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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书法家，要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书写特点。有自己的独特的运笔之道。 当别人看到你的作品就是这个欧体写的不错，这个颜体不错。这说明你还没到家的水平！还是笼罩在别人的影子之下。所以说不会看的热闹，会看看门道。一个真的书法家最怕你说他的作品是什么什么体。一个真正的书法家必须是自己独处的。书者千万，唯一家难求。 书法的标准，应该是笔迹中代表着健康的心理、优秀的素质，含义是很广泛的，应该说它没有固定的标准或特定的形式。比如您说的劲、力度，在笔迹学意义上，代表的是刚强、自信、积极、进取。如果笔迹的风格特征是从容、稳定呢，代表的心理含义就是稳重、沉稳、稳健、有韧性、自制力强；若是柔、润，代表的心理含义就是多情、同情心强、善良。书法的标准，应该是代表着人类一切优秀的素质和心理，比如聪明、热情、乐观、创造力强、合群、正直、自信、果断……等等，代表着这些特点的，就是好的书法，反之就是不好的。由于同一个人身上不可能同时具有人类的一切优点，所以任何人的书法，也不会同时集中起所有的优秀素质和心理特征。书法的标准不应该是抽象的劲或瘦之类的标准，而是最适宜人类健康发展的心理特征。这些心理特征或许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的，因此若干年后可能有所调整，这就是说，书法的标准历史地看应该会随着社会的质变有小幅度的调整，不能一成不变。 当我们承认书法的真正标准就应该是从笔迹中表现健康的、优秀的心理素质之后，实际上就已经面对着这样一个事实：当笔迹学已经发展到可以全面测评人的内心世界、个人素质以后，评定书法的优劣，确定书法的标准，指导书法的发展方向，矫正书法练习的种种错误……这些重担和责任，已经义不容辞地落在了笔迹学的身上。中国书法从明朝以后走上了邪路。简单地说，就是从董其昌、张瑞图之后，越来越严重地走上了歧途。如果说在书法界，明朝之前“书如其人”还是恰如其分的话，明朝之后就渐行渐远，越来越模糊了。具体地说，就是僵硬的形式越来越严重了。 比如说，目前有不少笔迹学界专家学者已经能够从笔迹判断人的体型胖瘦了。那么，依据笔迹，启功先生是胖子还是瘦子呢？显然应该是瘦子。但你看看照片，启功先生明明是胖子。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笔迹学专家们总结出来的规律有错误？不是，这些规律用在一般人的笔迹上肯定是对的，是准确的。为什么用在启功先生身上就不准呢？这是练字练出来的结果，从笔迹学的角度看，客观地地说，也就是长期模仿瘦子的笔迹导致的结果。
书法的正确道路，或者说正确的标准，是抒发健康、积极的情感，表达自己的理想意愿，在精神上接近自己理想的人格状态。 明朝以后逐渐严重起来的邪路，要害是缺少情感和理想，以美观、流畅为标准，为写字而写字，为艺术而艺术，书写的内容与艺术形式脱节，不分内容，千篇一律的固定风格。这条道路把书法家变成了写字匠，体现出来的只有写字的技术水平，即技巧水平，写出来的字缺乏情感，缺乏人格魅力。 从笔迹学的角度看，笔迹分为自述性笔迹和非自述性笔迹。自述性笔迹指书写人自己运用语言，通过书写活动表达一定内容的笔迹。如：记录自己情感的日记，表达个人意愿的书信等等。这种笔迹的产生过程伴随着思想活动、情感活动，不仅是个人书写习惯与技能的反映，不仅可从中看出个人运用语言的能力与习惯，更重要的是记录着思想和情感活动的轨迹，是真正的心迹。非自述性笔迹则不然，它是抄写不认识的文字或没有意义、不能引起书写者注意的文字，或者听写（别人念什么，自己奉命写什么），这样的笔迹缺少的是真情实感。颜真卿的《祭侄儿书稿》被公认为是天下第二行书，根本原因是其强烈的感情与成熟的书写技巧成功地结合起来了。 相反，释高闲、释智永的许多书法作品，董其昌、张瑞图的作品，许多人抄写的佛经，抄写千字文，抄写的古人诗词……这样就很容易导致笔迹中情感淡薄。这些书法作品中，作者很可能只是在写字，是非自述性质的书写，没有情感或缺少情感。有时甚至出现这样的怪现象，就是文字的内容所需要的情感和笔迹风格实际表现的情感正好相反。 以现代中国人为例，许多人为了写好字，平时习惯性地以毛泽东诗词为内容，写龙飞凤舞的字迹。如果你书写时不具备相应的情感，就会写出潦草而缺乏情感的字迹。 近现代书法界走出的邪路，正是专注技巧、在为写字而写字的情况下出现的、产生的。 过去我们有一句话叫“文学是人学”，其实书法又何尝不是人学呢？离开了人的真情实感，就不会有真正值得赞赏的书法作品，是不应该有。 近代书法，有一句比较公认的话可做普遍的书法标准，就是“书到瘦硬始通神”，也就是说，笔画瘦硬、线条瘦硬是普遍的标准。 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自秦汉以来就丧失了认知能力和创造能力，因此两千多年来思想、社会制度、自然科学技术等方面，中国基本上交了白卷，什么东西都不曾发明创造出来。但中国的知识分子通过写字、练书法，依然形式上保持了自己的志气和骨气，特别是明朝几次和皇权的大规模较量，更是这种骨气存在的铁证。做清正廉洁的官员，做不与无道昏君合作的隐士，做死谏不屈、刚正不阿的直臣，做敢于和太监阉奴们斗争到底的东林党人……总之是决不无原则地与小人、奸佞同流合污，这是仅有的正面意义的内涵。其实，考察历史，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骨气往往叫人啼笑皆非，比如明朝的大礼仪之争，皇帝该叫谁老爹，这在后代人看来就简直是毫无意义。中国的书法真实体现的就是这样的“骨气”，这是充满奴性的骨气，甚至可以说是极度奴性化了的骨气。中国的文人通过书法表示自己永远是有骨气的人，却早已从根本上忘记了自己的奴才身份和地位，并且以做好忠实的奴才为荣。中国书法的“瘦硬”标准，其实就是凝聚了这样一种集体无意识。说它是无意识，因为中国书法界早已鲜有人真知瘦硬的这种心理含义。 历史上中国书法的价值和意义，除了美学价值和意义之外，作为陶冶性情的形式和手段，主要就是给知识分子们提供了这样一种虚幻的可能性，他们恍惚之间总是觉得自己还俨然是个有尊严的人，是伟大、光荣的无限忠于皇帝、忠于皇权的人。其实，既然是无限忠于皇权的人，本质上就只是个奴才而不能再算是现代意义上的人，至多可以算古代意义上的“臣民”。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没有明白这一点，他们沉浸在虚幻的书法感觉中，从书法中仿佛觅得了道德和情感方面的自尊自信，像鲁迅笔下的阿Q用精神胜利法保持着自己虚假的心理优势。 中国的书法界至少从明朝起已经走上了歧途，丧失了字如其人、笔迹就是心迹的自觉。他们学王羲之，学颜真卿，学董其昌……，学来学去，始终是在皮毛上下功夫，没有从思想上、心理上即实质上搞明白应该如何写字，如何练书法。从明朝以后，实际上人们走的是一条从形式上模仿古人笔迹的道路。结果，从笔迹学的角度审视，就是书法家们的字，大多数是徒具形式，没有生命，缺乏情感，装腔作势，就像是皮影戏，仿佛看上去也还生动，其实那皮影戏人物造型本身何尝有一丝一毫的变化？大部分近现代书法家，都是操演皮影戏者，每个人的操纵技巧虽有差异，而所操纵的都是同一个皮影人物，或者说，王羲之是一个皮影人物，颜真卿是另一个皮影人物，门派之争，不过如此而已，技术高低，不过是演戏的技术高低而已。
因此，我认为，明朝以后的书法，包括今天的书法界，基本上是一个“皮影戏阶段”或皮影戏状态。说近现代书法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并不为过，当代书法家多以险怪取胜，书法家大多没知识，就是明证。盲目追求瘦硬而不知瘦硬的心理含义，必然导致今天这种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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