2014年5月18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蒙元文化博物馆，举办“元青花回家——民间元青花珍品展”，展出民间元青花系统藏品100多件。
我们本着民间元青花“研究性收藏”的思路，按照元青花的等级分类，全方位地展示了元青花各种面貌。我们通过这种不断地展览展示的方式，探寻更多的民间元青花信息。我还邀请文博系统和行内专家学者指导，让大家了解我们元青花研究的进程，不断完善我们的元青花收藏研究，普及元青花的鉴赏基础知识。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搜集到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元青花整器、残器100组件以及残片标本1000多件（片），充分证实元青花的普遍存在。
从这些实物资料中，区分出元青花的档次、等级和差别，大大丰富了已有的元青花器型和纹饰资料。可以这样说：凡是蒙古人统治过的区域都能发现元青花的蛛丝马迹，甚至蒙古人没有去过的地区也有元青花的存在。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元青花真正的主人是当时的蒙古人和他的亲戚朋友。
1980年，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落马桥考古时发现了元青花“头青”照子，这是烧制元青花的试验遗物，证实了这是一处烧造元青花的窑址所在。这件事情对我启发很大，引起我对元青花有关文字的高度重视。因为我是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会员，所以就对文字比较敏感。此后，对于照子，哪怕是点点滴滴也会积攒起来，尤其特别留心窑工们留在照子上的文字。这些照子上的文字，启迪了我对元青花进一步的认知。
照子作为试验样本，自唐宋以来，历经各朝长期使用，其形制是依附于窑工们所期望的试验功能，从打孔坯片发展到以管型式样为主的多种形式，试验内容也在不断扩展，从原本单一测试烧结程度的“火照”，逐步发展成为试验多因素对陶瓷制造影响的“试照”。可以说，元青花照子上的文字，都是窑工们在不经意的情况下留下来的。我们从景德镇发现创烧元青花时期的165件照子中，从一定数量的窑具上留下的青花文字和符号中，客观地判断出窑工们是如何反复试验、如何摸索烧制的。他们经过了多少复杂的试验，解决了制胎、配方、确保青花色彩稳定的一个个技术难关。
而书有波斯文和八思巴文的照子，则表明参与烧制技术人员的复杂性，起码是有懂得波斯文字和八思巴文字的人员参与其中。这些文字，直观、准确地反映了元代窑工们在浮梁磁局的监督下采取了什么手段，实现了元青花迅速烧造成功，从而解开了元青花试制、烧制之谜。
我们在一定数量的元青花中，发现至正时期的年款比较多见，各种和至正年号有关的器物出现，证实了这个时期元青花生产是一种普遍情况。“元统贰（年）三月斋”铭文标本，是一件窑工们使用的研磨棒，这件研磨棒的工艺成型水平很高，规整的八棱器型彰显着高超的手工技巧，规整的青花书写文字，纯洁稳定的青花色调，则代表了这个时期元青花烧造的成熟水平。而且，从研磨棒磨损的程度看，应该使用有年头了。自“延祐六年”器物釉下彩测试出不含钴的成分，就把元青花初烧年代从延祐年间又拉回了至正时期。而这件“元统贰(年)”年款的发现，证实了元青花烧造一定还要早于元统二年（1334年）。
“孔林大成殿永□供养”铭文特大号香炉上的文字，最后落款是“元至治壬戌年造”（1322年），这是目前元青花发现最早的纪年款。这件实物证据，对我们判断研究元青花初创和成熟期，具有极为重要意义。
我从1970年当兵入伍，读书不多，所有的专业知识除了自学，更多是受到专家学者们的指导和帮助。近几年，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喜欢元青花收藏鉴赏的古陶瓷专家学者行家们，据不完全统计，已经达到了几百位。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南京博物院张浦生老师，自2004年在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举办展览中结识以后，张老前后九次来北京莅临教诲，解决了我在收藏研究过程中的很多具体问题。感谢我国文博界很多老师前辈的指导，我愿意和真正造诣深厚的专家交流，从他们身上能学到知识。感谢来自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国际上英、美等国的古陶瓷研究专家、收藏大家们的亲临指导，他们都是通过朋友介绍自愿来的，他们在观察、研究和交流过程中的观点使我受益匪浅。感谢很多媒体进行发布转载报道，提高了我的写作编辑能力。每一位老师和朋友给我的鼓励和帮助，我都将铭记于心！ （撰文/ 张庆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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