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 当时尚未单独设科的语文教学，却因为言语教学在孔门课堂里得到了高度重视与高效实施，结果反而出色地突显出自身的学科特色。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暗合着语文教育规律并与现代语言学的基本精神相互融通的。一句话，孔门言语教学具有一种超越历史的普适性、科学性，符合语文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语文教学在追求自由审美境界的过程中，必然离不开繁细琐碎的“技能”训练。我们还是认真领会一下孔子“游于艺”的教育精髓，好好检讨一下现今浮躁的语文教学，千万要给语文“技能”训练留下一席之地。当年孔子教弟子读“诗”读书，也绝不像躲进“象牙塔”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冬烘先生；相反，他所带领教导的弟子们也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也是满怀着激昂的古道热肠的。孔子积极入世的现实情怀和古道热肠的道义担当，在其民办的私立学校教育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落实。 作者简介 管然荣 管然荣，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中学语文学科负责人，北京市首批中学正高级教师，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中文核心期刊《中学语文教学》编委。在《人民教育》《鲁迅研究年鉴》《中学语文教学》《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语文建设》等几十家报刊上发表论文110多篇，其中50多篇论文被《教育文摘周报》《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权威报刊或数字期刊转载。 已出版个人学术专著《语文教学知与行》（北师大出版社）、《高中语文探究式教学策略研究》（北京出版社），参编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实验教材及其教师用书，应约为中华书局等出版社主编或编写各类语文书稿400余万字。作为人教社高中语文新课程培训专家，多次应约到全国各地为语文教师作进修培训讲座，多次应邀做全国中语会大型活动的学术论坛主持人。
试谈孔子《论语》对现代语文教学的启示 原载《中学语文教学》2012年第2期头版头条 作为儒家文化经典，《论语》浓缩了先圣孔子丰富的政治文化思想和卓越的社会人生智慧。单是教育方面，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不悱不发、以身作则、学不躐等……这些两千五百多年来永远闪烁着智慧之光的至理名言，无不证明着万世师表的伟大地位。 笔者不敢妄言先圣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在此仅从语文教育教学的角度，以蠡测海，谈几点肤浅的体会。 一、重“仁德”不轻“言文” 我们暂且去浏览一下孔门弟子的课程设置情况。 《论语·述而》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于是，后世认为孔门是从“文、行、忠、信”这四个方面去实施教学的。杨伯峻先生对“四教”作了具体解释——“历代文献，社会生活的实践，对待别人的忠心，与人交际的信实”[1]。“文献”具体指什么？程树德先生指出：“文者，诗书六艺之文。”[2]这些文献就是《诗》《书》《春秋》等文化典籍——其中很多经过了孔子精心的整理编辑，也自然成为孔门弟子的各种教材。《史记·孔子世家》也说过：“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在中国，《诗经》是最早的诗集，《尚书》是最早的散文集。可以肯定，这两本书正是当时孔门弟子最重要的语文教材。顺便说一下，从《诗经》到《昭明文选》，从《古文观止》再到今天文选式语文教材，其基本体例是一脉相承的。孔子在中国语文教材编写方面的启蒙性、开创性贡献，也是功德无量的。 《论语·先进》还记载了四类杰出弟子：“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由此可知，孔门教学又可细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个科目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言语”重于“政事”，与“立言”关联的“言语”在这里竟然排在和“立功”密切的“政事”之前。这似乎有点与当时的价值观念相悖，《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所载“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中的“立言”，在孔门教育里的位次反而提前了。 在孔门诸科中，“言语”、“文学”正是当时孔门弟子语文学习的主要课程。笔者认为，这样的设科本身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孔子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为中华民族教育事业而努力开山启林、筚路蓝缕之时，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言语和言语教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并且已经进行了这方面卓有成效的开创性构建工作。当时的教育虽然未设独立的语文学科，语文本身的学科意识或许尚未真正觉醒，但是，孔子对语文学科的核心能力——言语能力却已经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和十分自觉的追求。 在这一点上，孔子显然迥异于同时代的老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第五十六章），老子则几乎彻底否定言语的重要作用。大诗人白居易曾为此专门写诗诘难过老子：“言者不如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从语文教育的角度看，不语不“言”，又哪来的语文智慧？孔子不仅超越了老子，而且超越了历史。 翻开《论语》，我们几乎随处可见孔门师生对言语或言语能力的高度重视以及自身言语才华的精彩展现。 “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3]文辞有鼓动天下的巨大力量。孔子对言语和言语能力的重视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将言语和言语能力的作用夸大到有些不恰当的程度。从大处看，“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可以丧邦”（《子路》）。在这里，小小的言语甚至关系着国家社稷的安危！从小处说，言语是知人论世、日常交际甚至牵连着个人事业成败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不知言，无以知人”（《尧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子张》），“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阳货》），“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子路》）……所以，孔夫子才如此郑重地认为“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真正的读书人对于言语措辞，必须严肃认真，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大意。 另外，夫子对语言表达之难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4]在教育教学中，精湛的言语能力绝非轻易练成的。 正面大力提倡的同时，孔子对那种缺乏言语交际能力的读书人又做出直言不讳的苛评：“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这里的“不能专对”，杨伯峻先生解释说：古代的使节，只接受使命，至于如何去交涉应对，只能独立行事，更不能事事请示或者早就在国内一切安排好，这叫“受命不受辞”，也就是“专对”。同时，春秋时代的外交酬酢和谈判，多半背诵诗篇来代替语言[5]。其中，言语辞令的随机应对就是一种最重要的“专对”能力。一个读书人，如果不具有这样的言语交际以及其他随机应变的“专对”能力，即使饱读诗书又有什么意义？ 正面的褒奖，反面的批评，像这样对言语能力的高度重视，必然是基于施教者主观内心的自觉追求，必然使当时的孔门课堂形成努力进行言语学习的良好氛围，必然激发起孔门弟子言语学习的极大兴趣热情。如果再辅之以恰当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训练检测，孔门的言语教学肯定是扎实有效的。根据《论语》中的零散记录，我们有理由作出肯定的推断：根据当时社会交际的广泛需要，在具体教学中，孔子将弟子言语能力的学习培养与广泛的社会政治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曾经创建过一系列既符合当时学情又符合学用结合认知规律的言语教学课程——虽然我们今天已经无从领略这一系统课程之“全豹”了，但是我们依然能够欣赏到精彩绝伦的“一斑”。有道是，教出高徒方显出名师。孔门弟子中拥有“利口辩辞”的宰我、“利口巧辞”的子贡这样著名的雄辩家、外交家，拥有子游、子夏这样精于诗艺审美的文学家，孔门师生日常交流中时常异彩纷呈地涌现诸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之类内涵丰富、意味深长、含蓄隽永的精言妙语，都是很好的证明。 那么，孔子又是怎样认识“语言”的本质属性呢？ 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不把“语言”孤立静止地看待，更不是像现今某些论者那样把“语言”看作什么超越人类的神秘莫测的所谓“本体”——比如“语言”竟然可以不受人的支配而“自己说话”云云，而是将“语言”与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养成的“德”、“仁”、“行”等丰富的品行因素结合起来认识，从而赋予了“语言”以鲜活丰富的社会属性和温良恭俭的人文情怀，也使孔门言语教学避免陷入神秘主义的不可知论。 《论语》中有大量有关道德修养的言论。孔子时时强调读书人要学会做一个品行高尚的人，同时强调立言者必先立德，在言语交际中要以仁德为本，甚至偏执地认为有“德”必有“言”：“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宪问》）。所以，要做能言者，首先要做有德人。比如，做人说话都要“言忠信”（《卫灵公》）、“言而有信”（《学而》），也就是诚实讲信用，因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为人不可“道听而途说”（《阳货》），不可以讹传讹。要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子路》）……在与人交往中，孔子的人格理想就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这就必须有宽宏大量的仁慈胸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公冶长》），“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子张》）……总之，夫子认为在社会生活的交际中要互相宽容体谅，以豁达的心胸，与人真诚相处，重和贵义，尊重他人，与人为善。 究其实，这里强调的就是一个“仁”字。虽然“‘仁’字在《论语》中出现百次以上，其含义宽泛而多变，每次讲解并不完全一致”[6]，但是，正如大儒朱熹所解释的那样——“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为仁，犹曰行仁”[7]，“仁”字大多数可以理解为与“爱心”相关联的“仁德”、“仁爱”、“仁慈”、“有仁心的人”之类意思。而且，“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为了“仁”，甚至可以不惜牺牲生命。 这就为“语言”进而也为孔门言语教学深深地打上了一个“仁”字的精神底色。我们透过这奔涌激荡的仁爱情怀，可以强烈感受到孔门语文教学璀璨耀眼的“人文”内核。在孔门课堂里，无论是学“言”还是学“文”，都要追求符合周礼的“仁”的境界。 如果把这种教育理念加以抽象化，剔除其中复古落后的思想糟粕，然后替换上科学民主的情感、态度、价值观，那么，这不就是今天所说的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吗？再结合前面所强调的言语工具性能力来看，孔子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也是深刻而全面的。现今《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学科“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本质属性的科学概括，也是渊源有自的。 现在，我们惊喜地发现，当时尚未单独设科的语文教学，却因为言语教学在孔门课堂里得到了高度重视与高效实施，结果反而出色地突显出自身的学科特色。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暗合着语文教育规律并与现代语言学的基本精神相互融通的。一句话，孔门言语教学具有一种超越历史的普适性、科学性，符合语文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 什么是“语言”和“言语”？现代语言学家索绪尔早已作了权威的界定：“语言”是一个通过言语实践而储藏于某一社会集团全体成员之中的宝库，是一个潜存于一群人大脑中的语法体系，它只有在群体中才得以完整存在。“言语”则反之，它是一种个人意志和智力行为。言语是指个人运用语言的实际行为。言语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人的言谈或写作的行为；一是指人说出或写下的话语。不过，个体的言语也具有社会性。章熊先生在分析言语能力规范化层面时，实事求是地指出过：个体的语言表达是否正确，要以是否符合社会规范为依据，这就需要一个“个体言语社会化”的过程[8]。言语能力具有个性，同时又具有共性（社会性）。因此，个人的“言语”和社会的“语言”又是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道理很简单，个体言语若不经过社会言语交际的有效碰撞，又怎能使自身“个体言语社会化”？个体言语不能“社会化”，又怎能进行正常的言语交际？又谈何个体言语能力？所以，当年孔门弟子学与用相结合的言语教学，已经很好地契合了“语言”和“言语”的内在规律。 语文教学重在培养的“表达与交流”能力，显然指的正是这种言语能力。而培养这种言语能力恰好应该是语文教学明确追求的核心目标。在日常教育教学中认真贯彻落实好这一语文能力目标，也是今天《语文课程标准》所说的语文学科工具性的最集中体现。 但是，对这一核心目标的认识，现今语文界似乎依然处于莫衷一是的含混状态。比如，时下在语文教学中依然畅行的“泛人文教育”，就一再热炒着所谓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之类泛泛的人文目标，致使最基本的语文技能训练日渐边缘化。殊不知，人文教育需要由政治、历史、伦理、哲学、语文等众多学科共同承担。即以语文教学而论，人文因素的教学内容，也应该自然而然地融化在文本语言的具体品味过程中，融化在言语能力的具体训练过程中，实施于润物无声。比如课堂阅读教学，如果片面强调思想、价值、情感之类所谓的“人文”性内容，必然脱离文本语言，陷入架空分析的无效之境。直到今天，以语文人格教育自是者依然大有人在——这种理念也依然大有市场。殊不知，从学理上讲，语文人格教育的界定，既模糊了语文学科与政治思想学科的基本界限，又难免让理应强化的言语技能训练处于尴尬无奈的“鸡肋”地位，从而使语文工具性的能力目标难以落到实处，以致严重影响学生语文素养特别是言语能力的全面提高。 相比之下，原本极其重视仁德（思想性、人文性）教育的先圣孔子，却得“意”而不忘“言”，重“德”而不轻“文”，同样极为注重言语能力（工具性）的教学。试想，一门负责培养言语能力的学科，难道不应该把言语和语言教学当作重中之重吗？语文学科如果不能切实有效地训练培养学生的言语能力，像那种漠视言语训练和语言品味、凌虚蹈空的“泛人文化”语文课，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反观今天独立设科已经超过百年的语文教学，如果语文界依然还在为这一早该彻底解决了的问题争论不休，我们现代语文人敢于理直气壮地宣告已经出色实施了学科教学吗？敢于理直气壮地宣告已经远超了孔门语文教育吗？ 二、“游于艺”与“兴于诗” 我们再看《论语》中的几个重要教育思想。 首先，《述而》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教育原则：“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李泽厚先生认为，“这大概是孔子教学的总纲。‘游’，朱熹注为‘玩物适情之谓’，不够充分。而应是因熟练掌握礼、乐、射、御、书、数即六艺，犹如鱼之在水，十分自由，即通过技艺之熟练掌握，获得自由，从而愉快也。”[9] 孔子认为，读书人在志道、据德、依仁之外，还要“游于艺”，即涉历游观各种艺事。这里的“艺”，既具体指著名的孔门“六艺”，也包含今天所说的艺术成分。不过，“六艺”中，无论是低级的“射、御”，还是高雅的“礼、乐”，都带有繁细琐碎的“技艺”性质，都需要特定物质材料及相关技能的掌握，都需要专门的技术性训练。也就是说，受教者要想真正掌握这些东西，必须要经过一定的物质技能训练。而一切物质技巧的掌握，又都包含着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运用。“游于艺”的目的在要求熟练掌握各种自然规律来服务于人的社会生活，并在这种掌握中，获得游刃有余的自由感，即审美愉悦感；其中当然也含有游息、观赏、娱乐的意思。在志道之外提出‘游于艺’，表现了孔子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主张人应当在驾驭客观世界的规律性中取得身心的全面自由。[10] 这里包含着非常精湛的教育教学理念，既深刻概括出教育之“道”——而且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又强调了教育之“术”——即相关技能、方法、规律——而悠游自由的审美追求又避免陷入机械枯燥的“技术主义”极端。一句话，既有本体论又有方法论，重“道”不轻“术”，“道”“术”并重，非常深刻地概括出一种教育教学的真谛。任何学科的教育教学，不都应该始终贯穿这种深层的“道”与可操作的“术”吗？由此也从侧面进一步证明，上文所说的孔门言语教学肯定十分重视并确有一套系统的语言技能训练。 这同样有力地启示我们今天对语文教学本质规律的思考。试想，要搞好语文学科，不也既需要具有深层的人文性的“道”，又需要具有可操作的工具性的“术”吗？不也尤其需要掌握一系列技能、方法、规律吗？要想掌握必要的语文技能，不也需要一定数量的语文训练吗？可是，一个时期以来，只要一提起方法、训练、技能之类“工具”性话题，语文界的很多人就义愤填膺地口诛笔伐！过去的“题海战术”固然不好，可现在是否又偏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的一些语文课堂，除去满堂空泛热闹的思想“感悟”，还剩下多少扎实有效的技能训练？很多语文教材，除去一个个玄妙高深的“人文主题”，还剩下多少条理明确的“知识梳理”？“现在不少语文教材的练习设计，普遍存在去技能化的倾向，缺少有效的能力训练。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语文教学的泛人文化倾向……有的拓展练习、综合实践活动等，无论是设计动机还是活动目的都不是为了语文，而是指向语文之外的什么地方。”[11]很多语文课后作业，除去没完没了的“思考探究”，还剩下多少有质有量的“炼字析句”……与之相应的，目前中学生语文基础知识的普遍缺失、基本技能的普遍下滑，不是有目共睹且日渐严重的事实吗？ 语文教学在追求自由审美境界的过程中，必然离不开繁细琐碎的“技能”训练。我们还是认真领会一下孔子“游于艺”的教育精髓，好好检讨一下现今浮躁的语文教学，千万要给语文“技能”训练留下一席之地。 其次，孔子将“诗”（文学作品）的阅读功能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泰伯》写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这里，孔子把诗的阅读欣赏当作修身成人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如今，阅读已经日益成为现代人生命的必需，阅读教学在整个语文教学中的地位也日益凸显。 那么，孔门弟子主要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阅读“诗（文学作品）”方法呢？ 其一、在感发联想中阅读。 《阳货》进一步指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这是孔子创造性提出的著名诗论“兴观群怨”，对“诗”本身的作用意义以及如何读诗的方法规律均作了高度的艺术性概括。所谓“兴”，就是“引譬连类”或“感发志意”。意思是指文学作品主要就是借助个别形象的东西，通过联想感发，想到丰富的社会人生。 对这一点，叶嘉莹教授结合孔门的具体人事作了很好的说明： “当孔子跟子贡谈到人的修养时，子贡联想到诗句，孔子说：我可以跟你谈诗了。因为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就能推想到另外的事情；在孔子与子夏的谈话中，子夏由‘绘事后素’联想到‘礼后’，孔子又说：是卜商（子夏之名）给了我启发，只有这样的学生，才可以跟他谈诗。孔门诗教非常注重感发和联想；而诗歌给人的感发，也不只是如前文所说的‘一对一’的感发，而是一可以生二，二可以生三，三可以生无穷，有这样一种绵延不断、生生不已的兴发感动。”[12] 孔门弟子由“诗句”引发感想，再拓展延伸，激发出对社会人生的丰富“感悟”，然后，再反过来加深对“诗句”本身的理解。 这样的阅读不正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创造性或延伸性阅读吗？ 其二，在学与用中阅读。 《季氏》：“不学《诗》，无以言。”这里强调，《诗》的功用与学《诗》的同样重要，用中学，学后用，相得益彰，并在在阅读中积累语言，提高实际的言语能力。 孔门弟子向《诗经》学习语言，那是一个“用诗”（以诗代言）的时代，是一种社会现实需要，也是深受当时社会环境影响的。《汉书·艺文志》说过：“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13]。春秋时期，诸侯大夫会盟交往，习惯以《诗经》名句相互应对。据清代学者赵翼统计：《国语》引《诗经》三十一条，《左传》引用更多，在行文叙事中引用的《诗经》诗句竟多达二百一十七条（其中有少量佚诗）[14]。比如，现今人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中国文化经典研读》所选的《晋灵公不君》一篇课文，就引用了《诗经》中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我之怀矣，自詒伊戚”等三条名句。由此看来，这一现象在当时相当具有普遍性。引用诗句，引经据典，是社交场合的必需，具有很广泛的实用意义。“不学《诗》，无以言”，这在当时，绝非虚言。 因此，孔门学用结合的阅读法也是在时代的影响下形成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年孔子教弟子读“诗”读书，也绝不像躲进“象牙塔”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冬烘先生；相反，他所带领教导的弟子们也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也是满怀着激昂的古道热肠的。孔子积极入世的现实情怀和古道热肠的道义担当，在其民办的私立学校教育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落实。 反观今天的语文教学，尤其是高考作文的命题与写作，是否还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命题者动辄钻进“象牙塔”，作一些矫情的玄虚“怀想”；写作者时常陷入“故纸堆”，让“古人来开会，诗文乱排对”。与当下火热的生活隔断了，语文学习源头的活水，还会汩汩涌流吗？当年孔门这种关注现实人生、与时代脉搏休戚相关的人文情怀，今天的语文课堂不是理应发扬光大吗？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孔门的审美鉴赏标准问题。 《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既反对“质文胜”又反对“文胜质”，不偏不倚，扬弃了两种片面的审美观；从而提出了“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文”与“质”完满统一的审美理想。这就是孔子的“中和之美”。 在言语表达方面，孔子固然说过“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但那是为了强调语言表达的质朴率真，不要过于追求浮华，并不是不讲文辞美感文采。《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一段广为人知的话语：“《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言语用来表达思想，文采用来修饰语言。如果不会讲话，谁能了解他的思想呢？言语的文辞不美，缺乏文采，影响就不会广泛深远。两相补充，这才完整表达了孔子的语言审美观。这种文质兼美的审美理想，在中国影响深远，直到刘勰的《文心雕龙》进一步提出了“衔华佩实”的文学审美理想。 孔子关于文辞语言的审美标准，简而言之：一是言行一致，“修辞立其诚”[15]；二是反对“巧言”，提倡“雅言”。所谓“巧言”，我们在此仅提一句“巧言令色鲜矣仁”，也就足够了。所谓“雅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也就是说，《诗》《书》之类文化典籍正是规范的“雅言”教科书。孔子曾强调说：“小子何莫学夫诗？”（《阳货》）“不学诗，无以言”（《季氏》）。不过，这里的“雅言”，是夫子心目中的一种规范化语言；显然不同于日常贩夫走卒的生活口语，应该侧重于诸侯会盟之类庄重场合的文雅用语或典雅简约的书面用语；而且还要体现出不偏不倚的中和美学风格。 那种罔顾实际内容、片面追求华丽辞藻的虚浮文风，在现今作文教学中仍然大有市场甚 至大有风行之势，我们重温孔子这一语言审美观，对语文教学的健康发展应该是有益的。 另外，“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种读书看似简单，实则非常重要，这又告诉我们要重视从阅读中积累“知识”。积累性阅读至今不仍然是良好的阅读习惯与阅读方法吗？另外，据《史记》记载，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这又提醒我们要警惕现在正时兴的“浅阅读”现象，阅读经典作品，精细阅读的功夫也是必须的。等等等等。 一点余论： 孔子时代，中国教育尚处在很不发达的初始阶段，文、史、哲等诸多学科尚未精细划分。孔子也就不可能为我们提供系统而完整的语文教育教学专论。但是，其散见于《论语》全书中看似零碎的语文教育教学论，却似鲁殿灵光，至今有力而清晰地启发着我们现代人的语文智慧。当年的孔子在认识语文学科本质特点的深度和广度上，在揭示总结语文学科教学方法、规律上，甚至已经超过了某些看似系统完整的现代语文教育教学专论。先圣某些精湛的语文教育见解，令我辈现代语文人至今仍有醍醐灌顶之效。 今天《语文课程标准》里所界定的语文学科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基本属性，语文学科究竟应该干什么，究竟应该怎样巍然自立于众多基础学科之林，这些都或多或少在孔子那里能够得到遥远的呼应吧？ 但是，我们在此高度赞扬了《论语》不朽的语文教育教学价值，却并没有从中寻找一劳永逸的语文秘方的企图，孔子及其《论语》毕竟产生于两千五百多年前，必然不能机械地将其拿来解决当下的语文实际问题。 毋庸讳言，孔子及其《论语》也必然有其局限性。比如，在诗歌鉴赏中过于看重政治比附意义的弊病，就曾受到尖锐的批评：“到了孔子时代，赋诗的事已经不行了，孔子却采取了断章取义的办法，用《诗》来讨论做人的道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来说的是治玉，将玉比人。他却用来教训学生做学问的功夫。‘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本来说的是美人，所谓天生丽质。他却拉出末句来比方作画，说先有白底子，才会有画，是一步步进展的；作画还是比方，他说的是文化，人是先朴野的，后来才进展了文化。”[16]这些缺憾，也是理应扬弃的。黑格尔曾嘲笑《论语》不过是“处事格言”而已[1]7，这里虽然有文化差异的隔膜或误读成分存在，但也不能完全否认其确有某种深层的缺憾存在。西方有一句名言，几百年后的庸人可以嘲笑几百年前的天才。两千多年后的笔者也隐约感觉到，《论语》那种关注现实社会的人文情怀，那种学以致用的为人为学态度等等，均对现代语文教学有着极其重要的启发作用；但是，笔者从中似乎没有得到同样非常重要的逻辑思辨智慧方面的启发。 总之，瑕不掩瑜，孔子和他的《论语》是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座永远熠熠生辉的不朽丰碑。为了母语教学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现代语文人请不要总是翘首期盼着“欧风美雨”，不要总是张口什么“基”闭口什么“姆”，还是要把我们的老传统时时来回顾，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至少还有一个孔子，还有一部《论语》。 注释 [1][5]杨伯峻：《论语译注》第73页，第135页到136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本文所引《论语》的文句均依据该版本，其余引文只在文中注明所在章节名，不再专门注明。 [2]转引自李泽厚：《论语今读》第21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3][4]《周易·系辞上》。 [6]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1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7]孔子：《周易·文言传》。 [8]章熊：《我的语文教学思想历程》，《课程·教材·教法》2011年第10期。 [9][1]7李泽厚：《论语今读》第193页，第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10]这里对“游于艺”的理解，遵从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第119-121页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11]倪文锦：《语文教学要切实加强语文基础——从语文教材谈起》，《课程﹒教材﹒教法》2011年第5期。 [12]叶嘉莹：《叶嘉莹说诗讲稿》第18页到19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13]班固：《汉书》第1383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14]赵翼：《陔余丛考》第25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栾保群、吕宗力校点。 [1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50页，中华书局，2011年版。 [16]朱自清：《经典常谈》第3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 本期责任编辑：赵博（张玉新导师工作室第五期学员，任教于师大附中净月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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