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是一笔糊涂账
系里有一位年轻现象学教师，据某位大佬评价，“是现象学的明日之星”。
“明日之星”很喜欢和我打趣，
“你们中国哲学不行啊，研究的都不是问题。”
话锋一转。
“但是啊，以后中国人做哲学要有出息，一定是做中国哲学。你们现在研究中国哲学的人谈来谈去，都是一笔糊涂账，你们的问题在哪里啊。等我以后不做现象学了，就专门来搞中国哲学，帮你们清理出你们的问题。”
我听了这个说法，心里不仅不反感，反而很高兴：“欢迎您尽早入坑。”
历史性与问题性之争
我这个老师的谈法很有意思。
抛开制度、历史沉积的种种要素，抛开个人的偏见或者文化惯习，中哲在哲学层面上的确有一个缺陷：不可传译性。这不是因为使用的“哲学语言”有模糊性，而主要是缺乏问题指向性。中国哲学目前是以史为纲，中国哲学主要就是对中国哲学历史的研究。所以《中国哲学史》上发表的文章几乎没有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而大多指向对某个人某个思想细节的历史澄清。换言之，哲学史的要求就是实证历史的要求——准确。于是，目前的中国哲学史，台面上充斥着的是“虚假的历史学风气”。所谓虚假，是说这种表面上看起来历史的态度其实完全是反历史的，这就是为什么思想史这10多年风起云涌。思想史是比哲学史更加彻底的激进历史化。
中国哲学史的写作大多是“山头哲学史”（导师语），一个人一个人摆出来，按照现成的框架——本体论、心性论、政治思想、社会思想、历史思想等等炖成一锅粥。山头林立，毫无问题。
不要说习惯做英美分析哲学的了，连我做现象学的老师都看不下去了。
你们中国哲学到底有问题吗？你有面对事物自身，你有运用人的理性么？——这是严肃的西方哲学工作者，当他开始接触目前中国哲学学界时，所必然提出来的“问题”。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你就真的丧失了哲学的资格了。
回到复杂性：平地起土堆
但是，实际上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复杂性就在于，能够称得上“中国哲学文本”的“研究文献”，大多没有问题性，它不提出问题以解决，而是像天降之书，每一个句子自身都在祛离问题性。《老子》《易经》《中庸》《论语》《大学》《正蒙》《知言》等等，都是无问题式、非建构性的句子。所以，简单说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传统哲学文本之无问题性。
但是，如何在现行的问题式的哲学研究范式中为中国哲学提问，也就是说，“平地起土堆”，给没有波澜的东西制造出波澜，以使得它成为一个能够被哲学同行，甚至为一般人都能够凭借理性所理解与领会的存在？
朱利安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哲学家——我坚持不认为他是汉学家，因为他的书已经超越了现行的汉学范式了。在《进入思想之门》中，当中国学者自己都抱怨嫌弃这种无问题性的存在时，他以他者之眼，诧异地发现了这种“无问题性的问题性”，他进一步反思：如果无问题的哲学方式是可能的，为何哲学一定要沉浸在自己的问题性中？
这里无法展开讨论朱利安的思想，我只是展示了一下：无问题性如何重新被朱利安转译为一种问题性，也就是说，“无问题本身也是问题”。朱利安的所有著作几乎都在展现平地起土堆如何是可能的。
与中国相遇之后，我甚至质疑：我们需要用问题（par question）来思考吗？思考岂如西方哲学家自希腊人以降热切想做的那样吗？总得回答一个谜题，总要询问斯芬克斯（Sphinx），总在深渊（倪按，此处应该指海德格尔的Ab-grund）探索。——《进入思想之门》
制造褶皱
我们系一位西哲老师抱怨：“去国外开会，人家不问你你对西方哲学研究出了什么成果。这是人家自己的资源，人家不比你更会研究吗？所以不会觉得你的研究能给人家锦上添花。反过来，他们总是问我中国哲学研究什么，觉得这个可能对他们有启发。但我哪儿知道中国哲学在研究什么。”
所以任务有两方面：
1、历史的了解，即传译传统中国哲学之无问题性下潜藏着的内容。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所以那位西哲老师后来也自己了解了一些内容，这样以后出国就有谈资了
2、“平地起土堆”的研究。在平滑的思想表面制造褶皱，用问题性的语言，非历史性的句子，来研究中国哲学。
我们的现象学老师，就是敏锐地把握到“具有问题性”对于任何一门宣称属于哲学自身的学科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这是一切“可传译性”的基础。
各个学科所使用的术语体系不同倒是其次的。否则，人家无法了解。其次，你沉陷在非历史的哲学史研究与纯历史的思想史研究里，不具有哲学的理性特征。
哲学之为一门翻译学
我很喜欢这位老师的课，经常去听，他经常是讲讲讲高兴了，就转向我：“那个小张啊，你来说说，从中国哲学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第一次问我什么问题我忘了，就记得有点慌张，胡诌了几句“天人合一”“天道性命”。
他就拉下脸来。
“为什么就天人合一？我就觉得不能合一。你如果不是在论述一种文化信念，你就得从哲学的角度来重新谈这个问题。”
我感觉这个当头一棒当场让我清醒了。从此，我就开始对“话头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反感，能不用中国哲学的“话头”就不用“话头”，否则不过是一种文化信念的坚持者罢了。
我导师上课，谈到当代新儒家也说：
“我们对新儒家的研究有一些误区，新儒家是不是把自己文化的洞见翻译成了哲学？一门以文化洞见为基础的哲学能不能称得上一门哲学？我觉得是不能的。中国哲学需要有它的核心文化洞见，但是以此不足以构成中国哲学之哲学性。所以我们最好区分哲学宇宙与哲学世界。讲哲学世界，不用哲学宇宙这个词儿。哲学世界就是一个界划，不能像宇宙一样，包揽万象，那就不成哲学了。”
当然，问题本身可以进一步复杂化：文化洞见与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列维纳斯把自己一生的哲学事业称为“写给异邦人的信”——他的使命就是把耶路撒冷的话语翻译成雅典的语言。于是，哲学就成了一门翻译学。
不要轻易瞧不起那些异邦人，应该尝试给他们写信。
这里不必深入，只是想说，问题走到哪一步，都有无限分叉与重新开端的可能——只要不是退缩在那个名之为“哲学史”的暖和被窝里吃老本。
最后说一个我们这位现象学老师打的比方，我觉得十分精辟。有一次他穿着那种传统中式那种对开襟的衣服来上课，我也刚好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他看见了，上课时候就笑呵呵地说：
“中国的衣服和西方的衣服都不一样。穿西装，是衣服架着人，你腰得挺直，你肩得放平，你一进去那个衣服套套，立刻就知道怎么办了。所以我写现象学的论文啊，都得穿西装，穿中式的衣服写不了西哲论文。软塌塌的，衣服跟着你身体走，那么柔软，我刚穿的时候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因为这衣衫它自己不给你形式啊，你得自己学着给它形式。后来习惯了，还是这个好。”
中国哲学需要平地起土堆，让大家从理性的问题层面了解你在干什么。但是起的土堆，似乎也可以随时摧毁，而保持其平地的“无问题”状态，以超越哲学之问题性，而进入无问题性的那个层面。
毕竟，有了问题性，大家才能在一个平面上尝试相互理解。但忘记了自己的无问题性，就成了哲学的一个特殊部分，就失去了自己的肉身。
所以，我还是比较欣赏列维纳斯的哲学事业——“写给异邦人的信”。不要轻易瞧不起那些异邦人，应该尝试给他们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