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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大儒出现，一位是“孔孟之道”的孟子－孟柯，一位是孔子的孙子孔伋，字子思。他们对义与利的关系有不同看法。
邹人孟轲见魏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曰：“善。”
邹地人士孟轲求见魏惠王，惠王问道：“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能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呢？”孟轲说：“君主您何必张口就要利益，有了仁义就足够了！如果君主光说为国谋利益，大夫光说为家谋利益，士民百姓所说的也是如何让自身得到利益，上上下下都追逐利益，那么国家就危险了。只有仁爱的人不会抛弃他的亲人，忠义的人不会把国君放到脑后。”魏惠王点头说：“对。”
－－孟子认为义利异质，他比较不食人间烟火，看到利字就头痛，所以我们小时候批孔孟时，说他“满口仁义道德”。人人、时时都把利挂在嘴上，当然会出现见利忘义的问题。但把义与利绝对对立，似乎过于极端了。
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起初，孟轲拜孔为师，曾经请教治理百姓什么是当务之急。孔说：“叫他们先得到利益。”孟轲问道：“贤德的人教育百姓，只谈仁义就够了，何必要说利益？”孔说：“仁义原本就是利益！上不仁，则下无法安分；上不义，则下也尔虞我诈，这就造成最大的不利。所以《易经》中说：‘利，就是义的完美体现。’又说：‘用利益安顿人民，以弘扬道德。’这些是利益中最重要的。”
－－而子思对于孟子“何必利”的紧张要从容得多。他认为，义利同质，义与利不矛盾，他说，仁义原本就是利益。但是利益怎么仁义了呢？子思没有真正解释，所以观点又显得比较玄乎。
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为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对梁王（魏惠王，姬姓，魏氏，名罃，又称梁惠王。古人的名字称呼太复杂。）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所与言之人异故也。
臣司马光曰：子思、孟子的话，都是一个道理。只有仁义的人才知道仁义是最大的利，不仁义的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孟子对魏惠王直接宣扬仁义，闭口不谈利，是因为谈话的对象不同的缘故。
－－在我看来，司马光的理解显然不对，二字的观点明显不同。其实,子思的观点有异于孟子的观点,因为子思并未视“义”与“利”之异质性。尽管孟子也说: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这看来类乎子思所说:
“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但问题是:
就现实经验而言,义、利之间未必始终一致；一旦两者之间有所冲突时,我们应当如何抉择呢?子思似乎未考虑到这种现实的可能性,而在理论上假定义、利之间必然一致。在这个前提下,他无论将义化约为利,还是将利化约为义,最后均会归结于“仁义功利一元论”。反之,孟子则视义、利为异质的,强调“先义后利”。因此,子思与孟子的观点显然不同,而司马光竟然说:
“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可见司马光并未真正理解孟子的义利之辨。
对此柏杨先生评论说：司马光先生认为孔伋先生的说法跟孟轲先生的说法,是一样的,我们不以为然。孔伋认为最高的利益,就是最高的仁义,二者浑然一体。元首追求国家的利益,他就是一个仁义的君王,追求国家的利益如果不是仁义的君王,难道是残暴的君王?孟轲大刀一挥,劈成两半,一半是“利益”,一半是“仁义”,使二者互相排斥,尖锐对立。什么叫“仁义”?又什么叫“利益”?修桥造路是仁义还是利益?发展商业是仁义还是利益?从孟轲跟孔汲的对话上,可看出孟轲并没有被说服,反而一直坚持。孔汲虽然是老师,却没有学生吃香,孟轲先生的思想即强调“义利之辨”,以及大刀一挥的二分法思考模式,影响中国知识份子千有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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