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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青岛我们书店:旷达人生,无为而治

 真友书屋 2017-12-19

薛原书房的名称为“我们书房”,我问他何以起一个这样奇怪的堂号?他说这个堂号来源于“我们书店”。而那个书店为什么要起这样的名称?他让我去直接问店主马一先生。于是我跟着薛原走出我们书房,稍后来到了我们书店。


像一处SHOPPING MALL


我们书店处在青岛市的一个商业街区内,这组小型的商业街区有点像迷你型的SHOPPING MALL。这组建筑前后有两排,中间有纵横交错的回廊相连接,我们书店处在前排房的三楼。从外观看上去,这家书店未见大的匾额,仅在门口一侧的橱窗白纸黑色的写着店名。书体应当是战国文字,只是那个“们”字略显特别,估计是《说文解字》中没有这个字。


里面有回廊相连


走入店堂,里面是复式结构,一楼三面是书架,中厅也摆放着满满的书。而二楼设计成了中空的模样,一二楼中间的位置仅以一根方木做顶梁柱,这里所见均为已经出版了几年的新书。这等沉重之物,我颇为担心这根立柱的负重能力,仅管俗语说“立柱顶千斤”,但以我的目测,二楼书的重量恐怕十个千斤都不止。


书店招牌颇为简单


我觉得自己有强迫症,因为来这里是想了解我们书店的来由,而并不是来检查本店的承重问题。在我端详这个柱子的阶段,薛原介绍我认识了马一先生。马一颇为瘦高,他看上去没有商业气息,但也说不上有多少文艺气息,总之我一时间难以给其归类。他对我的到来,既没有显出有多热情,但也谈不上冷淡。对店堂内的摆放方式,他也未做介绍。与我同来的绿茶兄马上在一楼店堂浏览一番,而后挑到了一本书。他问马一多少钱?马兄一笑:“这些书都是从北京运来的,你确认自己要再买回去吗?”绿茶正色地说:“我每到一店必买一本书,并不介意它从哪里来的。”


一楼情形


马一把我等几人让上二楼,在二楼拐角处有一张不大的茶桌,众人围坐在这里,看着马一给众人沏茶。而我注意到在二楼的书架间,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正在选书,我跟马一说,请他去照看。他却头也不回地说:不用管他,随便让他去挑选。


立柱顶千斤


喝下第一口茶,我还是惦记着店名的来由。于是直接向马一提出这个问题。他却郑重其事地说:“这件事应当请店主来回答。”我一愣:“你不就是店主吗?”“我当然不是,真正的店主在这里。”他伸手就指向了薛原,而后是一串爽朗的笑声。而薛原一点都不意外,他点点头说:“那就是吧。”


这两位的说话如此之不靠谱,让我搞不清楚这些话中的真真假假。但既然他们两者之间堂号跟店名如此一致,这里面肯定有关联性。于是我顿了顿认真地跟马一说:“您能不能说话靠谱一点。”他闻我所言又是一通笑,而后说:“你跟我这样的不靠谱人说话,还想让我靠谱?”但不知什么原因,无论他怎样调笑,我却隐隐觉得他的这种调笑不是其本来面目,而后的聊天印证了我的判断。


二楼布局


我的所问当然是从他何以开书店问起,马一说他开书店跟北京布衣书局的胡同有一定的关联性。这句话让我略感意外,猛然间觉得马一又是把球给我踢了回来,我觉得他应当知道我跟胡同很熟,没想到马一却告诉我:“咱们十年前就见过面,而见面的地点就是胡同举办的第一届蠹鱼会上。”


闻其所言我瞪大眼睛端详他一番,可惜我记人的水平太差,却是在脑海中搜不出相似的身影,于是向他表示歉意。马一说他完全不在意,因为那次聚会来了好几桌人,而他并不跟我同桌,所以他只是远远地望了我一眼。蠹鱼会的举办日期我已想不起来,而后我给胡同去电话问之,他告诉我说:第1届蠹鱼会举办的时间是2006年12月22日。而那个阶段也正是布衣书局声名鹊起之时,难道马一也加入过布衣书局的队伍?


茶桌上的刺绣


马一称并非如此,他说自己原本在青岛的某中学当语文教师,在2003年前往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2006年毕业后,不知出于怎样的心理,他不愿意返回青岛,于是就住在了北师大同学的宿舍内,这一住又是两年。而这个阶段,他在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工作,但因为工作太过清闲,于是他常在网上泡着,从天涯中了解到了胡同在经营旧书,有一个时段胡同在天涯网上写贩书日记,他读来很有兴趣,而后两人见面成了朋友。


正是这段经历让马一也开始业余经营旧书,他说自己从2005年开始就摆地摊卖书。我问到他书的来源,他说主要是从本校老师手中收购来他们不用的书,而后他在校园内摆摊出售。后来有一次,胡同半卖半送了一面包车的书,有近千本之多,直接把书送到了校园内,卸在通往学校食堂的路边,就地甩卖。他说这批书是两块钱一本买进,而后五块钱一本卖出,当然买得多也有优惠,但这批书很快就卖完了。马一感慨说,那个时段卖书还是利润颇高的行业。


正担心承重


因为这些缘份使得马一对经营旧书感上了兴趣,他说自己在青岛教书时家里没有几本书。而自从认识了胡同,他也开始买各种书来看,所以他一有空就去转书摊,同时也喜欢转书店。而正是这个阶段,他认识了本店的合伙人老马。老马对书的经营很是在行,因为他在北京著名的万圣书店工作过十年左右,后来辞职离开万圣,老马又跟他人开办了一家“内在书店”,而后他还开办过“书铺胡同”等等。总之搬迁过很多个地方,也开过多家书店。从这一点来说,老马跟胡同颇为相似。


我问马一,老马是否也是青岛人?他说不是,因为老马是内蒙古乌海人。在马一眼中,老马跟胡同一样都是理想主义者。


既然老马所开各个书店都是在北京,那为什么马一的书店却开在了青岛?马一称这件事跟2008年的奥运会有关系。在奥运开幕之前,马一所在的出版社要求严格了起来,要求挂工作牌坐班,不能到处乱逛了,又因为美国队要用北师大的场地训练,所以在管理上有了很多的规定。这样的管理让马一觉得很不自由,于是他萌生退意。


后面是仓库


马一离开北京的另一个原因则是跟老马有关,因为老马满脸络腮胡长相颇凶,所以在奥运前期走在街上多次被查身份证,这令老马很不爽,两人一商议决定离开北京。于是马一辞掉了工作,带着老马来到了青岛。他们在青岛混了一个星期,而后觉得有些无聊,于是马一就带着老马在青岛转书店。在这个过程中,老马鼓动马一在青岛也开一家书店。而马一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于是提出要老马合伙经营。他们说干就干,两人共同开起了这家书店。老马负责在北京进货,而马一则负责店铺的管理和销售。说到这里,马一跟绿茶说:“我没骗你吧,这些书大多都是从北京运来的。”


书店开始经营后,二人对此也是全身心的投入,马一也常跟着老马跑很多地方进货,当年他们来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北京西南物流和王四营特价书市场。马一承认他们开业之前的几年是特价书最红火的一个时段,等他们开办之时,其实特价书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在他们开办之前,青岛也有几家专门卖特价书的书店,后来都逐渐关门了。


分类方式


既然老马对经营书那么有经验,为什么在特价书走下坡路时还要开办呢?马一说这正是老马的眼光所在,因为他看了几家青岛特价书店后得出个结论:这些书店经营书的门类太杂。而他们要开一家更纯粹的特价书店。因为北京的万圣所经营书的品种主要是偏学术,所以他们开的这家书店也同样本持着万圣风格。只是后来因为销售压力的原因,才逐渐加入了中医和儿童类的书。


说到这里,马一讲出了个故事,他说过了几年才发觉他们所办的这家我们书店,竟然跟万圣书店的店庆日是同一天。他马上意识到,这是老马有意为之者,因为他纪念自己在万圣的日子。然而当他质问老马的时候,老马却立即回了他一句:“这个开张的日子是你定的呀。”老马的这个回答更让马一觉得自己不靠谱。


对面的楼梯


对于这样的不靠谱,马一说这可谓是物以类聚。而后的岁月中他认识了更多位不靠谱的人,比如说他认识的小米,在豆瓣上很有名,而这位小米给他们的书店出了很多主意,因为这些主意大多是在网上聊天谈到者,书店的豆瓣小组也是小米创建的,维护也是他,以至于不少的网友认为小米才是我们书店的幕后老板。而马一就借此对外说,确实如此,所以小米就成为了我们书店的第一任店主。


我还记着进门时,马一说该店的店主是薛原这个梗。于是我再次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马一说我们书店开业半年之后他才认识常来逛书店的薛老师,可能是性格的原因,两人之后成了很好的朋友。而薛原也尽自己所能来帮助此书店,因为薛原在青岛日报编读书版,结识许多外地朋友,外地来青岛的朋友都会来找他,而薛原也会把这些朋友通通带到我们书店来。说到这里,马一指着我说:“你不也是被薛老师忽悠到这里来了吗?”他说正是因为这种情形,使得很多外地朋友都认为我们书店跟薛原有很深的关系。于是马一就借此对外称,薛原是该书店的第二任店主。


马一告诉我,正是认识了薛老师,才使得他对书的所有流程有了清晰认识,因为他看到薛老师是如何的组稿又如何的审校,薛老师还带着他到印刷厂去看书的印刷过程。而后他们又共同地了解书籍的物流,以及商家的销售。这个过程中的每个环节说来都很有意思,但有时也会遇到伤心之事。


马一说唯一一次薛老师跟着他们一起前往特价书市场进货,在那里赶上一大批湖南出版集团的特价书,不知什么原因,原本颇为兴奋的薛老师看到这批书后却瞬间沉默不语,他只在那里一本本地翻看,默默地不说一句话。马一问薛老师是否身体不舒服,薛也仅仅只是摇摇头。等回来后过了很久,他才打听到实情,原来湖南出版集团的那批特价书中,有一些是薛原参与过出版过程的书。当年他为了编这些书费了不少的心血,没想到过了十年之后,他责编的这批书却被处理了出来,这让他大感伤心。


聊到书业的朋友,马一仍然强调胡同对他的影响颇大,他说自己在北京某出版公司的工作就是胡同帮他找的。马一认为他跟胡同聊的来,重要的原因是两个人有相似的经历,因为他们都是北漂,长期住在北京就是不愿意回到家乡。马一说,他当时认为自己的这种心理是为了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但多年后细想,他觉得并非这么简单,但究竟他的心态是怎样的呢?马一说,当他认识了一位网名叫“食货”的朋友,他才想明白自己症结所在。


马一告诉我,他跟食货的相识也是在布衣书局举办的那场蠹鱼会上,因为他们两人正好同桌,于是就渐渐熟悉了起来。后来,食货交给他“家庭系统排列”这样的算法,而这件事对马一影响至深。马一把这种知识体系简称为“家排”,我没有听清楚是食货给他算的家排,还是他从食货那里学会了家排,总之他通过这样的排列产生了顿悟,马一看到了自己问题所在。他说自己长期漂在外地不愿意回家,其潜在的心理是不愿意长大,不愿意背负更多的关系,是在家庭之外寻找安全感。


马一强调家排其实很准,因为他也给别人做过,比如有糖尿病的人,如果向前追溯,此人几代之前必有饿死的家庭成员。除此之外,还能算出其他的很多问题所在。而经过这样的家排,也让马一意识到,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人应当顺从这种关系,而不要与之抗争。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使得他对书店经营变得不像以前那么努力。用他的口头禅来说后来的书店经营也越发变得“不靠谱”。他明说自己也变得神神叨叨,以他的话来说,搞家排有如成为了心理学家。但心理学家往往也都是因为自己家庭系统有问题,才成为助人者,因为家排不讲道理,它针对的都是命中注定的生死问题。这让他觉得,很多时候要顺其自然,看到背后的问题。


关于家排这个说法我是第一次听闻到,我向他直言自己的孤陋寡闻,而马一强调,一旦懂得了家排,就能看明白很多问题。比如他认为很多不愿意返回故乡的人,大多数是跟父母亲的关系处理不好,而这样的人在外做事也绝不听别人的劝告。因为这样的人背负了许多不属于自己的包袱,而他本人用了八年的时间才慢慢地放下了不属于自己的包袱。他说自己从北京返回青岛是很正确的决定,他在京时胃一直不好,而返回青岛后,这些毛病也慢慢痊愈。以他的说法,则是家庭乃是力量的来源。


原来这里还有一个店名


我仍然好奇于此店为什么起这样一个名称,难道我们乃是二人之意?马一说这个店名是老马起的,而老马却说这是马一起的。他们两人到今天也没搞清楚究竟是谁。按照老马的说法,店名稀奇古怪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因为他们两人都姓马,所以有朋友建议他们叫“二马书店”,但老马觉得这个名称没有特色,当时老马起了个“马各马它”也就是骆驼的意思。因为骆驼两字中都带马,但后来他们还是觉得我们二字更明了,于是就定下了这个店名。


可是当他们到工商部门注册时,工作人员说“我们”二字不能注册为店名,正是这种拒绝,使得他们觉得我们二字很是特别,于是他们就变换方式,将店名起为“入我门来”,这样将我们二字的谐音巧妙的嵌了进去……


在我们书店聊天的过程中,始终仅有一位顾客,而这位年轻人可能是听我们聊得热闹,他也放弃了选书行为,转身找个凳子凑过来在那里听讲。我问马一这样的经营状况是否会有压力?马一很轻松地告诉我,他一点都不觉得。他自称我们书店营运费用较低,并且没有固定员工,这些年来只要他有事外出,他就会让顾客帮他看店。因为本书店的钥匙至少有五个以上的顾客都有,这些顾客都是自由工作者,所以只要马一不在店,这些朋友自己会开门来帮他看店。


唯一的顾客


关于本店的投入,其中有位顾客的身份是律师,他也曾问到过马一,马一告诉这位朋友说:本书店经营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们两位合伙人竟然没有任何纸本合同,所有这一切都是口头协议。某次老马来到我们书店时,这位律师朋友也提起此事,而老马回答得也很干脆,他说书店经营不下去的时候就散伙,存书一人一半,现金也一人一半。很简单,万一两人打起了官司,这就说明本店挣到大钱了,这也是好事情。所以说,他们到今天也没任何的手续。


马一也承认,近几年他对书店经营上头并不用心,而恰恰是薛原给予本店很多的帮助。如前所言,薛原会不断地把读书人带到本店来,但马一却把书店当成了朋友的聊天之地。他说曾经有一天,书店内聚集了22人,其中21人都是来聊天的朋友,仅有1位是顾客。我说今天的情形不也是如此吗?今日坐在这里聊天者,有薛原、绿茶还有青岛新华书店集团的袁赟等人,当然还有我以及那唯一的顾客。而这位顾客听闻到我的所言,马上笑了起来,看来他也觉得这等一帮人坐在这里谈天论地,仅有他一人选书颇为滑稽。


马一说他对这件事倒不以为然,他认为随缘就好,但薛老师认为这么下去不行,于是薛老师决定另办一个朋友聚会之所,这就是我们书房的来由。马一笑称,他跟老马本是真实的店主,然而却从不对外搞宣传,宣传方面的事情主要是靠薛老师等一众朋友。后来无论是我们书店还是我们书房影响力渐大,来的人越来越多,致使我们书房也坐不下,于是他们就另开了一个书吧,这就是离我们书房不远的“繁花·我们图书馆”。


前几天,深圳书城举办了第3届民间藏书展,而深圳的欧海先生寄给了我一本相应的图册,我在该图册中看到了“我们书房”字样。难道马一也拿出自己的书前往深圳参展?他却告诉我并非如此,因为深圳书展上的那个我们书房乃是一位深圳人所办的,而此书店最初的创办也是与薛老师的旁观者言有一点关联。马一说薛老师在策划方案方面很有一套,但他也承认有时候市场的好坏乃是靠运气,薛老师所编之书最令世人所熟识者乃是《独立书店,你好!》。马一说薛老师原本只想编一本,但没想到该书还有读者,所以应出版方之约他就陆续又编了续集和再续。可是薛老师发现,他每出1本,里面所谈到的独立书店就会又倒闭一批,以致出到第3本时,薛老师想将书名改为《独立书店,再见!》。但马一却发现这些书店虽然倒了,但薛原编的这个系列却“火”了起来。


马一承认他从薛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做事的态度,薛老师一再跟他讲,开书店是一种商业行为,既然如此,就应当尊重商业规律:“你不能让别人为你的个人行为来买单。”这样的观念在马一这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说自己已经跟老马约定好,只要交不起房租时书店就关门。


对于书店行业,马一也明确地说,这是夕阳产业。虽然如此,但他还是认为要经营下去,以他的说法,船到桥头自然直。他还说按照佛理:向死而生。所以说顺其自然乃是他此刻的心态。马一认为,这个行业虽然注定会消亡,但真正到了消亡的那一天,还有很长的路,有些事情不要太过惶恐,他说当年遇到过很多的大事,当时觉得事情很严重,但过后想想也觉得那些事情远没有想得严重。马一说,正是因为自己的这种心态,所以他在成批的独立书店倒闭过程中生存了下来。


马一也承认,我们书店能够生存到今天,一个主要原因是费用较低,因为本店处在三楼,所以房租很低,他说这一点自己跟胡同的观念不同,因为胡同的压力更大。虽然有大小之别,其实同行间遇到的问题都是相似的,每人其实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既然要开书店,就应当顺应这个时代的潮流。马一觉得,他愿意开书店,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开店没有上班的压力,而更为重要者,是家人对他的支持和理解,因为家人没有对他抱更高的希望,指望着他通过卖书来买房买车。前一阵房东想卖房,问他愿不愿意将此铺面买下。但马一觉得要买房就要去贷款,而今一年几万块的费用并不是很大,但如果贷款就背上了大包袱,一年几十万的还贷压力让他觉得不值得。如果真那样,他就不能在这里从容地喝茶聊天了。所以他决定不买,继续的这样经营下去。


马一也承认,人的心态在不同的时段都会有所变化,比如说他近一段突然又想好好来善待我们书店,他准备对店堂仔细地整理一番。而这种做法,以前全是老马来干,老马每次来青岛都闲不住,要么仔细打扫卫生,要么重新整理规划。但真要整理起来,又让他觉得累,比如老马又发来了一批书,他自己拆包让马一录入,马一录了几包又烦了起来。他觉得有些事情舒舒服服地来做才是最佳状态,而有些事不用那么费力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他的这种心态有些朋友认为,他开书店是做着玩,但马一不承认,他觉得自己是一种生活状态,而并非是懒惰不努力,有些事不用努力也会自然得来。说到这里,他用手指着我说:“你看,你不就送上门来了吗?”


说话间,楼下进来了一位妇女,她冲楼上喊道,要换零钱。马一瞥了一眼,坐在那里并没动,只是让对方自己拉开抽屉去换钱,他说这是邻居不会有问题。众人感叹,他的这种经营方式,简直是某种理想奋斗的现实版。


马一跟我的话题中,不断地往薛原身上引,但薛原既不反驳也不搭话,只是在那里貌似认真听讲,他俩的这种默契,如果说相声倒是很般配。马一说薛老师从来没有跟自己生过气,可能是因为脾气相近的原因,但薛老师有句话他却牢记在心:“有些事情可以不挣钱,但绝不能赔钱做事。”马一笑称,这些年来他做了许多文化活动,但都本持着薛老师这个基本方针,使他成为了一个奸商。我说自己也认可薛老师的观念,而我自己就有大包大揽的恶习,这种恶习使得有些事搞的后来变得不开心。所以我认为薛的观念乃是前人所强调的“先小人后君子。”


虽然这么说,但马一认为,薛老师为人十分诚信,他说前些年,薛有一位朋友到来,说要给自己父亲出一本画册,但画册印出来之后,那位朋友的父亲发现里面的一幅画印倒了。这令老人很生气,于是老人找到薛原,薛原二话不说,立即跟老人讲问题在自己。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赔钱,二是重印。薛原的态度立即让对方消了气。当时薛原并没有跟印刷厂商谈此事,他不想推卸责任,而后他们查了所印出的两千册书,发现其中有一百多册装订时把一页给颠倒了。于是他们只将这些印倒的部分让印刷厂重新印刷装订。这件事传开来,反而让薛老师有了声誉。


虽然马一对薛原很佩服,但他也说自己有些话也不全听。以前薛老师经常安排他校对书稿,马一经常在晚上一一核对,但近来他觉得自己看完之后很疲惫,所以薛老师近期给他安排的活他都回绝了。以马一的话来说,只要感觉不好的事,就不做。有的朋友说他是星座派,而马一纠正对方说,自己其实是感觉派。所以凡是感觉不好的事情,他都会予以拒绝。


马一先生与他的店名合影


我们书店虽然成为了朋友聊天聚会之地,但马一强调朋友来聊天可以,但是到这里来倒垃圾却不行,在马一看来,抱怨于事无补,还破坏大家的心情。某次,有位朋友来我们书店大倒苦水,这让马一听来很烦,他立即跟那位朋友说,你必须交100块钱的倒垃圾费。没办法那位朋友真递给他100块钱,而后生气离去。马一说他的这个个性为此得罪了不少朋友,但黑店的名声也就传出去了。


马一也承认今天的我们书店,开的四不像。但他自己却觉得很舒服,他觉得这一点很重要,而通过朋友的聊天,他也有一些借鉴。他觉得这些朋友都是镜子,给自己新的启迪。而这样的开店方式,我却从未遇到过。马一的所言,也同样让我看到了人生姿态的丰富。我觉得整齐划一的模式会让人生缺乏色彩,而有马一这样的店主,能够让中国特色书店中展现出一道奇异的色彩。故而我真心地希望,他的店一直能够开办下去。我倒想看一看,在这样的社会中,有这样异类思想的人,社会给予怎样的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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