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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粮食供应紧缺，紧接着又是三年困难时期，二锅头酒的产量始终受到限制。1949年二锅头酒的生产总量达到了44万斤，但在当时仍然是供不应求。在50年代中期粮食开始了统购统销，酒厂非得纳入计划后，才能享受到粮食配给。所以当时的二锅头可是家中的一件宝，属于配给产品，北京市民凭购货本每户每月限购两瓶。作为北京唯一一家白酒厂，在建厂初期的红星二锅头一直没有统一的酒瓶，用的是国外酒厂的啤酒瓶子，品相五花八门，颜色更是五颜六色，但物美价廉，人们觉得很有老北京的味儿，入口更加柔顺，因此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在那个艰苦卓绝的时代，除了改善民生、让人民喝上好品质白酒这一重大任务之外，红星的另一大主要任务就是研究白酒生产从原始作坊向现代工厂转变，从手工劳作向机械化生产转变。50年代初，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这对中国白酒业的发展起了一个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还是限于粮食紧张，国内很多酒厂为了实现按计划供应市场，采取以薯类（很多是霉变的）代替粮食的酿酒方法，以致酒的品质开始出现了不良影响。 1965年，为了确保市面白酒品质，北京市政府实行行业归口管理，并负责统一管理北京市的酿酒工业，红星二锅头酒厂成为全国最大的酒厂之一。当时为提升整个北京的二锅头产品质量，红星无私地向北京19家郊区酒厂输送技术人员、传授二锅头酿制技艺，扶持帮助其发展生产。以牛栏山酒厂为例，牛栏山的首任厂长就是红星当年的调酒师。也正是这一大公无私的举动，使二锅头酒逐渐走上了规范化生产与科学管理的道路。 对于二锅头酒的发展，其实还有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当时北京有19家郊区酒厂生产二锅头酒，但是各厂的酒只能使用其自己的品牌，比如十三陵牌，向阳牌，但这些产品上市以后并未得到老百姓认可。昌平酒厂的十三陵牌只能在昌平销售，向阳牌在顺义销售可以，可是到了北京市区，大家还是只认可红星二锅头。为了北京市白酒厂家的良好发展，红星再一次做出重大决定，于1981年主动放弃了“二锅头”的全名称商标注册，只用“红星”的注册商标，与其它所有的二锅头酒类生产企业共享“二锅头”。这样才确定了二锅头这商标可以在其他的郊区厂使用，各郊区厂才把它原有的商标全都改为二锅头。这一大公无私的举动促进了二锅头酒的发展，二锅头酒逐渐成为了一个百姓家喻户晓的名字，成为一瓶可出落于各种场合的老北京“当家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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