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叶永烈的“大陆名人在台湾”以后，遂对钱穆的生平产生了兴趣，从南图借来他的传记，读罢以后让我浮想连篇。我一向觉得学者的传记枯燥无味，对于钱穆却是例外。钱穆的一生几乎与书相随，从读书到教书，从淘书到藏书，再到著书，可以说是孜孜不倦，他从书中汲取知识，最终铸就了人生的辉煌。书为杨明辉所著，他在引言中提及钱穆出生时正值“甲午战争”失利和《马关条约》签定不久，引述中国文人在国难当头肩负的重责，点明了钱穆对历史文化的探究之源。
童年的钱穆因为战乱而辍学，从此开始他的自学生涯，期间被推荐到某所国小任教。教书既是他的生计，也是他的兴趣。教书亦称授业，他把掌握的知识授予学生，同时自己亦在读书。他利用教学之便，享受学校图书馆免费阅读的便利。教学之机也是他对知识的温故，可以说读书和教书是相辅相成的。书是钱穆的启蒙者，从而为他打下坚固的国学基础。然而学校的书毕竟有限，后来便爱上了淘书。我们常人所到之处，总是习惯浏览当地风光，体会风俗民情，而钱穆想到的则是淘书，在苏州城内，无锡城门洞里，北京的琉璃厂、隆福寺，济南等地的旧书店（书摊）都有他的身影。其实书香何尝不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淘书之趣在于故纸堆里寻珍籍，觅孤本。这点我深有感触，那年我在西安的一个旧书摊找到了何瑞等人摄的《秦腔脸谱》，这在我的城市找了多年也购不到的，淘书的乐趣于此。因为钱穆嗜读，后来竟连无锡和台北的故居也被称为“素书楼”，特别他在台北的居所，特别腾出二楼一大间来做为书房，打了一座高大的立柜用于藏书。说到藏书，我们不禁想到胡适曾在北平留下的102箱书。其实钱穆藏书也不虚传，他在燕京大学教书时，先后购得五万多册书，约有二十万卷，后来也一直留在北平，未能托运。
其实，读书就是与作者对话；读古文就是与先贤对话。然而爱好读书的钱穆并非死读书，读死书。他乐于思考问题，爱与学者交流学说，辩论是非，从中得到真知，并把个人的见解著书立说，以至成功的编纂了他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该作的出版使他的国学研究提高了一个台阶。后经胡适之弟子顾颉刚的推荐，他被聘为燕京大学的讲师，开启了他在一系列高等学府任教的生涯。此外，他在西南联大教学期间，见缝插针地完成了《国史大纲》的编纂，该书从传统文化的演进中汲取民族复兴的精神，强调民族主义，弘扬中华文化，为抗战时期树立民族文化史观，鼓励民众的爱国热情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他出的文集还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历史精神》、《中国学术通义》等，在国学史上可谓成效显著。
钱先生曾经说过：读书在于培养情趣，提高境界，事实亦是如此。读书可以成就于人，提升一个人的高度。常言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不错，我们纵观钱穆的一生，从辍学到登鼎国学大师之途，书籍不仅媒介，也与他成功的阶梯，那些金玉良言无疑都在他的身上得到了体验。我们说，一个才学卓著之人，他的品格也是高尚的，高尚的品质源自他一生爱书，伴书，潜心苦读的结果。
（写于2017-10-17）
发《铜都晨刊》（2017.11.22 B13版-文化品读）
http://www./dzb/tdck/html/2017-11/22/content_121769.html?div=-1
发《中国劳动保障报》（2017.11.28 A08版-文化阅读）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