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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驿站
张翎
在网络新媒介问世之前，文字的保存和流传方式是如此的简单和决绝：它只能通过印刷出版的程序而成为报刊杂志或者书籍。然而，灵感成为文字再成为出版物的过程，却是一个充满了歧路和玄机的过程，它可以在任何一个毫不起眼的路口突然进入豁然开朗的佳境，也可以在同样的路口拐进一条黑灯瞎火的死胡同。对有些人而言，这条路是一条“点字成金”的平坦之途，处女作即是成名作，起点便是终点，几乎没有过程可言。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这条路是一条艰难的蠕爬之路，中间充满了沟壑和陷阱，过程漫长得让人几乎忘记了最初出发时的目标。我想我就是那些在文学的沟壑中步履维艰的群体中的一员。 在经历了多年的困惑和挣扎之后，我终于成为向往已久的“作家”。在把懵懂的写作向往一步步落实到具体行动之中的过程里，我遭遇了一些事，一些人。这些事这些人，都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这样或那样的印记。有些印记肤浅而模糊，在岁月流沙的无情磨蚀中很快就消失了。而有的印记却像刀凿斧镂那样地清明隽永，在年华的流逝中超然存留。《收获》大约就是其中之一。 1995年，我结束了长达十年的留学生涯和实习经历，成为一名拥有美国、加拿大两国行业执照的专业听力康复师。我终于卸下了维生这副千斤重担，开始捡拾我的作家梦想。那年，我完成了一部名叫《寻》的中篇小说。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留学多年终于学业有成的男子回国寻偶的故事。我把这部用今天的标准看来难免有幼稚之嫌的作品，用航空信的方式，寄给了上海的《收获》杂志社。寄出之后，我几乎没有任何的忐忑不安。在此之前我咨询过一位已经在海外写作多年的资深作家，他告诉我《收获》这个级别的文学期刊，几乎不接受任何自由来稿，尤其是像我这样完全无名，又没有名家推荐的作者。我对《收获》不报奢望，而且已经在考虑给另外一家名气较小的省级期刊转投这部小说。 就在三个星期之后的某一个深夜，我被一阵尖锐而怪异的电话铃声惊醒，过了半晌才醒悟过来，那是楼下办公室里的传真机。我起身下楼，发现传真竟然来自《收获》，是一位叫李国煣的人写的，通知我《收获》即将刊登我的小说《寻》。那时一封从多伦多寄往上海的信，行程就需要两个星期。而《收获》以如此快捷的速度，回应一位毫无名气的新作者的自由投稿，我当时的震惊和喜悦不言而喻。 从那以后的每一个新年，我都会收到一份从李国煣那里送过来的传真，带着浓郁男性特质的遒劲字体里，传输着温馨美好的新年祝愿，也夹带着一个来年赐稿的请求。在很后来的日子里，我才知道那个写得一手好字的“他”，原来是她。 后来李国糅退休，一个叫王彪的人，替代她成为我的责编。我家楼下的传真机长久地沉默了——因为它的历史作用已经完成，电子邮件成了我和《收获》之间更为便捷的沟通纽带。王彪秉承了李国煣的细致和效率，对我的每一封邮件几乎都会作出极为迅速，基本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回复——无论是关于小说还是其他。 我开始在《收获》上频频露脸，从那时迄今一共发表了八部中篇小说，几乎每一部都被广为转载，并进入各式年度精选本。我的小说在走向《收获》的途中行程各异，有的几乎一字未改就见了刊，有的则经过了反复改动，甚至逐字逐句的精修，才得以面世。而这些精修的建议，有时来自责编，有时来自主编李小林。 我和《收获》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见过面，并和李小林、肖元敏、李国煣一起吃过饭。那是一顿几个女人一台戏的午饭，我终于把靠文字和声音激起的联想，落实到一张张具体的脸上。奇怪的是，那天的饭桌上，居然没有一张脸让我产生惊讶和震撼——文字和声音的联想，竟与她们的真人严丝合缝地相吻合。精致，优雅，严谨，那是我能想得起来的符合她们个性的几个形容词。 《收获》杂志社里真正让我惊讶的人，不在这些人里。有一年，我回国探亲路经上海，顺道去《收获》杂志社探访。那天主编李小林没在，接待我的是副主编肖元敏。办公室里坐着一位我不认识的人，肖元敏介绍说他是副主编程永新。后来元敏有事离开办公室，把我和程永新扔在了初识的尴尬之中。我久闻程永新的大名，有些兴奋，急于与他对话。他在看稿，只用眼角的余光和我对视，使用的是极为简洁的几个语气助词。我企图挑起话题的尝试以彻底的失败告终——我很快落荒而逃。 后来在华语传媒大奖颁奖典礼上，我再次见到了程永新。那天我喝了一些酒，他喝了很多酒，彼此的机智相撞在一个极为合宜的点上，话题像花儿一样开放。他的醉态如孩童般天真可爱，睿智显露无遗。那次的再遇使我明白了一件事：酒真是个好东西啊，它叫人真相毕露，它让我终于知道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程永新——原来他和他的杂志一样具有真性情。 从1995年在《收获》上初次露面到今天，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收获》一直是我文字的驿站，为我点着一盏灯，摆放着一张凳子和一杯热茶，陪伴着我行走在从丑小鸭到天鹅的漫长路途中。道路依旧崎岖，我依旧还在暗箭和荆棘之上行走。我最终能否看到路的尽头，能否真正蜕变成一只天鹅，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已经在路上发出了独属于我的鸣叫。而《收获》，则忠实地记录下了这些足迹和叫声。 每当我身边一些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年轻朋友抱怨国内文坛的混乱无序和期刊杂志的势利时，我总会轻轻一笑，说一声“不见得”。我知道也许没人相信这句话，可是我信了。这三个字很重，承载了一群热爱文字的人对一个无名作者的知遇，和一个辛苦耕耘的作家对一本知名杂志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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