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成王伐东夷及其重大历史影响

周朝“成王伐东夷”见于《史记·周本纪》:“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1］97“成王伐东夷”是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事件，传世的舆方鼎铭文中之“周公征于伐东夷”，“禽簋”铭文“王伐奄侯”等都是“成王伐东夷”的物证。“成王伐东夷”奠定了周王朝的统治。“成王伐东夷”却为后来的历史学家所忽略，而代之以“周公东征”。周公东征本是周成王伐东夷的组成部分，因《诗经·破斧》有“周公东征”之句，注家又误把周公“伐诛武庚、管叔，放逐蔡叔”与“周公东征”混为一谈，于是就出现了《中国通史纲要》中这样的记述:“武王灭商后两年病死，年幼的儿子成王诵继位，由武王的同母弟周公旦摄政。管叔、蔡叔等贵族不满。武庚乘机串通管叔、蔡叔，联合东方的一些部落和小国，一同起兵叛周。周公领兵东征，经过三年时间，才把叛乱平定。周的势力达到黄河下游和淮河一带。周公东征后，因都城镐京距离东方遥远，便营建洛邑( 今河南洛阳市) 为东都，作为控制东方的政治、军事重镇，把被称为顽民的商朝遗民迁到这里，派兵驻守，监视他们。周的王业，是在周公东征和建营东都以后，才巩固起来的。”［2］72 － 73这段文字，不仅周“成王伐东夷”不见了，还把“伐诛武庚、管叔”说成是“周公东征”，而且把“成王伐东夷”前的营建东都说成“周公东征”后，这就完全忽略了《史记·周本纪》所记载的营建洛邑后的周“成王伐东夷”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因此，不得不作仔细辨析，以解开这团被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把“伐诛武庚”“营洛邑”“伐东夷”“周公东征”绞在一起的乱麻。

一、周成王伐东夷

“成王伐东夷”，是在成王实际执政之后，周成王亲自主持并实际参与的一场战争。周武王经过牧野之战推翻殷纣王的统治，后二年“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惧”［1］96。武王死后，太子诵即位，这就是周成王。成王少，“周公恐诸侯叛周，公乃摄行政当国”［1］96。周公主政后，“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1］96，完成平定武庚之乱后，又过了数年，“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1］96。此后，“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审视，卒营筑，居九鼎焉”［1］97。在周朝的局势稳定后，成王又重新启动武王时就计划的迁都洛邑之事。迁都洛邑，周朝的政治中心东移，有利于包括对商之封国和管、蔡旧地及东方诸侯的统治，有利于全国的稳定。成王先把“复营洛邑”之事交给召公奭，经召公同意并审定后，把此事交给周公负责具体办理。周公重新占卜并实地考察之后，开始营建，最终建成，并把夏朝铸造的代表全国的九鼎安置在洛邑。因为是周成王时所建，此城被后世称为“成周”。大约又过了三年，然后才是“伐东夷”。伐东夷之始，约在成王十年，这时离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已经过去了八九年。对此，《史记·周本纪》的记述是清楚的。

( 一) 成王伐东夷的主要成员

周成王伐东夷的主帅是成王，其辅佐人员是召公和周公，“召公为保，周公为师”［1］97。成王作为“伐东夷”的主帅，他亲自参加了这场战争。当时周的京都在镐京，今西安西南。“伐东夷”开始后，成王率周军一直到商奄，今山东曲阜一带。在取得对奄的胜利后，“成王自奄归”［1］97，回到镐京，此后的战事就由召公和周公在前线具体负责了，重要的决策事项仍由成王来决定。

“召公为保，周公为师”。召公是伐东夷的重要参与者。召公为保，保的是成王。召公自始至终参加了“伐东夷”。《齐太公世家》说:“淮夷叛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1］1245此命是召康公传达周成王之命，是在齐国，是在“伐东夷”胜利之后，不然，不会有此命令。这说明召康公直到取得“伐东夷”的胜利，一直在前线。

周公是“伐东夷”的实际指挥者。“周公为师”，此“师”是“天子六师”之“师”，是“军”之意，“为师”就是主持军务。《韩非子·说林上》说:

周公旦已胜殷，将攻商盖。辛公甲曰:“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盖服矣。［3］128

这也说明周公是伐东夷战略的制定者。辛公甲是周武王的太史，是位有历史知识和经验的老人。

鲁公伯禽参加了“伐东夷”中在奄的战争。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禽簋”铭文:“王伐奄侯，周公谋，禽祝。禽有脤祝。王赐金百锊，禽用作宝彝。”“王伐奄侯”是成王“伐东夷”之始。“禽祝。禽有脤祝”，是伯禽帮助周王“伐东夷”的意思。古代在战争之前都要在宗庙、社稷举行祭祀，祈求祖先和社神的保佑。祭社的生肉叫脤，“禽有脤祝”就是成王祭社时，伯禽拿去生肉增加祭祀社神的供品，这是帮助周王“伐东夷”的表现之一。所以此“祝”有“助”之意。《鲁周公世家》说:

伯禽即位之后……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与肸，作《肸誓》曰:“陈尔甲胄，无敢不善。……我甲戌筑而征徐戎，无敢不及，有大刑。”作此《肸誓》，遂平徐戎，定鲁。［1］1275

鲁公伯禽既是“伐东夷”的参与者，也是实际受益者，因“伐东夷”而“鲁定”。

姜太公也是“伐东夷”的实际参与者和最大受益者。史书没有太公参与“伐东夷”的记载，但却有齐国因为这次“伐东夷”而“东至海，西至河”而“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1］1245的记载。“商盖服矣”之后，其地给了齐国。《汉书·地理志下》载:

少昊之时有爽鸠氏，虞、夏有季则。汤时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为诸侯，国此地。至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太公。颜师古注曰:“武王封太公于齐，初未得爽鸠之地，成王以益之也。”［4］1323这是周成王把“薄姑氏”之地，即“商盖”给了齐国的明确记载。“薄姑氏国”所在之地为今惠民县、阳信县。《嘉靖武定州志》对此有明确记述:

武定自帝喾时为兖州域，唐虞夏同。载稽之古，少昊世乃爽鸠氏之墟，厥后有季则氏、逢伯陵氏、蒲姑氏。蒲姑氏寔惟殷商之代( 蒲姑氏国在阳信县，汉于阳信县置博昌县，县有蒲姑庙。蒲一作薄———笔者注) ，洎周时，蒲姑与四国作乱，成王灭之，其地赐太公。［5］1

多方面的资料证明，齐国是在“成王伐东夷”之后得到“薄姑氏国”之地的。

“成王伐东夷”后，齐国得到了三项好处: 一是国土增加了数倍; 二是得“征伐”权，就是要齐国把东方的这些诸侯国看管起来，齐国可以代替周王“征伐”这些诸侯国; 三是与鲁国结成了军事同盟关系。齐国如果不是密切配合了这次“伐东夷”之战，它会得到“征伐”这么大好处吗? 齐国和鲁国结成了特殊关系。《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说:

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6］360

成王赐周公、太公两家结盟在“伐东夷”胜利之后，此前两家可能有摩擦，有“相害”，通过“伐东夷”两家相利，故结盟，且誓言“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商盖是这次“伐东夷”的主要对象，齐国离商盖不远，在成王伐东夷开始，齐国就盯住了商盖，注意其动静，也许正是因为近有齐、远有东征的周军，商盖才没敢动，最后顺服周王的。

( 二)“东夷”指哪些诸侯国

周成王“伐东夷”是指东夷诸国。究竟是哪些诸侯国，《史记》的记载不够十分明确，后人理解不一，有各种不同的解读，因此不得不综合一些史料加以辩正。

《史记·周本纪》说:“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1］97这里提到了三个诸侯国: 淮夷，奄，“薄姑君”之国。有的说薄姑是奄国国君，那就成了两国。但是，在“伐东夷”期间，周成王发布的公告《多方》明确说是四国。我们需先了解一下《尚书·多方》篇的有关内容。

《多方》是成王自奄回到镐京后所作，其后才是“袭淮夷”，是在“伐东夷”过程中的作品。《多方》是以周公传达“王若曰”的口吻发的文诰。开篇即说:“猷告尔四国多方惟尔殷侯尹民( 告诉于你们四国多方殷之诸侯的官员和民众)。”［7］256后面又说:“今我曷敢多诰，我惟大降尔四国民命( 今我何敢多说，我只是降下给你们四国之民命)。”［7］262可以看出，这篇文诰的对象是“四国多方之尹民”。这句话的宾语是“尹民”，尹是“官尹”，民是“民众”。“尹民”的定语是“四国多方”。“四国”是具体的，是四个诸侯国; 多方是指四国之内的多方面人士，因为战争关系到四国各方面人士的命运。

对于“四国多方”之内涵，“于省吾《尚书新证》认为京畿范围内京师四外之地称四国，四国之外诸地称多方”［7］257。如果以此释读，四国指“京师四外”，多方指“土方、鬼方、羌方等”，那么“四国”与“多方”之间有没有中间地带呢? 如果有，那么为什么不包括广大的中原地区呢? 如果没有，那不就是周王的天下吗? 何用“四国多方”呢? 从内容上看，这是一篇劝降的文诰，宣战的檄文，绝不会对与战争无关的“京师四外”发布带有强烈威胁内容的文诰。《多方》中有这样的话:“我惟时其教告之，我惟时其战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尔命，我乃其大罚殛之。”［7］263意思是: 我只有及时教导、告诉你们，我到时候会把战犯囚禁起来。已经再三申明我周朝的命令，如果有不听命者，我就只好征伐、诛杀反叛者。难道周成王会把有如此内容的文诰发给镐京四外之地拥护周朝的官民吗?难道会把这样的文诰发给顺从周朝的“鬼方”等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吗? 这显然是不会的。于先生的《新证》不敢苟同。无论是从《多方》产生的背景看，还是从其内容看，还是从语境看，“四国”就是指这次被征伐的东夷四国。

《多方》中的“四国”究竟是哪“四国”呢?

尽管没有一篇历史文献告诉我们成王“伐东夷”之四国具体指哪些诸侯，但是从不同的文献和古青铜器铭文中我们可以找到四国。这四国的共同特征是: 同为被成王和周公征伐之国，同属东夷。

1.商奄

从《史记》的记载看，这次成王伐东夷的第一仗是伐“商奄”。《周本纪》载:“残奄。成王自奄归。”“禽簋”铭文“王伐奄侯”。“奄”是成王“伐东夷”的对象，史无异议。《左传·定公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6］1620这是伐商奄胜利后的事，与“禽簋”铭文相吻合。奄是诸侯国名，“候”是爵位，是五等爵的第二位，是诸侯国中的大国，齐、晋等都是“候”爵。加以“商”字，是说奄国本是商的诸侯，商纣王亡后，商奄归顺了周朝，成王时叛周，所以伐之。所谓“残奄”，是致其残破，奄人归顺了。周成王到了奄地，取得伐奄的胜利之后，“成王自奄归”，回到了周都镐京( 今西安西南) ，以后的事情就是周公旦和召公奭在前线负责了。

2．徐戎

武王“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1］1269。周公之子伯禽就鲁行政。“淮夷、徐戎亦并兴反”［1］1275之后，“成王伐东夷”伯禽帅师参战。鲁君作《费誓》:“‘陈尔甲胄，无敢不善。无敢伤牿。马牛其风，臣妾逋逃，无敢越逐，敬复之。无敢寇攘，逾墙垣。鲁人三郊三隧，歭尔刍茭、糗粮、桢干，无敢不逮。我甲戌筑而征徐戎，无敢不及，有大刑。’作此《肸誓》，遂平徐戎，定鲁。”［1］1275徐戎见于《肸誓》( 即《费誓》) 和《史记·鲁周公世家》，徐戎是这次“伐东夷”的对象，鲁公伯禽参加了“平徐戎”。

徐戎在今徐州一带。徐州有南徐州、北徐州之称，徐戎在曲阜南面，离得很近，徐戎反，首先威胁在奄地的鲁国，所以说“平徐戎，定鲁”。

3．淮夷

《周本纪》有“东伐淮夷”“袭淮夷”。《肸誓》(《费誓》) 有:“徂兹淮夷、徐戎并兴。”［7］322淮夷是与徐戎一起兴兵叛周的。

4．商盖

商盖不见于《尚书》和《史记》，也不见于《左传》。但《韩非子·说林上》说:“周公旦已胜殷，将攻商盖。辛公甲曰:‘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盖服矣。”［3］128“周公旦已胜殷”是指“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此后才是“将攻商盖”。“攻商盖”是“周成王伐东夷”的主要目标。“伐东夷”是“周公为师”，周公旦自然要谋划这次伐东夷的战略。《左传·襄公四年》载:“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6］818辛公甲是“周武王太史”［6］821，是个老人，他教给周公的办法是“服众以劫大”，先把一些小国平掉，然后逼大国投降。

清华简《系年》第三章载:“飞( 廉) 东逃于商盖氏。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8］“成王伐商盖”与《韩非子》相合，证明“商盖”是“伐东夷”的对象。

有人把“商盖”说成“商奄”，把“薄姑”说成商奄之君。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左传·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6］1320这里的“蒲姑”显然是指诸侯国，亦即薄姑是“商奄”之外的诸侯国，所以才以氏族名代称其国，正因为如此，才把“蒲姑、商奄”并称为“吾东土也”。如果蒲姑是商奄国君，那怎么可能把其国君与其国家并称为“东土”呢? 这里的“蒲姑”是指商奄之外的另一个诸侯国。这个国家就是商盖。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9］87“飞( 廉) 东逃于商盖氏。成王伐商盖，杀飞廉。”飞廉是逃到商盖被杀，“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说明“商盖”在海隅。奄不在海隅，证明“商盖”不是“商奄”。

《墨子·耕柱》篇，墨子说:“古者周公旦非管叔，辞三公，东处于商盖，人皆以为狂，后世称其德，扬其名，至今不息。”如果说“商盖”就是“商奄”，那么，商奄是周公旦的封地，他“处于商奄”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为什么时人会“以为狂”呢? 显然，周公旦“东处于商盖”并非是“商奄”，不然，是不会以其“处于商盖”为狂的。

《韩非子》说:“周公旦已胜殷，将攻商盖。辛公甲曰:‘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盖服矣。”从这段记载看，周公旦听从了辛公甲的意见，先攻商奄，且周成王到达了奄地，得到了鲁公伯禽的支持，然后平徐戎，袭淮夷，最后才是“商盖”服矣。这也证明了“商盖”不是“商奄”。

把“商盖”毫无因由的说成“商奄”，把《墨子》《韩非子》《清华简》中的“盖”字，随意改为“奄”字，且顺势作出种种解释，是不能服人的。“商盖”这个东方沿海诸侯国的存在是客观事实，西周王朝的有意毁灭没能彻底使其消失，被战国时期的墨子、韩非子记录了下来，后人的忽视和误读、误解，也不可能令其永远被掩蔽。

商盖是周成王“伐东夷”的“四国”之一，是四国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国家。从“商盖服矣”，“西迁商盖之民于邾”，“迁其君薄姑”等内容看，商盖最后是顺服了周朝，因此才迁其君，迁其民，把其国土纳入齐国的征伐范围，是用软刀子将其瓜分且灭国的。

( 三)“伐东夷”的过程

从《史记》等的记载看，伐东夷实际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段到奄，这是成王所实际参加的。在“王伐奄侯”之时，鲁公伯禽不但助祭而且参加了“平徐戎”的战争，这有“禽簋”铭文和《尚书·费誓》为证。残奄之后，成王回到镐京，后发布《多方》文告，劝降四国多方官民服从周的统治。

召公和周公继续东进，直到商盖( 今滨州市阳信、惠民县一带)。商盖顺服，迁其君薄姑到齐都营丘附近后，把薄姑交付太公望监管，将“商盖”之地纳入姜氏齐国的征伐范围，“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无棣”就是商盖之地，亦即唐宋之棣州。这才算是彻底解决了“商盖”这个东方诸侯大国的问题。此后，召公、周公班师回朝，圆满结束。

二、伐东夷与“伐诛武庚”“周公东征”之区分

不少史书把“成王伐东夷”与周公“伐诛武庚、管叔，放逐蔡叔”“周公东征”混为一谈，像《中国通史纲要》这样的高校教材都如此，可见此问题在中国历史书中的模糊程度。在我们基本弄清了“成王伐东夷”这件事情之后，再来分辨“成王伐东夷”与周公“伐诛武庚”之不同，与“周公东征”之区分，也就比较容易了。

( 一)“成王伐东夷”与周公“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之不同

第一，时间不同。“伐诛武庚”在成王初年，这时“成王少”。“成王伐东夷”是在“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1］96之后，在“复营洛邑”之后，约在周成王十年之后。“成王伐东夷”比周公“伐诛武庚”晚八九年。

第二，地点不同。周公“伐诛武庚”，在今河南省境内。周武王灭商之后，“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1］92。《史记·正义》注:“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邶》《鄘》《卫》是。邶以封纣子武庚，鄘，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 以监殷民，谓之三监。”［1］92殷都朝歌在今河南省淇县。其“畿内”即朝歌周围地区。“邶”即殷都之北面，以此封于武庚。灭武庚后以其地封康叔，朱熹的《诗经注》说:“卫本都河北，朝歌之东，淇水之北，百泉之南。”［10］11卫本都是武庚所都，离今河南淇县不太远。武王“于是封叔鲜于管”，杜预注曰:“管在荥阳京县东北。”［1］1304在今河南省荥阳县东南，这正是朝歌以南地区。“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不出今河南省境界。

“成王伐东夷”基本在今山东省境内。奄在今曲阜一带。徐戎在今山东西南，江苏北部，淮夷在江苏、安徽的北部，商盖在今滨州市。

第三，人物不同。“伐诛武庚”是周公旦一人所为，所以被别人怀疑。“成王伐东夷”是周成王、召公奭、周公旦及伯禽等共同参与。

第四，结果不同。“伐诛武庚、管叔，放逐蔡叔”之后，“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1］1321。卫康叔是“伐诛武庚”的最大受益者。宋微子亦是受益者，“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1］1342，这就是后来的宋国。

“成王伐东夷”的结果是“鲁定”，是齐国“得征伐，为大国”，是周公、召公成为世袭的“公”，成为周朝中央政权世代的实际执掌者，是齐鲁结盟。

总之，周公“伐诛武庚、管叔，放逐蔡叔”与“成王伐东夷”完全是两回事，从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分清的事件。对此，《尚书》《史记》等古籍提供了足够的史料可以证明。

( 二)“成王伐东夷”与“周公东征”之区分

《鲁周公世家》说:“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东伐至孟津，周公辅行。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1］1269从这段记叙看，周公在武王时期就是周朝军队的实际领导者，刑罚权的执掌者。这也是武王死后，周公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的权利基础。

周公既是“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的主要人物，也是“成王伐东夷”的军权实际执掌者，这两次战争，对于以镐京为都的周人来说，都可以说是“东征”。因为武庚的“朝歌”在河南，“东夷”诸侯国在山东。那么，所谓“周公东征”是指成王初年的“伐诛武庚”，还是指成王亲政后的“伐东夷”?还是两者兼指?

从一些史书及注《诗经》的文字看，大部分人误认为是二者兼指，把相隔数年，两场完全不同的战争看作一回事。最早把“伐诛武庚、管叔，放逐蔡叔”说成是“周公东征”的是《诗经》之注家。南宋王应麟的《诗地理考》之《四国》说“毛氏曰:‘四国，管、蔡、商、奄也’”［11］255，这是违背事实的。

“周公东征”不见于《左传》《史记》等史书。“周公东征”的说法来自《诗经·豳风·破斧》: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既破我斧，又缺我锜。周公东征，四国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东征，四国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10］64

这是西周人当时的作品，后人所说“周公东征”当源于此，据于此。所以周公东征当以此诗为据。

诗人作诗，一般是有感于某一现象、某一事件，其时间跨度不会很长，即使史诗也是依次叙述历史事件。从《破斧》的内容看，周公东征的对象是“四国”，所以它所咏叹的是一次战争，而不是两次。也就是说，《破斧》只能是周公“伐诛武庚”或随从成王“伐东夷”中的一次，而绝不可能是兼指相隔数年的两次战争。认为《破斧》兼指两场战争是不合乎诗人作诗之情理的，任何诗人都不可能把数年前的战争和眼前的战争放在一起来作一首小诗。

那么，《破斧》所写的是两场战争中的那一场呢?《破斧》写的“周公东征”的对象是“四国”，这与《尚书·多方》所述“四国”是一致的。《多方》所要告知的对象是周成王“伐东夷”的“四国”之“尹民”，这是在战前时刻对“东夷”“四国”的劝降书，是战表。《破斧》是述说战争对四国的处置，“四国是皇”是说对四国的匡正，“四国是吪”是说对四国的教化，“四国是遒”，是巩固对四国的统治。这是征伐方讲出的战争目的和宣传。《尚书·多方》早于《诗经·破斧》。《破斧》的作者一定了解《多方》的内容，因为周王的《多方》文诰不仅会反复向“四国”之“尹民”传达，也会向东征的周军传达。这就是说，《诗经·破斧》之“四国”就是《多方》中的“四国”。所以说，《破斧》所述四国是商奄、徐戎、淮夷、商盖四国。

所以，《破斧》中的“周公东征”是指“成王伐东夷”时的周公东征商奄、徐戎、淮夷、商盖四国之事。这也有《周公鼎铭》“惟周公于征伐东夷丰伯、薄姑”为证，周公“征伐东夷”与“成王伐东夷”是一回事。

事实上，周公“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其“伐诛”的对象只有武庚和管叔之国，所以有人才把“商奄、薄姑”加进去凑足四国。武王死后，天下人都疑心实际掌控周朝政权的周公旦会自己为王。管叔鲜、蔡叔度不惜联合商纣王之子武庚等要对周公进行“清君侧”式的讨伐，连召公奭也不相信周公旦。但周公掌握着周王的军队，在管叔鲜等尚未行动前，就采取行动，从洛阳出发突袭了管叔和武庚。因此，诗人不会就周公旦“伐诛武庚、管叔”写出“周公东征，四国是皇”那样的句子。

对毛诗“四国”的解释，并非《诗经》注家都同意，有人已经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与王应麟同时代的著名学者朱熹在其《诗经》注说:“四国，四方之国也。”［10］64朱熹注《诗经》，不可能不认真读《毛诗》，不可能不知道毛氏对“四国”是“管、蔡、商、奄”的解释。他之所以另解，而且是那样不知所云的搪塞解释，表明朱熹是不同意毛氏解释的，因为那不符合历史事实。周公伐诛武庚、管叔与成王“伐东夷”相隔数年，作为参加周公东征的诗人根本不可能把相隔数年之事写在一首诗中。

总之，周公东征是指成王伐东夷之时的东征，是“成王伐东夷”的重要组成部分。“成王伐东夷”不仅有“召公为保，周公为师”，而且成王亲自参加了，并到达了远离周都镐京的商奄，所以不能以“周公东征”代指“成王伐东夷”。

应当指出: 周公“伐诛武庚”后，并没有提高他在朝中的地位。本来，在武王伐纣时，“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1］1269，周公在前，召公在后。而到了“成王伐东夷”时，则是“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召公在前，周公在后。这有以召公制衡周公权力之意。这也证明，以“周公东征”代替“成王伐东夷”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周成王伐东夷的重大历史影响

司马迁在《周本纪》中说: 成王伐东夷后，“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周的哪些重要的制度与伐东夷有关呢?

( 一) 伐东夷奠定了“召公为保，周公为师”辅佐周王的三驾马车制度

伐东夷是成王亲征，“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的成功战例。这为周朝的核心统治奠定了基础，而且形成了制度，这就是周、召共同辅佐周王的三驾马车掌权架构。此后，周公、召公不仅长子有鲁、燕之封国，而且他们的次子也成为世世代代的周公、召公世袭者。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说:“周公元子就封于鲁，次子留相王室，代为周公。”［1］1275召公得到了相同的待遇，也是次子世代为召公，留在京师相周王。

《左传》中除了对周公旦的记载，还有对多位周公的记述，如桓公五年的周公黑肩，僖公五年的周公宰孔，僖公二十四年的周公忌父等。自周公旦始，周公成了周王军队的实际执掌者。《左传·桓公五年》载:“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王为中军; 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 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6］83这时离成王伐东夷已有300余年。召公世袭，《左传》也有记载，僖公二十四年有召穆公，宣公十五年有召戴公，昭公二十二年有召庄公，他们都是召公奭的后代。

( 二) 通过“伐东夷”使齐国“得征伐、为大国”

齐国在这次“伐东夷”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史无明文，但齐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从周成王“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和姜太公之为人看，齐国作为与东夷大国为邻的诸侯，在“伐东夷”中所起的作用一定是非同寻常的。正是因为齐国在“成王伐东夷”中出了大力，才获得了“征伐”权的。齐国获得了高于一般诸侯的特殊权利，为齐国成为大国奠定了基础，直到齐桓公时，还是借着这张王牌称霸的。齐桓公伐楚，就公开亮出了这张牌。“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 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6］244这显然远远超出了“五侯九伯”的范围，但齐国被成王授予征伐“侯伯”的权力却是事实。强大的楚国没敢否认这张王牌，承认了“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6］244，承认了齐国的“征伐”权。

( 三) 成王伐东夷后，化解了周公、召公之间的矛盾，增强了内部团结

司马迁说: 伐东夷后“而民和睦”，首先是朝廷的和睦，而后才是“民和睦”。在周公摄政时，不但管、蔡攻击周公，召公奭也怀疑周公不忠，成王作为最重要的当事人，心中也有疑虑，召公、成王与周公旦之间的矛盾是无法掩饰的。周公交权后，又忠心辅佐成王“伐东夷”，才以实际行动向成王、召公表明了他对周王室的忠心无二。此后的权力分配，表明了三家的相互信任，从制度上巩固了王室的团结，使人民放了心，“而民和睦”也就水到渠成了。

周成王伐东夷是重大历史事件，有众多的重要史籍记载，有出土的青铜器为证，是一段可以厘清的历史，今人有责任还原这一事件。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 中华书局，1999．

［2］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 ［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3］［战国］韩非．韩非子［M］．任峻华，注释．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0．

［4］［汉］班固．汉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99．

［5］刘继先，崔士伟．嘉靖武定州志［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

［6］［春秋］左丘明．左传［M］．［晋］杜预，集解.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7］尚书［M］．慕平，译注．北京: 中华书局，2009．

［8］于向阳．秦氏嬴姓始源东方添新证［N］．大众日报，2015 － 06 － 24(11)．

［9］［宋］朱熹．孟子集注［M］．济南: 齐鲁书社，1992．

［10］［宋］朱熹．诗经集解［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1］［宋］王应麟．诗地理考 ［M］．王京州，江合友，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2011．

【参考文献】吴名岗：《周成王伐东夷及其重大历史影响》，《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