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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别具逸趣的《安定王元燮造像记》 《安定王元燮造像记》位于龙门石窟古阳洞南壁佛座上方，刻于北魏正始四年（507）二月。此造像记共13行，95字。 清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将《慈香》和《安定王元燮》归为“峻荡奇伟”一类。他说：“《元燮造像》如长戟修矛，盘马自喜。”“峻荡奇伟”是说此造像记的风格严峻中寓放纵、伟岸中见意趣，“长戟修矛”是形容横、撇、捺舒展夸张，“盘马自喜”是形容结字的整体稳健自适。严格来说，康有为的评价虽遣词华丽，但与实际不太相符。若说“长戟修矛”，《孙保造像记》《北海王元详造像记》或过之；至于“峻荡奇伟”，则《郑长猷造像记》《司马解伯达造像记》或过之。 当代书法理论家祝嘉《书学论集》说：“《安定王元燮造像》文近百字，空格以石势关系或因尊亲提高以示尊敬，不是字残缺了的。此刻兼用些圆笔，撇画为多。像‘考太’二字的撇画，就是用圆笔，画极娟秀，朴拙的味反少。全文多用侧势，右高左低。结构上是用巧处多，别具逸趣，但仍是劲健的，在《龙门》中少见。‘王’字是隶法。‘元’字上一横画变成点，和《一弗》的‘元’字相同。‘四’字左直画改用点，别开生面，使全字也改观了。‘中’字左直也写成点，直画不十分正，反见生动活泼。” 祝嘉认为“考太”二字的撇画“就是用圆笔”，实则此二字为方圆兼用，拓本清晰可辨；而“画极娟秀”也是形容过当。此外，多用侧势、生动活泼应该是“龙门体”的共性所在，而方圆兼用、别具逸趣才是《元燮造像记》比较突出的特点。 当代书法理论家张强在《中国书法鉴赏大字典》中评价《元燮造像记》道：“看起来它欹侧不正、身躯偏斜、笔画出轨，但是我们只要对其静静体味，就会发现由于作者高度控制能力带来的某些妙处。”他还说：“笔画过度的伸展使它逸出作为方块框形的严格束缚而走向正三角外形。看似略不经意，由于技巧的精深抹去了痕迹。整个碑在盎然的错落中见出了主体的匠心。” 诸家分析、鉴赏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是艺术审美中的正常现象，正所谓“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同一帧临习范本会有不同的临习结果，各取所需而已。 《安定王元燮造像记》拓片局部 九、精秀奇伟的《司马解伯达造像记》 《司马解伯达造像记》共14行，64字，刻于北魏孝文帝元宏太和年间（477—499）。此造像记书、刻俱精，用笔以方为主，间用圆笔；起笔与收笔或藏或露，多清晰可见；点画强健饱满且见秀整；方折凝重，间有几处圆转，尤其是横折的圆转处颇具秀逸遒劲之气。此造像记整体保存完好，文字甚少残破，是临写“龙门体”的极好范本，只是字数少了些。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解伯达》《齐郡王祐》峻骨妙气为一体。”又说：“《解伯达造像》雍容文章，踊跃武事。”这是指其给人以刚柔相济的感觉。此外，他还说：“《解伯达造像》亦有奇趣妙理，兼备方圆，为北碑上乘。” 当代书法家祁毓麟在《中国书法鉴赏大字典》中评价《解伯达造像记》道：“具有笔力方峻、气势雄强的时代风气，又不拘成法地去发挥自我创造意识和智慧，表现出丰富的审美情趣和创造才能。虽寥寥数十字，但自成面目，开奇崛变化的书风，为北朝造像精品之一。”他认为，此造像记点画造型多有奇出之笔，如“宁”字的点、“泯”字的背抛钩、“延”字首撇等；尤以“达”“道”“延”字的横捺由大弧度的圆润曲势转为大起落的方截劲利的长脚最为独特。他说：“字之造型，善于挪移、收缩、夸张部位而生异态。‘绾’字左低右高、‘勒’字左高右低、‘躯’字夸张右部、‘迁’字夸张中下部、‘智’字夸张左部、‘马’字右部的收缩、‘趣’字（取）之收缩等等。在不影响辨识的条件下，还省略部分点画，以求简练，如‘激’‘弥’‘响’等字。”又说：“全记64字，参差错落，姿态欹正，组成纵敛有致的和谐的整体，意趣天然，韵味酣足。” 祝嘉认为，《解伯达造像记》笔力固强，结构也极严整，但绝不是唐以后的那种严整。像“绾”字就是左低右高的，随手变化，不为框框所束缚。作角两折处也多，“日”字右角最为明显。字体于朴拙中也有用巧的，如“达”“荒”“地”等字都很新鲜。 在对碑帖的解读、临习中，“误读”是在有意或无意中经常发生的。如上面所举祁毓麟和祝嘉对《解伯达造像记》中“绾”字“左低右高”的解读便存在一定误解。因为，这个字同其他六十多个字对比，即可知左低右高超出正常结构是一个意外，或是书写、或是摹刻的失手，不能算作是此造像记的结字特点，更不能作为分析其结体规律的代表字例。对碑刻的临习，还应注意不可一味模拟石刻上的刀凿斧削的效果，而是要作笔情墨韵的纸上书写还原。启功曾说：“学书如不知刀毫之别，夜半深池，其途可念也。”此乃经验之谈。 《司马解伯达造像记》拓片局部 来源：《中国书画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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