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缮一新的“荣宅 “荣宅”外立面 “荣宅”内景 荣宗敬卧室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荣宗敬在陕西北路186号荣公馆(今日“荣宅”)留影 ❖ 引言 位于陕西北路186号的“荣宅”,不仅见证了荣宗敬呼风唤雨、运筹帷幄,实现实业救国理想的神话,也承载着一代民族企业家的生离与死别。 1938年1月,陷入日伪“上海市民协会”困局的荣宗敬,被迫作出了此生最艰难的决定。在月黑风高之夜,他从“荣宅”后门出走,乘坐一艘加拿大的轮船,前往香港。 到港后,荣宗敬急火攻心、焦虑成疾,病情一天天加重,于2月9日在香港养和医院逝世。一个月后,荣家后人将其灵柩运回上海家中。 荣宗敬的灵柩在“荣宅”停留了好几年,直到1943年9月1日,在此地举行了家祭之后,才扶柩回乡安葬。 荣宗敬过世后,当年风光无限的“荣宅”,愈发阴云笼罩,此后接踵而来的一系列债务纠纷,更将居住其中的人们拖入了一段危机四伏的艰难岁月…… “荣宅”旧影 荣氏家族第一代:荣宗敬(左)、荣德生 1938年初,荣宗敬逝世的消息传回上海,荣德生当时亦远在汉口,庞大的企业一下子失去了领头人,荣家上下及各方面的手足无措可想而知。时局危急,大家都在避难中,荣氏各地企业如何在战乱中苦苦支撑? 当时,我的曾外叔祖王禹卿(曹可凡曾外祖父王尧臣的弟弟)是荣氏福新面粉公司的总经理,还兼任福新面粉七厂的经理,掌管着这家中国最大的面粉企业。在荣家危难时刻,他不避艰危、不避责任,从容地应对各方事务,协助荣德生和荣鸿元等人,尽力把荣先生未竟之事逐项办好。 尤其是荣宗敬生前最头疼的银钱界的债务问题,包括由此引出的十七桩官司,他们更是苦心设计,积极应对,周旋各方…… 王禹卿 掌门人迟迟不归 荣家的申新公司在抗战以前就有债务,由于种种原因,本利叠加,已经高达数千万元。而当时,历经战乱浩劫的荣家,能拿出一万两万已属不易,遑论千万?如此巨额债务,对荣家而言不啻于泰山压顶。 银行方面主要是欠中国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这些大头的债务经各方切磋经年,在战前已经达成共识,由银行银团组成的管理层来掌管申新企业的运转。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营业情形 但是,荣家企业还欠着十几家钱庄的债务呢,这些债务总共数百万,和银行的千万债务相比数字不是太大。但当年正是战乱年头,荣家已不复往日元气,加之主要借款人荣宗敬先生已经病逝,钱庄方面唯恐事情有变,一个个格外急吼拉吼。当时荣德生先生还在汉口,上海方面,王禹卿就成了众矢之的。 上海江西路钱庄街 1938年3月17日,王禹卿与哥哥王尧臣以及公司里几位资深经理吴昆生、陆辅仁等联名致电还在汉口的荣德生,劝其来沪主持公司一切,毕竟偌大的产业不能一日无总经理。电报说:
鉴于局面复杂,荣德生认为还是暂时留在汉口为宜,他在给荣鸿元的信中说:
1929年,荣氏家族企业茂新、福新、申新公司同仁合影 他在汉口遥控指挥,要两个侄子荣鸿元、荣鸿三与他的两个儿子荣伟仁、荣尔仁共同担起责任,其中两个人当协理,两个人当襄理,而没有提总经理,在没有新的总经理的情况下,仍要尽力把申新系统的企业打理好。 关于面粉企业,信中明确关照:
王尧臣 荣德生先生的秘书朱龙湛先生(即朱复康)后来曾这样分析当时的情况:
福新面粉一厂旧址 之所以暂不设总经理,或许还有更复杂的原因。申新当年的法律顾问过守一曾回忆说:
青年时期荣鸿元 危难关头挺身而出 这真是一个非常时期的非常时期,“屋漏偏逢连天雨”——抗战中企业损失巨大,继而又失去了总经理,现在竟又无法推出新的总经理……但是企业不等人,企业要生存、要运转!何况荣宗敬先生身后留下债务问题,已经形成了十七桩官司,一些钱庄穷追不舍地讨债,局面非常紧张。 荣德生委托王禹卿在沪协调一切。王禹卿在企业危难关头挺身而出,鼎力支撑,做了许多非常艰苦的协调工作。他帮助荣鸿元出谋划策,具体部署,又与武汉的荣德生频频联系。 王禹卿 首先集中解决最棘手的钱庄方面的问题,因为荣家已被告上法庭了,情势刻不容缓。1938年3月20日,荣伟仁、荣鸿元等致函荣德生,说明现在公司牵扯到的重要债务有十余起之多,把王禹卿与他们荣家子侄商量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汇报给他:
1938年3月31日,王禹卿本人也致函荣德生,详叙了自己的设想,即每月设法凑足七万元还款,官司问题或可有望解决。他在信中指出:
位于汉口的申新纺织四厂 之所以提出商请申新四厂月拨三万,是因为当时位于汉口的申四经济状况相对来说最好。几天过后,荣德生方面似没有很确切的答复,闪烁其辞,王禹卿着急了,再去一信,更具体地说明了债权人逼债的紧急情况:
而荣德生在给荣鸿元的信中,就把真实的想法和盘托出了,原来他的意思是:
荣宗敬的三女儿荣卓霭 但是要汉口的申四月出三万,他不愿意。尤其是王禹卿提出把他们荣氏弟兄应分的红利四十一万元,先挪出来还公款,他更不愿意。 他在1938年4月3日给荣鸿元的信中说:
这么一来,事情就麻烦了,等于把王禹卿将了一军——要他在沪协调一切,但对他的还款方案不赞成。究竟如何了结官司,他并无办法,而那十几起官司,倒是要王禹卿前去顶住的。想必王禹卿此时心中窝火,气是不打一处来的。多年的合作伙伴,太平岁月样样好说,到了危难时刻,个人心迹,实难揣测。 荣、王两家早已互为儿女亲家。 1932年,王尧臣三子王云程与荣宗敬三女荣卓霭缔结婚姻 请求杜月笙和张啸林出手 这样的局面,王禹卿怎么办?问题是王禹卿想甩手不管都不行。 翻翻账本,已经在诉讼中的债权方(钱庄和银行)有福康、信康、大源、敦余、恒孚、益康、春元、滋康、瑞昶、劝工、垦业、惠昌、荣康、泰涵等十几家,其中只有两起的被告是荣宗敬一个人,绝大多数的被告是荣宗敬、王禹卿和王尧臣三个人,是捆绑在一起的。十七起官司中,牵涉到荣德生的只有一起,即瑞昶钱庄的八万元。这个时候,最最心急火燎的反倒是王禹卿和王尧臣。 荣德生之子荣毅仁全家合影 事实上,这些债权官司记录,尽管金额都不是非常大,最大的一笔债务也就是21万5千元,但是非常难缠,已经弄得非常复杂,其中滋康钱庄与信康钱庄几乎是在故意要荣家难堪了。 白道上解决不了问题,王禹卿无奈只好再上黑道了。他和荣鸿元分别去信给杜月笙和张啸林,请他们出面调解纠纷。 荣鸿元1938年3月12日写信给张啸林,告信康钱庄的状:
同月14日,荣鸿元又写信给杜月笙,也是为信康钱庄之事:
当年上海钱庄 信康钱庄的事情尚未有眉目,滋康钱庄那头又出事端了。滋康钱庄通过法院要追究福新面粉一厂股东的责任,一旦通过,福新面粉公司将来祸患无穷。 王禹卿只好紧跟荣鸿元之后,于第二天(1938年3月15日)也追去一封,向杜月笙告发滋康钱庄的不义之举:
荣氏后人合影: 荣宗敬之子荣鸿庆夫妇(右三、右二)、 荣宗敬之女荣卓如(左二)、 荣德生之子荣毅仁夫妇(右一、左一) 杜月笙还是很帮忙的,立马去为之疏通,并有函回王禹卿。王禹卿自是感激不尽,于当天再去一信致谢:
王禹卿与荣鸿元费尽苦心,终于把这些倒霉的官司搞定了。到1938年7月为止,茂新、福新、申新各厂债务讼案已告审判终结或已和解的案件共有十五起,涉及金额共七十四万一千二百元。 虽然荣家仍是欠着银行的巨额债务,但也暂且摆脱了纷纷扰扰的官司纠葛,为企业后续发展存蓄了极为宝贵的元气。 王尧臣之子王云程(中)在荣毅仁北京家中做客 乱世中的侥幸 至于荣家还清所有债务,那又是一番故事了。 1942年5月,汪伪国民政府宣布币值改革——以汪伪政权的中储券与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币一对二的比价收回旧法币。当时申新总公司的债务尚欠银行2000万元法币,币值改革后折合为伪中储券1000万元。加之物价暴涨,币值下跌——按抗战前的金价,每两以115元计算的话,荣家的债务约值174000两黄金,币值改革后金价跃为2520元法币,这些债务变得仅值7936两黄金了,比原先要相差20多倍!简直就像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金娃娃。荣家借此良机,一下子偿还了所有债务。 积年陈欠,至此全扫,荣家可谓无债一身轻矣。 与此同时,荣宗敬的灵柩仍静静地停放在“荣宅”之中,直到一年后终于回归无锡乡里,落土为安。 七十多年以后, “荣宅”即将再次关上大门, 但有关它的故事 仍将继续...... 荣宗敬后人重返“荣宅” 自左至右依次为:唐纳·哈同(荣卓如之子)、荣鸿庆夫妇、荣康信(荣鸿庆之孙) “荣宅”会议室 舞厅 饭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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