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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你不要骄傲 余光中
六十年代刚开始，死亡便有好几次丰收。海明威。福克纳。胡适。康明思。现在轮到佛洛斯特。当一些灵魂如星般升起，森森然，各就各位，为我们织一幅怪冷的永恒底图案，一些躯体变成一些灵魂，一些灵魂变成一些名字。好几克拉的射着青芒的名字。称一称人类的历史看，有没有一斗的名字？就这么俯践枫叶，仰望星座，我们愈来愈寂寞了。死亡，你把这些不老的老头子摘去做什么？你把胡适摘去做什么？你把佛洛斯特的银发摘去做什么？
见到满头银发的佛洛斯特，已是四年前的事了。在老诗人皑皑的记忆之中，想必早已没有那位东方留学生的影子。可是四年来，那位东方青年几乎每天都记挂着他。他的名字，几乎没有间断地出现在报上。他在美国总统的就职大典上朗诵The Gift Outright（全心的赠与）；他在白宫的盛宴上和美丽的杰克琳娓娓谈心；他访俄，他访以色列。他在这些场合的照片，常出现在英文的刊物上。有一张照片——那是世界上仅有的一张——在我书房的墙上俯视着我。哪，现在，当我写悼念他的文章时，他正在望我。在我，这张照片已经变成辟邪的灵物了。
那是一九五九年。八十五岁的老诗人来我们学校访问。在那之前，佛洛斯特只是美国现代诗选上一个赫赫有声的名字。四月十三号那天，那名字还原成了那人，还原成一个微驼略秃但神采奕奕的老叟，还原成一座有弹性的花岗岩，一株仍然很帅的霜后的银桦树，还原成一出有幽默感的悲剧，一个没忘记如何开玩笑的斯多伊克
那天我一共见到他三次。第一次是在下午，在爱奥华大学的一间小教室里。我去迟了，只能见到他半侧的背影。第二次是在当晚的朗诵会上，在挤满了三千听众的大厅上，隔了好几十排的听众。第三次已经深夜，在安格尔教授的家中，我和他握了手，谈了话，请他在诗集上签了名，而且合照了一张像。犹记得，当时他虽然频现龙钟之态，但顾盼之间，仍给人矍铄之感，立谈数小时，仍然注意集中。他在《佛洛斯特诗选》（The poem of Robert Forst）的扉页上，为我提了如下的字句：
For Yu Kwang-chu From Robert Forst With best wishes to Formosa Iowa City. Iowa.. U.S.A.1959
写到Formosa时，老诗人的秃头派克笔尖曾经悬空不动着片刻。他问我，“你们平常该用Formosa或是Taiwan？”我说，“无所谓吧。”终于他用了前者。当时我曾拔出自己的钢笔，递向他手里，准备经他用后，向朋友们说，曾经有“两个大诗人”握过此管，说“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今望苦低垂”。可惜当时他坚持使用自己的一枝。后来他提起学生叶公超，我述及老师梁实秋，并将自己中译的他的几首诗送给他。
我的手头一共有佛洛斯特四张照片，皆为私人摄藏。现在，佛洛斯特巨大的背影既已融入历史，这些照片更加可贵了。一张和我同摄，佛洛斯特展卷执笔而坐，银丝半垂，眼神幽淡，像一匹疲倦的大象，比他年轻半个世纪的中国留学生则侍立于后。一张是和我，菲律宾小说家桑多斯，日本女诗人长田好枝同摄；老诗人歪着领带，微侧着头，从悬崖般的深邃的上眼眶向外矍然注视，像一头不发脾气的老龙。一张和安格尔教授及两位美国同学合影，老诗宗背窗而立，看上去像童话中的精灵，而且有点像桑德堡。最后的一张则是他演说时的特有姿态。
佛洛斯特在英美现代诗坛上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第一，它是现代诗中最美国的美国诗人。在这方面，唯一能和他竞争的，是桑德堡。桑德堡的诗生动多姿，富于音响和色彩，不像佛洛斯特的那么朴实而有韧性，冷静，自然，刚毅之中带有幽默感，平凡之中带有奇异的成分。桑德堡的诗中伸展着浩阔的中西部，矗立着芝加哥，佛洛斯特的诗中则是波士顿以北的新英格兰。如果说，桑德堡是工业美国的代言人，则佛洛斯特应是农业美国的先知。佛洛斯特不仅是歌颂自然的田园诗人，他甚至不承华兹华斯的遗风。他的田园风味只是一种障眼法，他的区域情调只是一块踏脚石。他的诗“兴于喜悦，终于智慧”。他敏于观察自然，深谙田园生活，他的诗乃往往以此开端，但在诗的过程中，不知不觉，行若无事地，观察泯入沉思，写实化为象征，区域性的扩展为宇宙性的，个人的扩展为民族的，甚至人类的。所谓“篇中接混茫”，正合乎佛洛斯特的艺术。
有人曾以佛洛斯特比惠特曼。在美国现代诗人之中，最能继承惠特曼的思想与诗风者，恐怕还是桑德堡。无论在汪洋纵恣的自由诗体上，拥抱工业文明热爱美国人民的精神上，肯定人生的意义上，或是对林肯的崇仰上，桑德堡都是惠特曼的嫡系传人。佛洛斯特则不尽然，他的诗体恒以传统的形式为基础，而演变成极富弹性的新形式。静他能写很漂亮的“无韵体”（blank verse）或意大利十四行（Italian sonnet）其结果绝非效颦或株守传统，而是回荡着现代人口语的节奏。然而佛洛斯特并不直接运用口语，他在节奏上要把握的是口语的强调。在思想上，它既不像那位遁世为恐不远的杰弗斯那么否定大众，也不像惠特曼那么肯定大众。他信仰民主与自由，但警觉到大众的盲从与无知。往往，他宁可说“否”（nay）而不愿附和。他反对教条与专门化，他不喜工业社会，但是他知道反对现代文明之徒然。在一个混乱而虚无的时代，当大众的赞美或非难太过分时，他宁可选择一颗星的独立和寂静。他总是站在旁边，不，他总是站得高些，如梭罗。有人甚至说他是“新英格兰的苏格拉底”（Yankee Socrates）。
其次，在现代诗中，佛洛斯特是一个独立的巨人。他没有创立任何诗派。他没有康明斯或者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那种追求新形式的兴趣，没有桑德堡或阿咪·罗蕙尔（Amy Lowell）那种反传统的自信，没有史班德或奥登那种左倾的时尚，更缺乏艾略特那种建立新创作论的野心，或是汤默斯（Dylan Thomas）那么左右逢源的超现实的意象。然而在他的限度中，他创造了一种新节奏，以现代人的活语言的腔调为骨干的新节奏。在放逐意义崇尚晦涩的现代诗的气候里，它拥有坚实和明朗。当绝大多数的现代诗人刻意表现内在的生活与灵魂的独白时，他把叙事诗（narrative）和抒情诗写得同样出色，且发挥了“戏剧性独白”（dramatic monologue）的高度功能。
最后，就是由于佛洛斯特的诗从未像别的许多现代诗一样，与自然或社会脱节，就是由于佛洛斯特的诗避免追逐都市生活的纷纭细节，避免自语而趋向对话，他几乎变成现代美国诗坛上唯一能借写诗生活的作者。虽然在民主的美国，没有桂冠诗人的设置，但由于艾森豪聘他为国会图书馆的诗学顾问，甘乃迪请国会通过颁赠他一块奖章，他在实际上已是不冠的诗坛祭酒了。美国政府对他的景仰是一致的，而民间，大众对他也极为爱戴。像九缪斯的爸爸一样，颤巍巍地，也被大学生，被青年诗人们捧来捧去，在各大学间巡回演说，朗诵，并讨论诗的创作。一般现代诗人所有的孤僻，佛洛斯特是没有的。佛洛斯特独来独往于欢呼的群众之间，他独立，但不孤独。身受在朝着的礼遇和在野者的崇拜，佛洛斯特不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御用文人，也不是媚世取宠的流行作家。美国朝野敬仰他，正因为他具有这种独立的敢言的精神。当他赞美时，他并不纵容；当他警告时，他并不冷峻。读其诗，识其人，如攀雪峰，而发现峰顶也有春天。
在他生前，世界各地的敏感心灵都爱他，谈他。佛洛斯特已经是现代诗的一则神话。上次在马尼拉，菲律宾小说家桑多斯还对我说，“还记得佛洛斯特吗？他来我们学校时，还跟我们一块儿照相呢!”回到台北，在第一饭店十楼的汉宫花园中，又听到美国作家史都华对中国的新诗人们说：“佛洛斯特是美国的大诗人，他将不朽！”
在可能是他最后一首诗（一九六二年八月所作的那首The Prophets Really Prophecy as Mystics / The commentators Merely byStatistics）中，佛洛斯特曾说：
人的长寿多有限 是的，现代诗元老的佛洛斯特公公不过享了八八高龄，比狄兴和萧伯纳毕竟还减几岁。然而在诗人之中，能像他那么老当益壮创作不衰的大诗人，实在寥寥可数。现在他死了，为他，我们觉得毫无遗憾。然而为了我们，他的死毕竟是不幸。美国需要这么一位伟人，需要这么一位为青年们所仰望的老人，正如一世纪前，她需要爱默生和林肯。高尔基论前辈托尔斯泰时，曾说：“一日能与此人生活在相同的地球上，我就不是孤儿。”对于佛洛斯特，正如对胡适，我们也有相同的感觉。
一九六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选自《余光中集》（第四卷），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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