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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2017年12月14日夜，或许注定是一个属于诗的夜晚，著名诗人余光中因病离世，微博、微信朋友圈等新媒体平台上，人们以各种文字与影像默悼追念，似乎在以各自的方式，续写先生永远的《乡愁》—— 乡愁是一首怀念的诗，我们在这头，您在那头……是夜，多位诗人学者连夜撰文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一起悼念先生，寄去那一份“乡愁”。
余光中：民族美学的传承人 百年新诗，其起源是一场迫于外来压力的诗歌内部革命，当然，也有中国文化自身“其命维新”的本能要求。新诗的发生，在精神上，在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追随西方现代性，强调个性、自由、批判思想和变革观念，寻找新的时代精神；在形式上，深受翻译影响，披着一件西化的外衣。百年新诗因此一直在争议之中跌跌撞撞前行。 余光中在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横空出世，但自我反省之后急剧转型，独辟蹊径，被誉为“新古典主义”。余光中的诗歌意义，要放到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下来理解。历史背景就是，在新诗不断西化的进程中，突然出现了对古典美学的继承，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时代背景则是，在上世纪80年代处于朦胧诗崛起、西化成为主流的大陆诗坛，已经转型为“新古典主义”的台湾现代诗潮流带来了一股清风。这也就可以理解了，为何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余光中、洛夫、郑愁予等一进入大陆，朦胧诗的势头就被压了下去。余光中也因此自觉和不自觉地，由一个早期的西化者，最终转型成为了民族美学的传承人。 余光中的转型 余光中早期，是一个彻底的西化者，他在参与创办《蓝星》诗刊初期，主张完全抛弃传统。不光余光中一人，当时台湾现代诗都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三大刊物《现代诗》《创世纪》《蓝星》等，明确强调要注重“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主张完全抛弃传统。但有意思的是，台湾现代诗人们越往西走，内心越返回传统。 我不太清楚余光中的转向是如何发生的，但他后来突然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成为了“新古典主义”的代表诗人。余光中开始比较自觉地探索现代与传统融汇之路，比如将中国古典诗词、自由新诗体、新格律诗以及中国民歌的结构优点，糅合借鉴现代民谣乃至西方民谣（他曾比较早地借鉴过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余光中重新重视韵律，融入音乐性，运用了古典诗歌中排比的句式、叠句叠字及反复咏叹的手法，写出了《乡愁》《乡愁四韵》《民歌》等一系列作品，余光中的诗歌开始呈现与早期完全不同的特质，呈现了一种民族美学色彩，让人耳目一新。余光中的努力得到了认可，成为诗歌被谱曲最多的当代诗人，并因此超越诗歌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与此同时，台湾其他诗人也有类似情况。洛夫，早期追求超现实主义，后来强调“天涯美学”，将超现实主义手法和中国禅意相结合，创作出了《金龙禅寺》等脍炙人口的诗歌；郑愁予，将中国传统浪子风范加入到现代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之中，写出了《错误》等影响深远的诗歌。这些回归民族美学的努力，得到广泛认同。 《乡愁》的巨大影响 很多人对余光中诗作《乡愁》的巨大影响和穿透力觉得不可思议。而且，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诗的影响力不仅没有减弱，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反而放大了，扩散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以致有这么一个说法：凡是有华人脚印的地方，就会响起《乡愁》的吟诵声。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追根溯源，这背后的一个深刻的原因，是余光中先生所有诗歌的最终指向，是我们共同拥有的那个强大的古典传统，是那种让全球华人魂牵梦绕的永恒的归属感和家园感。在新诗与传统断裂几十年之后，余光中先生重新接续传统，成为古典的传人，也成为文化中国的代言人，所以，他的诗歌总是浓缩着那么强烈的怀乡的情感，总是那么打动亿万华人。《乡愁》以其巨大的感染力，穿透地域的阻隔，勾起了全球华人的文化记忆和命运共同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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