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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鞅到安德鲁·罗文论文

 三中刘斌 2017-12-12

  

  历史以它自己的逻辑已经为我们分别准备好了两种必要的信任机制,我们不知道它们为什么是这样戏剧性地被演化和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两种被历史和地域分开的信任机制是到了相互融合的时刻,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文化和经济大融合的时代。跨越时空,浏览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人类开始认识到,两种信任机制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讲事实上是共存互补缺一不可的。如果说哈伯德正致力于将内自信任机制注入他们的契约式信任机制之中,那么,我们应当做的就是要对商鞅和孔子重新进行简练揣摩和有机融合,在传统的不证自明的道德式的内自信任机制与曾经被置之幕后的契约信任机制之间建立理性的公开的具体的逻辑关系。

  逻辑地理解和艺术地实践两种信任机制的互补关系,在于明确二者的体用分别。我们说内体外用,内自信任机制是体,契约信任机制是用。体以载用,任何契约归根到底要依靠内自信任机制来实现来履行,所以商鞅要为他的变法寻找民众信任这一载体——寻找“把信带给加西亚的人”。用以显体,徙木立信,人心本然的忠信需要契约信任机制来激励培育,所以商鞅要设置善巧计谋,以此引发民众的内自信任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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