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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于德里达来说，本源的缺乏是其解构策略的基本出发点，不管是颠倒等级，还是补充之类的其他解构方法，显然都是因为把真理、理性和逻辑的起源性拆除，解构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对本源的拆除——按照德里达的说法，是文本自身的缺乏，这就是釜底抽薪。更恰当地说，就是把基础、前提和根子挖掉。德里达的这一观点，依然带有文学性的倾向。因为起源的缺乏，它把哲学精心构造的逻辑都视为巧妙设置的文学修辞；因为起源的虚构，使得真理性的设定变成隐喻的活动，随后的逻辑秩序也变成隐喻的补充和替换过程。德里达显然是在吸收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融合了当时的语言学成果而展开对本源性的解构。 确实，尼采早就表述过对起源性怀疑的观点，他认为：逻辑仅仅是语言界限内的束缚，语言自身的内部却存在隐喻这样的非逻辑的因素，它的原则性的力量导致对不可证实之物的证实，逻辑因此又是一种想像力操纵的方式。特别是在尼采分析哲学对作为符号指令主体的真理的说明时，这种语言逻辑的返回运动不过是概念形式等因素的一再重复而已。符号于真理的必然性是以人们对符号的任意性的忘记为前提条件，但是，即使再度唤起对符号任意性的记忆，哲学也不会阻止语言的外部与思想的直接联系。尼采说，仅仅是通过这种充分的忘却，人们才在这个层次上达到占有真理的哲学，要是他不能用同义反复的形式，用一个空洞的外壳与自身作半争，那么他将只能获得关于真理的说明，而不是真理本身。不过，从一个外在于我们的毫无刺激性的东西那里分析出一个起因已经是原因的前提，而这个前提不过是错误的、不正当的含义的结果。如果真理是伴随着语言的起源，伴随着设计的确实性观念而单独决定的，那么，我们毫无疑问可以作出客观判断。然而，我们按照“性质”来划定事物，在尼采看来，这就是任意而专横的隐喻，早已远离了确实性的规范。尼采在考察“是”(is)的重要性时认为，它的功能就是把主观兴奋感觉转化为客观的判断，而自以为达到真理。语义学和词汇学的任意性可以归罪于语法或句法，因为正是语法和句法的结构在整体上支持形而上学的大厦高高耸立（注：尼采的这些观点见于1886年的论文片断，考夫曼或里维编的英文版的《权力意志》没有收入这些片断。参见C·Bianquis编的法文本La Volonte de Puissance *·2 Vols·Paris:Gallimard 1947年版。）。 最古老的形而上学基地正是我们自我解救的最后领地，因为这个领地与语言及语法范畴结合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必不可少的，似乎拒绝这种形而上学我们就要停止思考。哲学家准备从这个信仰体系解脱出来却遭到最大的困难，因为这个信仰体系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范畴本能地属于形而上学的确实性的实在领域，信奉理性是形而上学世界本身的一个片断，这个逆行的信念作为整体—权力的倒退运作，总是一再地在哲学著作中显灵。 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意识到同样的问题：在西方的逻辑和语法的形式中，形而上学早就占有了对语言的解释，今天，我们也只能推测隐藏于这个过程的东西，语言从语法中解脱出来的自由，并将这种自由放置到更为起源的实质的结构中去，也就是将思想与诗加以颠倒（注：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一文中这样写道：“形而上学在西方的‘逻辑’和‘文法’的形态中过早地霸占了语言的解释。我们对隐藏在此一过程中的东西只是在今天才能觉察。把语言从文法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更原始的本质结构，这是思和创作的事情。思不仅是在当今情势的现实的东西的意义之下的为存在者与通过存在的I' engagement dans I'action（动作中的任务）。思是通过存在的真理与为存在的真理的I'engagement（任务）。这段历史从未过去，这段历史永在当前。存在的历史承担着并规定着contition et situation humaine（人类的任何条件与情势）。为使我们现在才学纯粹地去掌握思的上述本质而这同时也就是说去完成思的上述本质起见，我们必须把自己从对思所作的技术的解释中解放出来。”参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59页。）[1](p.359)。海德格尔发挥了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尚未完成的思想，他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的总体事物的颠倒：问题的选择总是被压制，因为思考无法发现语言适合这种颠倒，并且不能顺利到达形而上学的语言的目的地。海德格尔指出：“‘实体’已经是本质这个词的隐蔽的译名，这个词是指称在场者的在场而多半同时由于谜一般的双关意义而是指在场者本身的。”[1](p.374) 如果说尼采和海德格尔还不过是意识到语言与实在、思想与语言之间由形而上学先验性地确定的独断关系，那么，德里达在《系动词的补充：语言学之前的哲学》一文中对本维尼斯特的《思想和语言的范畴》展开批判[2]，明确触及到实在本源性缺乏的问题，则更为彻底地揭露了语言达到实在真理的专横性。 本维尼斯特看到了语言与思想的差异对立，从分析希腊语言对亚里士多德理论范畴的强制关系入手，揭示出人们习惯认为的那种语言是思想的容器的说法，但却颠倒了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推论实践中确立的实在十大属性，原来正是语言的初始范畴（注：本维尼斯特把这十大范畴一一还原为语言学的术语，例如“本体”——名词，“时间”——地点副词和时间副词，“能动”和“被动”——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等等。本维尼斯特揭示了亚里士多德这些经过严密推论而确立的范畴系统其实是将思想范畴纳入希腊语言的基本结构，然而本维尼斯特到此就止步不前，并且提出要确立语言的优先性，用语言（思维）的等级“更加合理地”规划出存在世界的图景。）[2](pp.182-183)。德里达则看到了本维尼斯特的局限性，即他试图揭示语言范畴本身同样值得怀疑。在西方思想史上，“思想”从来不能依靠自己来表现自己，除了使用特定的范畴、概念和体系。亚里士多德设定的范畴的范畴并没有打算辨别语言和思想的区别，范畴被当作对存在的寻找，或者是存在自身的表达，也就是说，语言向外部世界敞开以达到真理，“存在”在语言中显现自身，它的敞开直到非语言(nonlanguage)为止，似乎在语言内部就隐含着存在。因此，本维尼斯特试图使思想范畴向语言范畴还原，由此证实语言到思想、到普遍性、到本体论都被滥用了。但是也因此阐明了范畴的范畴仅仅是语言外部的需要的系统性构成，在语言和思想之间意义的“存在”立即产生。语言在这点上是值得怀疑的。
一 对于德里达来说，本源的缺乏是其解构策略的基本出发点，不管是颠倒等级，还是补充之类的其他解构方法，显然都是因为把真理、理性和逻辑的起源性拆除，解构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对本源的拆除——按照德里达的说法，是文本自身的缺乏，这就是釜底抽薪。更恰当地说，就是把基础、前提和根子挖掉。德里达的这一观点，依然带有文学性的倾向。因为起源的缺乏，它把哲学精心构造的逻辑都视为巧妙设置的文学修辞；因为起源的虚构，使得真理性的设定变成隐喻的活动，随后的逻辑秩序也变成隐喻的补充和替换过程。德里达显然是在吸收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融合了当时的语言学成果而展开对本源性的解构。 确实，尼采早就表述过对起源性怀疑的观点，他认为：逻辑仅仅是语言界限内的束缚，语言自身的内部却存在隐喻这样的非逻辑的因素，它的原则性的力量导致对不可证实之物的证实，逻辑因此又是一种想像力操纵的方式。特别是在尼采分析哲学对作为符号指令主体的真理的说明时，这种语言逻辑的返回运动不过是概念形式等因素的一再重复而已。符号于真理的必然性是以人们对符号的任意性的忘记为前提条件，但是，即使再度唤起对符号任意性的记忆，哲学也不会阻止语言的外部与思想的直接联系。尼采说，仅仅是通过这种充分的忘却，人们才在这个层次上达到占有真理的哲学，要是他不能用同义反复的形式，用一个空洞的外壳与自身作半争，那么他将只能获得关于真理的说明，而不是真理本身。不过，从一个外在于我们的毫无刺激性的东西那里分析出一个起因已经是原因的前提，而这个前提不过是错误的、不正当的含义的结果。如果真理是伴随着语言的起源，伴随着设计的确实性观念而单独决定的，那么，我们毫无疑问可以作出客观判断。然而，我们按照“性质”来划定事物，在尼采看来，这就是任意而专横的隐喻，早已远离了确实性的规范。尼采在考察“是”(is)的重要性时认为，它的功能就是把主观兴奋感觉转化为客观的判断，而自以为达到真理。语义学和词汇学的任意性可以归罪于语法或句法，因为正是语法和句法的结构在整体上支持形而上学的大厦高高耸立（注：尼采的这些观点见于1886年的论文片断，考夫曼或里维编的英文版的《权力意志》没有收入这些片断。参见C·Bianquis编的法文本La Volonte de Puissance *·2 Vols·Paris:Gallimard 1947年版。）。 最古老的形而上学基地正是我们自我解救的最后领地，因为这个领地与语言及语法范畴结合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必不可少的，似乎拒绝这种形而上学我们就要停止思考。哲学家准备从这个信仰体系解脱出来却遭到最大的困难，因为这个信仰体系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范畴本能地属于形而上学的确实性的实在领域，信奉理性是形而上学世界本身的一个片断，这个逆行的信念作为整体—权力的倒退运作，总是一再地在哲学著作中显灵。 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意识到同样的问题：在西方的逻辑和语法的形式中，形而上学早就占有了对语言的解释，今天，我们也只能推测隐藏于这个过程的东西，语言从语法中解脱出来的自由，并将这种自由放置到更为起源的实质的结构中去，也就是将思想与诗加以颠倒（注：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一文中这样写道：“形而上学在西方的‘逻辑’和‘文法’的形态中过早地霸占了语言的解释。我们对隐藏在此一过程中的东西只是在今天才能觉察。把语言从文法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更原始的本质结构，这是思和创作的事情。思不仅是在当今情势的现实的东西的意义之下的为存在者与通过存在的I' engagement dans I'action（动作中的任务）。思是通过存在的真理与为存在的真理的I'engagement（任务）。这段历史从未过去，这段历史永在当前。存在的历史承担着并规定着contition et situation humaine（人类的任何条件与情势）。为使我们现在才学纯粹地去掌握思的上述本质而这同时也就是说去完成思的上述本质起见，我们必须把自己从对思所作的技术的解释中解放出来。”参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59页。）[1](p.359)。海德格尔发挥了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尚未完成的思想，他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的总体事物的颠倒：问题的选择总是被压制，因为思考无法发现语言适合这种颠倒，并且不能顺利到达形而上学的语言的目的地。海德格尔指出：“‘实体’已经是本质这个词的隐蔽的译名，这个词是指称在场者的在场而多半同时由于谜一般的双关意义而是指在场者本身的。”[1](p.374) 如果说尼采和海德格尔还不过是意识到语言与实在、思想与语言之间由形而上学先验性地确定的独断关系，那么，德里达在《系动词的补充：语言学之前的哲学》一文中对本维尼斯特的《思想和语言的范畴》展开批判[2]，明确触及到实在本源性缺乏的问题，则更为彻底地揭露了语言达到实在真理的专横性。 本维尼斯特看到了语言与思想的差异对立，从分析希腊语言对亚里士多德理论范畴的强制关系入手，揭示出人们习惯认为的那种语言是思想的容器的说法，但却颠倒了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推论实践中确立的实在十大属性，原来正是语言的初始范畴（注：本维尼斯特把这十大范畴一一还原为语言学的术语，例如“本体”——名词，“时间”——地点副词和时间副词，“能动”和“被动”——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等等。本维尼斯特揭示了亚里士多德这些经过严密推论而确立的范畴系统其实是将思想范畴纳入希腊语言的基本结构，然而本维尼斯特到此就止步不前，并且提出要确立语言的优先性，用语言（思维）的等级“更加合理地”规划出存在世界的图景。）[2](pp.182-183)。德里达则看到了本维尼斯特的局限性，即他试图揭示语言范畴本身同样值得怀疑。在西方思想史上，“思想”从来不能依靠自己来表现自己，除了使用特定的范畴、概念和体系。亚里士多德设定的范畴的范畴并没有打算辨别语言和思想的区别，范畴被当作对存在的寻找，或者是存在自身的表达，也就是说，语言向外部世界敞开以达到真理，“存在”在语言中显现自身，它的敞开直到非语言(nonlanguage)为止，似乎在语言内部就隐含着存在。因此，本维尼斯特试图使思想范畴向语言范畴还原，由此证实语言到思想、到普遍性、到本体论都被滥用了。但是也因此阐明了范畴的范畴仅仅是语言外部的需要的系统性构成，在语言和思想之间意义的“存在”立即产生。语言在这点上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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