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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习惯源于好的伦理德性 生活中，我们在于他人和自己相处时，通过观察和理解，以及观念上的形成，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习惯。由于人的不同，又形成了好习惯和坏习惯之分，坏习惯从坏事坏思想而来，那么好习惯呢？ 亚里士多德认为好习惯是从有德性的人的生活中产生的，他说能使一个人形成其良好习惯和行为的必定是合乎某种伦理德性的，而形成这些，必须首先对伦理德性有所认识和理解，甚至在思想上要内化加深。因此，只有拥有伦理德性知识的人才有课可能去实施好的行为，并因此形成一个好习惯供自己和他人学习、效仿，最终传播开来。 所以，拥有伦理德性相关的知识是有伦理德性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德性的知识先于德性本身。 谁首先应当拥有关于伦理德性的知识呢？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立法者。因为国家的立法者的使命就是通过颁布良法来培养好习惯，引导国民依此习惯生活而变得有德性。而国民普遍有德性，也就更容易服从法律，于是，国家也就更容易保障国民的幸福。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一个国家政体的好坏之别，就在于这个国家是否能够造就国民的德性而使国民乐于服从法律，如果能，它就是好政体，如果不能，它就是坏政体。简单说，国民的德性或道德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政体好坏的标尺。因为国民之德性是国民幸福的保障，而幸福乃国家之目的。因此，不能造就国民之德性，也就意味着不能实现国家之目的。而一个不能实现其目的的国家一定不可能是一个有好政体的国家。 在此，有一个问题，即什么样的法律才能引导国民在生活中造就自己的德性呢？立法者必须拥有关于所有的伦理德性的知识，否则就无法制订出与这些德性一致的法律。那么，他又是如何拥有这种知识的呢？ 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接受了一个普通说法：有伦理德性的行动就是“根据正当的尺度行动”，这里“正当的尺度”就是“中道”。因此，一切具有伦理德性的行为就是符合中道的行为，偏离中道的行为就是失德的行为。“逃避一切，害怕一切，什么都不担当的人，就会成为懦夫，反之，一个天不怕地不怕、敢冒一切险的人，则会成为莽汉。同样，一个纵情享乐、毫无节制的人，就是一个纵欲的人，而像庸人那样回避一切快乐的人，则是麻木不仁的人。所以，节制与勇敢（这两种伦理德性）会被过度与不及的程度所损害，只有按中道行事才能产生诸如节制、勇敢之类的德性行为，也只有持守于中道，才能维护与保存这种德性。 随着问题的深入，我们发现，要想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好习惯，先要理解伦理德性，要先理解伦理德性，先要理解“中道”的含义。如何理解中道，如何掌握中道，也就成为美德伦理学的一个关键问题。 何为中道？ 亚里士多德说，中道之为中道，就在于它不仅使事物达到它自身的完善，而且使事物的功能达到完善。所以，一切科学和技艺都以中道（类似于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为目标，以期把自己的对象塑造成完善的。所以，伦理德性也以中道为目标。……因为这种伦理德性是与情感和行动相关的，而在情感和行动中，存在着过份、不及和中道。例如，在胆怯和英勇、欲求、愤怒、同情，总之，也就是在快乐和痛苦的所有感受中，存在着过与不及，两者都是不好的；相反，在应当的时候，做应当的事和应当的人，实现应当的目的，以应当的方式拥有情感，这些就是中道，就是最好的，并且这就是伦理德性。 我们做事情一定要遵循中道，如果过度了就会变成错误，如果不及则会受到谴责或批评，只有中道是受称赞且命中正当的东西。（其实关于这些思想，中国的儒家代表孔子在《四书五经》里也有详细的阐述，尽管孔子并不认识亚里士多德，而且二者相隔万里，但是其思想却非常奇妙的打通了。） 伦理德性与情感、行动的关系 他接着阐述道：就伦理德性而言，它直接与情感、行动相关，因为伦理德性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处理人的情感和行动的问题。不管是人的情感活动，还是现实行动，都存在过份、不及、恰到好处这三种可能，只要第三种是我们需要努力追求的。 就情感而言，过于胆怯则变成懦弱，过于英勇则沦为野蛮；过于愤怒则失去理智，愤怒不及则无刚正；过于同情会变得软弱，同情不及则成麻木；欲求太过则陷于贪婪，欲求不及则失去活力。不管是在情感上还在行动上，做到恰到好处，既是一个人的完善所在，也是一个人能恰当（正确）地处好事情的关键所在。因此，在情感与行动中，过度与不及都是错误的，应受谴责和摒弃，中道是正确的，应受赞扬。而受赞扬与正当是伦理德性的根本特征，所以，德性即中道，中道是善，最后推导出德性即善。 所有符合德性（中道）的行为即善，按照这种方式养成的习惯也都是好习惯，发展出的习性也都是好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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