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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争霸带动族群融合以齐国而论，姜姓的齐国，本来就是西周封建体制经略山东半岛及其外围的主力军。扩大而言，齐国的外围是海岱地区，在西周初年，这一广大地区有不少于三十个小国。中原靠东的鲁国本来与齐国都是西周开拓东方的主要据点，可是鲁国没有广大的后方，而齐国则有大半个山东半岛作为其开拓的对象。春秋末年，田氏的齐国，代替了姜姓齐国，成为东方大国；那个时候，齐国已经容纳消化了几乎整个海岱地区。如前文所说，有些族群，例如徐、舒，其相当多数的人口陆续迁往南方和淮河长江流域的中段。至于莒和杞这些小国，都已经沦为齐国的县邑，当地的居民，都已经同化为齐国人。 晋国本来的封地是在山西沿着黄河边上的运城平原，其中心地区是在汾水的下游；在山西的中部和北部，则是被许多所谓的“戎狄”占据，例如，赤狄、白狄、陆浑之戎、东山皋落之戎等。唐叔受封时，接收的命令就包括要尊重戎的风俗和夏的传统。在晋楚长期争霸的过程中，中原已经挤满了原有的封国。晋国为了取得争霸的资源，只有向后方开拓。晋国不断经营西面和北面的腹地，取得战马、铜料、食盐和兵源；晋国的疆域，终于扩大到西至黄河，北达“坝上”，涵盖整个山西地区和河北的一部分。原来的山戎、赤狄、白狄等族群，都成为晋人。晋国扩大后，一时强大无比；韩、赵、魏三家分晋：赵国拥有的土地和人口，是在山西的东半边和河北；魏国的领土，则稍微偏南和中央，占据晋国的核心部分；韩国的地域，则是偏西的一块。三国疆域，整体计算，有四分之三以上是并吞了晋国后方其他族群的领土。 楚国的建立，是从西周的晚期开始。东方祝融八姓中的芈姓，迁移到汉水流域和当地的百蛮合作，建立了楚国。楚国扼据汉中盆地的出口，汉水流域进入中原的交界，而且据有湖北、安徽的铜矿，和云梦大泽的种种资源。在西周的铭文之中，取得“南金”，是个重要的任务。所以对西周而言，汉中孔道的出口，被楚国占据，西周就无法取得东南方的重要资源。因此《诗经》中，才有对荆、舒的仇视。春秋时期，楚国与中原霸主不断斗争，不仅没有失败，而且使它继续壮大，就是因为楚国有广大的腹地可以开发。楚国最初是先向北面和东北前线发展，蚕食淮上和汉上的诸侯。不久，楚国也向南面腹地扩张。到了战国之末，楚国的领地，西南可以进入今天云南的滇池，西方据有四川盆地的东半部，东南可以到达长江下游，向南可以到达武岭：楚国疆域广大，等于大半个后世中国本部。在楚国西、南两面，本来与中原不通声气，都是楚国着力经营的地区。民族学上，中国的西南夷、巴、濮、滇等，东方和东南的百越，都经过楚国扩张的阶段，后来终于并入中国的族群。 南方的吴、越，虽然在他们自己的族谱上，号称是中原族群的后裔，例如，吴人自称是西周王子泰伯之后，越人自称是夏禹之后。实际上，他们都是大汶口文化南下，和良渚文化合流，再融合南方当地文化族群，成为分布在华南、华东沿海的百越。在晋楚相争时，晋国为了抵制楚国，在楚国的后方培植了吴国；楚国为了抵制吴国，又在吴国的后方培植了越国。吴、越两地的土著，以他们本地的资源，已经发展了高度的制陶和冶金技术；沿海的沼泽和冲积平原也已经出现了一些颇具规模的聚落。在晋、楚各自影响下，这些当地文明和北方主流文明融合为一。这一大片地区的众多人口，也成为中国族群的一部分。 西方的秦国，本来是接收了西周王室留下的关中地区，他们消化了分散在关中地区的各种族群，那些关中出土考古数据显示的小国，其中不乏原来在更西、更北地方迁移到关中的人群。秦国也参与春秋战国的争霸，因此，他们也必须要不断地开拓自己的腹地。在战国时期，秦国已经俨然是东方列国的共同敌人，秦国能够崛起为如此强国，就因为他们很容易就取得西边陇西和北方河套地区的战马和兵源。关中向南，可以进入四川盆地的西半边，秦人很早就将蜀地据为己有，拥有铁矿和盐矿两大资源。西北、西南地区的当地族群，例如义渠之戎，经过秦人的经营，也接受了中原主流文化的影响，融入中国众多族群之中，成为后世中国的一部分。 在春秋时期，远在北方的燕国，已经和中原失去联络。在战国时期，因为中原各国的扩张，燕和赵、齐都有过接触和冲突。燕国为了取得更多资源，向北方和东方的腹地扩张，遂据有今天内蒙古的东半边和东北地区的辽河流域。远在新石器时代，这些地区的族群，曾经和渤海地区的族群文化，也有过分分合合和彼此影响。经过燕国的扩张，东北地区的当地文化，也与中原文化因为交流互动而逐渐融合，那些族群终于成为后世中国众多族群之中的一部分。 为了争夺中原的霸权，这些地居四处边缘的竞争者，在竞争过程中，都不断壮大自己，整体而言，各国的扩张、聚合的成果也扩大了中国。春秋战国扰攘五、六百年，在中国历史上常当作乱世，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和融合，终于整合为秦汉大帝国的基础，也落实了诸夏中国的演变历程。
个人对“中国”、“华夏”大共同体的认同前面几段陈述的在地理空间上人群的横向流动，形塑了“中国”；相对而言，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则是人群或个人在垂直方向的流动。 西周建构的封建体系本是血缘共同体和权力共同体的重叠：周王既是君主，也是大家长，宗法体制也就是封建统治机制的基础。春秋时期，内、外种种权力斗争，先是周王成为诸侯手上的傀儡；接着，诸侯所属的卿大夫，例如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齐国的田氏、晋国的六卿纷纷篡夺了国君的权位。到了春秋晚期，卿大夫手下的官员，所谓“陪臣”，又篡夺了“巨室”的权力。这种内斗，以及列国之间的兼并，都会改变权力结构和财富分配；不少社会的上层人物，斗争的失败者，下降到社会的底层。相对而言，因为原居社会上层的精英下降，他们提升了社会下层的质量，成为下层前所未有的动能，社会整体遂拥有发展的能力和积极性，推动了经济和文化的开展与进步。许多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例如孔子、孟子，都是没落的旧贵族或其子孙。 在经济方面，由于人口增长，各地彼此接触，许多资源得以流动传播。《诗经》中记载的农产品和日用物品，以及考古遗存呈现的生活资源，都比前世丰富。以食物而言，北方的黍稷、南方的稻谷、西面传入的大小麦和山地的豆菽，在各地都能生产。由于前述的各种斗争，参与的份子无不尽力寻求资源，以增加自己的竞争实力。铁铸的农具和工具，其功效不是石器或铜器可以比拟的。凡此，中国各处的资源总量不断增长，参与生产的人力也有相应的增长，于是中国的总体生产能力和生产数量，在春秋战国时期，可谓大幅度的成长。 这些条件，创造了商品经济的出现，各地产品的互相交换，可由货币在区间贸易的广泛使用，作为无可否认的证据。活泼的市场经济带动了都市化，城镇的复杂性质及其具有的活力，都不是单纯农村为基盘的经济形态可以相比的。政治都会聚集了来自各处的人才，例如战国四公子门下的游士、集结于各国首都的说客、城镇中的医生和技师。多功能的都市，不同于封君的城邑，足以维持许多流动人口的互动和流转。这些都市人群，不再归属认同于过去的族群，即那些以“姓”（姬姓、姜姓、子姓等）为标志的类血缘共同体。他们甚至不必认同为某一国家，只是以个人的身份寄居于都市或者流转于各地。“姓”失去共同体的归属功能，个人至多以“家庭”扩大为血源的家系，于是“姓”“氏”混合，成为联用的名词。姓作为“nation”的古义不见了，个人只有以“人”作为基本的身份。这一转变，可以理解为个人对“中国”、“华夏”大共同体的认同，以“人”当作最大，也是最基本的认同与归属。经过五、六百年的巨大变化，中国和中国人，从封建制度的束缚释放，“人”开始具有自己独自寻找的意义。这一时代，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有活力的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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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族群的冲突和融合经历了非常长期的演化过程。在平王东迁之后，第一期争夺霸权的诸侯，是郑、卫、宋，再加上齐和鲁。这一段时期，只有尊王，还未见攘夷。在齐桓公定威取霸时，则是号召周王麾下的诸侯，挽救受狄人和山戎侵犯的邢国和卫国。宋国的霸权，实际上没有完成。晋国长期称霸，则是以晋国作为诸侯领袖屡次和南方崛起的楚国抗争。在这一段争夺霸权的战争之中，最主要的参与者，是齐、晋、楚、和吴、越。这些国家兴衰的历程中，他们不断扩大自己疆土，也不断地收纳本来不归属他们的族群，融合为新的族群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