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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被后世千千万万人视为儒教教主，被尊为孔圣人，一生以遵从周礼为傲。 但实际上，孔老夫子也存在着一位崇拜的偶像。他的这位偶像，不是周人精神领袖周文王姬昌，也不是西周“国父”周武王姬发，而是主导周人二次东征的“国叔”姬旦，后人尊称其为周公旦。 为什么孔夫子会以姬旦作为偶像，而不是周文王或是周武王呢？ 《尚书大传》中总结姬旦一生的“革命”功绩，就说他“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行，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这就是姬旦执政七年的煌煌业绩！姬旦前三年力挽狂澜于既倒，平定中原之乱，彻底摧毁了殷人复辟的希望；第四年主导实施封建制（分封制），使得周王国快速地温稳定了天下；第五年营建成周，使周人真正实现了入主中原；第六年制礼乐，制礼以明尊卑次序，作乐以感化教民，奠定了周人文化立国的基础。 在姬旦执政第六年，周王室突然来了一批不速之客。更加奇怪的是，这批客人里，居然有一多半是翻译，正客就那么一两位。客人每说一句话，各位翻译辗转要过几道弯才能翻译成姬旦所能听懂的周语。在宾主双方鸡同鸭讲的艰难沟通过程中，姬旦花了好半天功夫，才终于弄明白了客人的来意。 这奇怪的客人是来自于越裳国；而越裳国，据现代人考证，大约是位于今属印度的阿萨姆邦附近。印度与西安，距途遥远，相互之间隔着万水千山。平时，周王国与越裳国可谓八辈子都打不上交道，彼此交流极少，周人势力也不可能扩张至印度。这次“跨国越境”而来，越裳国人的语言当然不可能让周人听懂。所以，越裳国人辗转请了N多个翻译，一句句把自己的话翻译出来，姬旦才能听懂。这就相当于法国人请了土耳其人把法语翻译成土耳其语，然后再请伊朗人把土耳其语翻译成伊朗语，再请印度人翻译成印度语，最后由通晓印中语言的人再翻译成中文——这样的交流过程有多么困难，可想而知！ 越裳人说：“我们的国君身处外国，近年来没有疾风暴雨，猜想大概是因为中国有了圣人吧，所以派了臣来。”使者跋山涉水而来，特地为周人献上了越裳国的土特产——白色的野鸡，来表达对周王室的仰慕之心。与周人八辈子都打不上交道的“外国”人慕名来归，可见姬旦礼乐教化已经是大功告成！后人津津乐道的“成、康时教化大行，重译献雉”，其实就是说的姬旦执政时“外国”人进献野鸡之事。 因此，至春秋以后，姬旦被历代统治者和儒家学者都视为“圣人”，无人可以逾越！儒教的创始人孔老夫子就终身以姬旦为崇拜偶像，在他年老体衰之时，曾经无限悲凉地说出了下面这番话：“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亚圣孟老夫子则封姬旦为“古圣人”，与孔圣人相提并论；汉初大儒贾谊如此评价姬旦：“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以姬旦的生平而言，这些评价一点都不过分。 对现代人而言，周公所制礼乐制度，毕竟是距离我们太久远了。周礼再怎么重要、再怎么雍容华贵，对现代普通人来说，都是浮云。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可知道在姬旦执政期间，他确实是做出了突破时代局限的重大变革。而他所作出的这种变革，让中国人朝着现代文明的方向，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而这一点，对于殷商后裔的孔夫子而言，意义更加重大。 周人对商代祭祀文化做出了革命性的改变，特别是在祭祀用牲制度方面，周人已经不会经常性地以人为牲了。但是，在首次东征之后，周武王回宗周镐京祭祖时，仍然使用了大量俘虏和牲畜来祭祀： “癸丑，荐殷王士白（百）人。 武王……伐右厥甲小子鼎大师。 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师，司徒司马初厥于郊号。 用牛于天于稷五百有四。 用小牲羊、豕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 ——（《逸周书·世俘》） 《世俘》篇中记载周人庆祝胜利的祭祀，小牲羊、豕多达2701头，牛504头，人牲至少达100人！这些记载说明，至少在周武王前后，虽然周人杀人祭祀的风气已远不如商人隆厚，但是在文化上仍然没有彻底摆脱商人的影响，还大量存在着祭祀用牲现象。 但是，在周公制作周礼之后，周人杀人祭祀的情况就极其罕见了。 现代考古发现，在西周虽然还有人殉葬制，但并不普遍，而且多集中于西周早期。从已发掘、有殉人的周代墓葬看，周人所用人殉数量极少，与动辄杀上几十、上百人陪葬的商人相比，已是天壤之别。到目前为止，考古所发现殉人数量最多的周人墓葬只有四人殉葬，远逊于商人。至于祭祀用人牲，就更加罕见。西周时代的祭祀人牲案例，仅见于洛阳北窑村一地，属于新建房屋时的杀殉。由于此地为殷遗民集散地，这其实更有可能是商人所为。所以，从现代考古发掘的众多遗迹推断，有学者判断在周公制作周礼后，周人已经彻底废除了人殉人牲制度。（《商周文化比较研究·第四章 商周制度文化比较研究》王晖著） 姬旦之所以要取缔祭祀用人牲制度，这与他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 姬旦在二次东征时，就已经从残酷的现实中学到一点：杀敌人去祭神，神仙肯定不会因此而特别保佑你；相反，这样做还会起到负面作用，激发起敌人内心里的强大仇恨力量，让他们反抗得更加坚决。实践是最好的老师，正是因为在实践中遭遇了太多血的教训，所以姬旦才会力主废除人殉人牲制度。也许，很多现代中国人先祖，就是因为周公废除人牲制度而存活下来，得以繁衍后代。这，当然是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巨大进步！ 孔夫子的祖先能够存活下来而且繁殖后代，更是应该感谢周公——这就是孔老夫子终身崇拜周公旦的重要原因之一！ 七年，不过是漫长人生中的短短一瞬。绝大多数人的人生七年，都是在浑浑噩噩状态下，莫名其妙地就这么过去了。可就在这短短七年时间里，姬旦却完成了这么多艰巨而宏伟的功业，夯实了周王国八百年社稷的基础。人的一生，如果能拥有像姬旦一样高效率、高产出的工作模式，足以让任何人都羡慕、嫉妒、恨！所以，后人虽然都不愿承认他是王，却至少得尊称他一声“周公”！ 答案中最靠谱的应该是周公旦，至于认为是老子，不是特别严谨 《韩诗外传》载：文王学乎锡畴子斯，武王学乎太公，周公学乎虢叔，仲尼学乎老聃。孔子确实问学于老子，也很尊重和敬佩老子 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本段描述源于司马迁的《老子韩非列传》，是否是孔子本人所述，存疑，我们几乎没有在孔子本人的叙述中找到任何其对于老子类似如此的评价，是为孤证。即使这句话，孔子的确说过，也完全不足以证明孔子最景仰老子，孔子历来不吝溢美之词来赞美伟大的君子和他佩服的前人，太多，伊尹，管仲、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翻开《论语》不可胜数。不过，网文大多有孔子最敬佩老子的说法，可能互相传播，以讹传讹。 孔子本人最为代表的思想结晶当然是《论语》，如果我们要追寻孔子本人的思绪，《论语》既是起点也应该是重点。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馀不足观也已 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以上都是《论语》中孔子对周礼，周公的推崇，尤其最后一句，不复梦周公，犹能表现其心志。 另外，我也提供一个其他答案供大家思考。 众所周知，儒家动辄好言三代之治，尧舜禹禅让公推，后世可望而不可及，以至于，清末大儒称华盛顿所开启公选公推之治正是遗失千年的“三代之治”， “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 开启三代之治的正是尧 孔子是这样评价尧的：“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这句话，可谓隆重之至，杨树达嫡孙，杨伯峻的堂侄，杨逢彬先生如此译此句，个人认为最好：尧作为一个君主，真的是伟大啊！崇高啊！只有天最高远无际，只有尧能够效法天，他的恩惠真是浩荡无涯啊，化育百姓，他们习焉不察，所以百姓并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功绩实在太崇高了，他的礼仪制度也真够美好了！ 我们知道，孔子最赞赏的是君主南面垂拱而治，孔子并不赞成君主频繁的行使权力，而是主张君主化身榜样，公其天下，而舜开启的正是这个伟大的三代之治。 由此我认为，孔子最为景仰的人是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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