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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文中，重复就是redoubler（重复，再一次等），imiter（仿照），citer（转述）ou reciter（再述），revenir,reiterer（重复说，重复做）。德里达的重复（répéter）这个核心术语，自然而然地包括一种值得重复的东西（模式，根源，第一次）和不那么高级地重复的东西（比如鹦鹉，比如文字，如果人们认为文字重复言语的话）。这里可看到德里达不断置于检验之中的名副其实的“形而上学”的模式，即柏拉图的模式：可感世界以下堕的方式重复可知的世界。比如德里达在分析《斐德罗》的《柏拉图的药房》(11) 中认为，柏拉图永远不谴责重复，正相反：他实际是用一种“好的重复”，即一种活的记忆由之能够重复它所记住的东西和一种“坏的重复”——一种死的记忆由之不可能重复的，因为求助了文字。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的嘴说，应该特别注意这种区分：活的、内在的、在场的以及死的、外在的、不在场的记忆，以这种区分的名义，底比斯王塞乌斯“发明的这帖药，只能起提醒的作用，不能医治健忘”。他认为这样给学生提供的东西，不是真正的智慧，而是智慧的赝品。所以这对记忆来讲不是什么“良药”，而是一种“毒药”。 上面对回忆所言同样适用于“形而上学”结构的总体：因为形而上学也总是用一种“好重复”即观念或原始存在结构的重复与派生，存在和原始结构的重复相对立。德里达在对柏拉图的《斐德罗》的解析中，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指出：在体系中堕落的可感重复和没有堕落的知性重复之间是不可把握的，这恰恰是因为这两种重复之间的真正关系并不是对立的，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重复本身：总之，不纯的“重复”重复纯粹的重复，由此，一个的“播散”通过另一个显示出来，并且不可能把二者对立起来，甚至不能区分出来，说到底，不可能给予标志着柏拉图式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对立结构模式以可靠的基础。这里，德里达要指出，在“好的重复”和“坏的重复”之间，不是一种辩证矛盾的关系，二者不可分离，就象对“药房”而言，“药”的意义不可能与“毒药”分开一样。揭示柏拉图的重复的结构，在德里达看来，就是揭示形而上学或柏拉图的计划的失败，因为他们的计划首先是要区分清晰的等级。 在重复之前，一无所有（只有重复），这实际也是要说原始的“延异”，或者说是“原初文字”。这种重复的悖论就是德里达哲学的基础存在论论题。这是人们自然而然在分析的其它领域会遇到的思想结构。比如，用历史可以批判本雅明确立的基础的或权利立场的暴力和保持权利的暴力之间的对立。(12) 在文学中，原始的重复是在德里达特别批评的“叙事”、“再叙事”、因此也是“语录”（引述）的重复的概念的非常原始的分析基础上的。还受到否定的，是在生命、自救的重复和“通常意义”上的——也就是引号中的已经被说的某物——的重复。保留和回忆（重复）是如何在革命事件中已经存在，那围绕“叙事”引号的幻影就如何已经存在：线，不纯、腐化、污染、分裂、变形、蜕化等等从内部分裂。所有这些“不正常”都发生了，这是它们的共同规律，是它们通过重复共同承担的命运和动力。从存在论到文学类的理论，通过历史的中介，始终存在着对德里达思想理解的一个困难：重复永远同时是冲动，肯定，运动和跌落，僵化：是的，是的（仍然），是的，是的（我已经说是）。 《声音和现象》这本书的中心问题就是：胡塞尔如此严格阐述和思考的现象学，是否掩盖着一种“前提”？这个问题，就现象学表现为一种认识批判——这种批判必然应该实践对任何前提的“彻底悬搁”——而言，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按德里达的说法：尽管有胡塞尔的定义，什么是已经被给予现象学的东西？ 这种先—被给予，德里达认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前提。通过形而上学，在此，哲学在其传统定义而言，被视作一系列互相连接的问题，这些问题围绕一连串作为真正坚实基础运作的概念，这是从来都没有被批判过的逻辑基础，是这种非批判使得哲学作为哲学存在。形而上学的原则基础，德里达在海德格尔之后，把它划作作为在场的存在的规定。这样，如果胡塞尔不断地批评形而上学的思辨，那不是因为要为赋予在场的这种特权证明，而是相反，是要恢复和建立在场的纯粹性。德里达正是针对《逻辑研究》的第一章，开始他对“符号”问题的研究，重新描述这种恢复的行为。 胡塞尔区分了“表达”和“指号”。前者是“要说”（意谓）的符号，指的是意愿的、意识的话语；后者是构建意义的具体化（肉身化、形体化）、面部表情，动作，身体，可见的和空间的东西。胡塞尔指出，表达和陈述在意谓永远在“交流”、存在本身之外的话语中被把握的限度内，永远是交织的，散播在场并使意义蜕化。当他人告之他的经历，他并没有对“亲自”我在场，他人的经验的主题一面对我始终是陌生的，陈述永远是一种欠缺、死亡，说话者的死亡的、消失的陈述。胡塞尔是要找到到一种现象学的处境，在这种处境中，表达不再是陈述，他在自白中找到了这种处境，“灵魂的孤独生活”。在自白中，表达能够始终毫无偏移地是内在的，是纯粹的意向，绝对的我对我的领会，是“我期待在我说话的时间说话”的“瞬间”，是自我影响。 但是德里达指出，一旦人们承认“自我影响”是自我在场的条件，那任何纯粹的先验还原都是不可能的。这种影响标志着一种我和我之间的分离，一种“空隔”，一种“时间化”，德里达命名“延异”。但是延异并不突现于主体，而是构建主体、把同一个制造成为与自我的差异中的对自我的非同一的关系。表达意味着一种“非全”。存在一种“原始的间隔”，似的活的现在永远已经是一种踪迹，声音永远已经是一种文字。踪迹就是这种哀悼的工作，永远先于承载它的主体。通过这种工作，主体向自己指示，象一个要死者。因此，表达和陈述永远是交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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