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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编自《司法哲学》 孔祥俊著 让每一个人民群众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通俗讲就是使全民参与到“依法治国”的建设中来。因为互联网传媒的发展，司法案件的发生和处理中有了更多的“民意”，民意在司法案件中如何处理、如何应用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公平正义”直觉。 司法毕竟是以法律为依据、由专门机关开展的职业性活动，它有特殊的要求、特定的方法和特有的规律。它固然有大众化的一面，更有专业化的一面。司法是理性的，进入司法的民意必须是理性的，外在的民意也必须以符合司法特点和规律的方式进入司法活动，成为司法的一部分。 民意必须通过司法的途径成为其组成部分，才能在司法中发挥作用。司法对于民意必须有一个认知、筛选、过滤和转化的过程，有一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和由外而内的认识和吸收过程。 为确保进入司法的民意的准确性，必须妥善处理好以下关系：
 一是妥善处理非理性的大众情绪与民意的关系。民意具有难以把握的属性，往往与大众情绪等具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民意既可以反映在大众情绪之中，又可能为大众情绪所遮蔽。准确判断民意需要法官的知识、经验、价值取向、洞察力等。 特别要注意的是，“流行不造就真理。多数人错上加错，无论多么多，都不能把错误转化成真理，虽然错误的观点广为流行之后，人们更乐于接受它。但这是乐意，不是真理。一个理念流行后，令人愉悦但对真伪无益。唯有一个要素使多数人的意见变成正确的意见，那就是意见同现实之间精确一致，这对任何正确观点都是正确的，无论流行还是晦涩无名。”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必须注意区分理性的民意和非理性的大众情绪，避免使司法受后者的影响，自觉抵制非理性的情绪。“法官通常应当接受的合意应是植根于法律制度基本价值的合意。法官不应当根据有违社会基本价值、转瞬即逝的倾向所形成的合意行事。法官的社会框架必须是核心和根本的，而非短暂和瞬间的。” 司法终究需要以理性的方式实现公平正义，而在此过程中遭遇非理性的大众情绪时，司法必须与非理性的情绪作斗争，捍卫法律和正义。换言之，此时司法必须确保法律与正义的一致性，否则，正义必将不能伸张，法律必会遭到践踏。当然，国家和社会应当为司法免受非理性情绪的侵扰提供制度和环境的支持，司法也应当随时准备与非理性的情绪相抗争。 诚如卡多佐所说：“法律与正义的一致性问题（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主题），即法院真正能够通过法律实现正义的程度，但这种实现不是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之下，而是在狂风暴雨之中，在具有强大压力与紧张的时代之中，此时，法律机制应当有效地抵制狂热、偏见和残酷，并向人们显示其到底能够做些什么。我要承认它的记录不是一片光滑平整、滋生欢乐与喜悦的沃土。它是对我们每个人的一种挑战。”
 二是妥善处理当事人意愿与民意的关系。当事人是案件的利害关系人，其所追求的是所涉案件中的具体利益，法官固然要重视当事人的诉求，将当事人的诉求作为畅通民意的一种重要途径，善于从当事人诉求中认识和发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通过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不能把当事人的诉求简单地当成人民群众的意愿。
三是妥善处理凝固的法律与动态的民意的关系。 法条是凝固的，法律由此而具有确定性和可预见性，但这不意味着法条的含义僵化不变。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人民群众对于法律适用具有了新需求和新期待，产生了新的民意，即便法条本身未变，司法却可以与时俱进地对于法条进行新诠释，赋予其更加符合民意和时代要求的新内涵。 这样的实例在司法实践中俯拾即是。例如，随着我国人口增多、机动车急剧增加和司机的成分复杂化，醉酒驾车的社会危害性与日俱增，民众对于醉酒驾车反应强烈，在《刑法》相应条款未作修改的情况下，司法实践及时改变法律适用方向，由原来经常适用的“交通肇事罪”转向“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就是及时顺应了民意，满足了社会发展的新需求，也符合司法规律。
四是妥善处理法律中的一般正义与个案中的个别正义的关系。 法律体现的是一般正义，能够比较容易地适用于其所调整的典型情况。但由于法律规定自身的抽象性和一般性，在适用于具体行为时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和创造性，将具有普适性的一般正义转化为具体案件中的个别正义，需要法官的实践智慧，即要求法官运用针对经常变化不定的对象的具体操作知识，寻找和适用解决具体法律问题和争议的方法。在个别正义的实现过程中，法官常常借助民意，积极运用民意的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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