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为何必须杀于谦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石灰吟》于谦

于谦，明朝重臣。终明一代，大臣多如牛毛。但是很少有于谦一样的官员，不仅清正廉洁，而且刚毅果决，在危急时刻能够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如果把于谦跌宕起伏的一生编排得当，拍成一部电影，那么这部电影绝对是一部经典到让人感慨万千的历史大剧！因为他的一生不仅将“宦海险恶”揭示的淋漓尽致，还将明王朝的腐朽与糜烂展示的叹为观止。

即使时隔数百年，我们能够依旧透过史书那泛黄的纸张，感受到于谦那股悲壮和绝望！

于谦，杭州人。永乐十九年考中进士，时年二十三岁。宣德初年任命为监察御史。他口才很好，知识渊博，明宣宗很爱听他的讲话。明宣宗的叔叔朱高熙叛乱后，宣宗亲征，便把于谦带在身旁，作为随扈。朱高熙最后出城投降，皇帝便命令于谦口头数落他的罪状。于谦表现的的相当出色。他神色威严，振振有辞，让朱高熙听得伏地磕头、求饶。明宣宗看在眼里非常高兴，于谦也因此在政坛崭露头角。第二年，朝廷以巡按御史让于谦出按江西。他到任后，昭雪冤案囚犯数百人。并且向朝廷上疏陕西各处低级文武官员已经成为当地百姓的祸害。宣宗直到实情后，派遣御史逮捕这些为害一方的地方官。从此，明宣宗更加器重于谦，认为于谦是一个能够堪当大任的官员。

宣德五年，明朝设立巡抚，作为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其职权在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三司之上。于谦被明宣宗专门钦点，在人选的名单上亲自写上他的名字，交给吏部，越级提拔他任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

在巡抚任上，于谦先后平凡冤狱数百起，倡建尚义仓和平准仓多处，并带领百姓修筑黄河大堤，防范水患。正统十年，山东、山西、陕西的饥民大批流入河南，多达二十余万。根据当时明朝法令，地方官应当将这些没有“路引”，也就是通行证的饥民，按照“逃户周知册”遣返回乡，以追索税粮。于谦却甘愿冒着“有违国法”的罪名，奏请朝廷拨发河南官仓的存粮八十多石进行赈济。同时，又在附近州县予以安置，或新编里甲；或散插乡都，新编民户共七万有余，并且还给饥民拨发了一批境内的荒田以及黄河滩涂地，酌量发放种子、耕牛，使灾民生产自救。他的雷厉风行济寒赈贫的为政风格，使其在地方名声日隆。

于谦虽然在河南、山西地方任职，但是当他得知“陕西诸处官校为民害”，就上疏参奏，让这些为害一方的官校受到了朝廷的惩处。当他发现“孤悬塞外”的大同，按察山西的官员不能按时到任，他便向朝廷上疏建议另外设置御史管理。并且将大同周边的镇把大批“军屯”的田地占为私有，就全部收回。作为“官屯”，用来资助边防用度。

正是因为他铁面无私，刚直公正、扶弱济贫，甚至连太行山潜伏的盗贼都躲避隐藏。他担任地方官时期，每次到京城仪事，都是空着两手，从不带任何礼物给朝中权贵，所以，他这种“出污泥而不染”的清廉品格让很多腐败堕落的朝中官员产生怨恨。

正统元年，明英宗朱祁镇登基，太监王振的权力更加扩张。王振在永乐年间就入宫作了宦官，并且一直伺候当时东宫太子，后来的明仁宗朱高炽。而且还得到了朱高炽的信任，将他送到专管宦官读书识字的内书堂学习深造。到了明宣宗朱瞻基执政时期，又将他派去服侍还是太子的明英宗朱祁镇。所以，他从明英宗牙牙学语开始就在英宗身旁。到了明英宗正式登基，他已经在宫中服务二十多年了，历经四位明朝皇帝，算是非常老资格的太监。他在二十年间建立起庞大的权力基础，所谓“每事不由朝廷，出语自称为圣旨”。

王振既然权倾天下，必然为所欲为。所以，对于自己讨厌的人也是相当不客气。当时有位御史名字与于谦相似，得罪了王振。其时于谦入朝，举荐参政王来、孙元贞代替自己。王振把此于谦当成彼于谦，就以于谦“长久没有升迁，而心生怨恨”的理由将其下狱。并且要求判处于谦死刑。于谦被关在监狱三个月，王振才知道自己失误，幸被释放。不过，即使如此冤枉，于谦依然被朝廷贬为大理寺少卿。这种荒诞到不可想象的情景，竟然真实的发生在明朝中央政府。现在所谓”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对明朝的溢美之词，从真实的历史来看，就是个笑话。

正统十三年，于谦被调任兵部左侍郎。就在第二年秋天，也先带领着瓦剌兵大举南侵。王振以为明朝军队完全可以击败瓦剌，所以为了增加皇帝与自己的政治威信，极力怂恿明英宗亲征。英宗本来已经成为王振的傀儡，所以完全信任他的判断。于谦与邝埜极力反对，但是英宗根本不听。结果，朱祁镇带领的部队刚与瓦剌兵接触，朱祁镇就发现与想象的不同。这不仅不是一个容易啃食的骨头，而且自己还有可能变成瓦剌的肥肉。所以，又决定匆匆撤兵。当明军撤退到土木堡狼山一带（今河北省怀来县境内）瓦剌铁骑四面袭来，明朝的五十万将士全军覆没，朱祁镇被俘。明英宗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北狩”，只不过猎物成了自己。王振被也被愤怒护卫将军樊忠一锤砸死。

消息传回京城，朝野大震，这些平时词费滔滔的朝中大员们个个惊恐不已，不知所措。侍讲徐珵公然大谈天上星象变化，认为朝廷应该立即南迁。于谦严厉斥责：“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监国的郕王朱祁钰听从了于谦的建议，认为要固守北京，这才将朝廷内部的争论消除，一致决定坚守。同时于谦加强军备，防范瓦剌的进攻。同时提出为了断绝瓦剌挟天子要挟朝廷的念头，建议立郕王朱祁钰为皇帝，改年号为景泰。

如果稍微有点顾全大局的意识，为朝廷社稷着想的帝王，都会理解在国家如此重大的生死存亡关头，于谦运筹帷幄是何等果决和英明。虽不为拥有于谦这样的大臣而额手相庆，亦不会事后恩将仇报。但是，明英宗却并不是这样的帝王。当“土木之变”发生的一年后，他从瓦剌回到北京，便对于谦立景帝的做法耿耿于怀。朝中又有一帮只知道权力斗争，却不识大体的官员遥相呼应，终于经过八年，趁明景帝重病，发动“夺门之变”，在石亨和徐有贞的策划下，重新登上帝位。第二天，明英宗朱祁镇就将于谦和王文以谋逆的罪名下狱。案件本来是莫须有，自然没有证据，但是，石亨和徐有贞很会说，“虽无显迹，其意则有。”于是用“意欲”二字定了案。王文愤怒不已，争辩不停。于谦则笑着对他说：“辩，生耶？无用。彼不论事有无，直死我耳！”

天顺元年，正月二十二，这个终其一生呕心沥血、忠心耿耿，为大明朝存续起到关键作用的重臣，没有死在瓦剌的手里，却被服务了一辈子的朝廷杀头处决，时年六十岁。妻子儿女被发配边疆。朝廷抄家时，发现于谦“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而已”。现在经常有所谓明朝“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言论，不过，看看明史，看看其时帝王所作所为，尤其看完于谦的一生，这些誉美之词就像是极为高明的“高级黑”，权当一则笑话听听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