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学大师钱穆（1895-1990）是自学成才的典范，他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都自成一家之言。钱穆能有如此卓然成就，可以说与他的苦读书、爱藏书是密不可分的。 苦读诗书 钱穆1895年7月30日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书香人家。早在他五六岁时，就开始接触书本，第一本书是祖父的大字木刻本《史记》。后来他回忆说：“余自知读书，即爱《史记》，皆由此书启之。”钱穆7岁入私塾读书，后转入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常州府中学堂就读。17岁时，因武昌起义爆发导致学校停办，钱穆不得不从南京私立钟英中学肄业，开始了他十余年最为重要的“教书、读书、著书”的人生历程。 1912年春，经一个亲戚介绍，钱穆赴秦家水渠三兼小学任教。在这里，钱穆看到了很多的书，因为秦家藏书丰富，教学之余，钱穆便抓紧时间读书。他不仅研读《昭明文选》《曾文正公家训》及唐宋八大家文，还涉猎了严复所翻译的著作，使他开阔了眼界，初步接触了西方思想。1918年，钱穆又转到鸿模学校任教。这家学校有一座五间两层的藏书楼，经史子集一应俱全。钱穆除了教学夜以继日地埋头苦读，积累了大量经史子集方面的知识。 1922年，钱穆结束了小学任教生涯，转任厦门集美学校教职，这是他首次教中学。集美学校是一所大规模学校，设有师范部、中学部、女子中学部、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等，钱穆住在校图书馆博文楼临近，博文楼就成了钱穆授课之余最常去的地方。在这里读得最多的一本书是《船山遗书》，这本书对钱穆后来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1927年，钱穆转任至苏州中学，民国初年，王国维、吕思勉等著名学者都曾在此执教过，学校藏书很是丰富，因此学校图书馆成了钱穆最爱去的地方。钱穆的侄子钱伟长曾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他在苏州任教时，朝迎启明、夜伴繁星地苦读，经、史、子、集无不精读，时而吟咏，时而沉思，时而豁然开朗。我看他读书的滋味，简直胜过任何美餐。” 十余年中小学任教经历，也正是钱穆苦读诗书、不断成长的历程。钱穆完全靠自己一路苦读一路摸索，积淀了深厚的国学基础知识。对此，钱穆不无感慨：“我没有机会进大学，从18岁起，即已抗颜为人师，更无人来作我师，在我旁指点领导。正如驾一叶舟，浮沉茫茫学海中，四无边际，亦无方针。何处可以进港，何处可以到岸，何处是我归宿，我实茫茫然不知。但既无人为我作指导，亦无人对我有拘束。我只是一路摸黑，在摸黑中渐逢光明。所谓光明，只是我心自感到一点喜悦处。因有喜悦，自易迈进。因有迈进，更感喜悦。如此循循不已，我不敢认为自己对学问上有成就，我只感得在此茫茫学海中，觅得了我自己，回归到我自己，而使我有一安身立命之处。” 购书藏书 1918年，钱穆年仅23岁，却写出了专著《论语文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商务印书馆给他发的稿酬是100本赠书。一心想拥有更多自己藏书的钱穆，就给商务印书馆写信，询问能否改赠购书券，因为有了购书卷，钱穆就能购买许多其他欣羡已久的好书。商务印书馆同意了他的请求，给他发放了一百元商务印书馆的购书券。这些购书券本来只能买商务印书馆的书，钱穆又跟无锡一家书店商量，这家的老板被钱穆的爱书求书的精神感动了，同意了他的意见，钱穆把书券都交给了书店，可以陆续在这里选购书籍，后来这些书构成了钱穆早期藏书中的重要部分。钱穆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余遂于经史子集四部中，择余所缺者络续购买。自此余学问又进。此百圆书券实于余大有裨益也。” 1930年，经顾颉刚推荐，钱穆进入了燕京大学，开始了他在北平的大学教师生涯。古都北平有着无尽的古籍资源，极大方便了钱穆淘书藏书。在北平的8年时间里，钱穆经常到琉璃厂、隆福寺访求古籍。钱穆在其《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之十一北京大学》有详细描述：“余自1930年秋去北平，至1937年冬离平南下，先后住北平凡八年。先三年生活稍定，后五年乃一意购藏旧籍，琉璃厂隆福寺为余常至地，各书肆老板几无不相识。遇所欲书，两处各择一旧书肆，通一电话，彼肆中无有，即向同街其他书肆代询，何家有此书，即派车送来。” 古人说，书非借不能读也。而钱穆则属于典型的研究型藏书家。他购书以实用为准，不为藏书而藏书。当时宋元版的书价位很高，他从不涉猎。因为常逛书肆的钱穆也可能遇到价格很低的珍本孤籍。有一次，钱穆几毛钱就在一个小书摊购到朱石曾《竹书纪年存真》一部，这本书是历史学家傅斯年渴望多年而未得的珍本，结果让钱穆不经意在一个小书摊就给低价买到了。 钱穆有晚饭后散步的习惯。一天，他在东四牌楼的小书摊得见一部《潘子求仁录》，这是明清之际思想家潘求格的著作，是他日思夜想的海内孤本，遂不动声色，以极低价格购入。 在北平教书的8年，钱穆共购置古籍20万卷。钱穆当时的薪水并不高，除维持基本生活外，大多数用在买书上面。这样的淘书经历，钱穆津津乐道：“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至少自明清以来，游此书海者，已不知若干人。今则此海已湮，亦更无人能游而知其乐趣者。”（刘永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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