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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景行:从手抄书谈起

 静雅轩345 2017-12-21


最近整理上海家中旧物,翻出一包复旦读书时的笔记,本来就灰灰的纸张早已变黄,很容易就产生怀旧感。最让我感慨甚至要佩服自己的,是那几本手抄书的笔记本——那时候怎么会有如此决心和毅力,一个字一个字地将整本书认真抄下来,一本抄完又接着一本。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光荣与梦想》第一册。

    

美国记者和作家威廉·曼彻斯特写作这本书时,一定想不到会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知识界产生如此之大而长久的影响。2004年《光荣与梦想》中文完整版在中国发行,曾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的王缉思教授(语言学家王力之子)为书写序时就有“时隔25年,恍如隔世”之叹;时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江晓原教授则说:“27年前我读到一部奇书,它曾经如此打动我,以至于当时我经常在屋子里大声朗读书中的段落——这就是《光荣与梦想》。”

    

两位教授都与我差不多年纪,也是差不多的时候才有机会进大学读书。可以说,《光荣与梦想》影响了我们一代人,连书名这五个字后来也成为不同场合的常用语。我大学读历史重点放到了美国当代史,毕业论文以美国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麦卡锡主义为题,离开大学后又转向美国经济研究,都与这本书的刺激有很大关系。只是,我最早买到的是它的第二册,打开读了第一页就放不下;后来又出了第三和第四册,都是买到就看,但就是没有第一册。

    

好在复旦大学老师有这本书,班级辅导员傅老师好不容易帮我借到一本。我拿到书就决定尽快把整本书都抄下来。书上的字很小,但一边抄一边看一边思考,印象就特别深刻,等于把美国三十年代大危机前后的那段历史细细地过了一遍,比正式上课还有效。后来《光荣与梦想》再版,我买下第一册时更多的是当作一种纪念。接着我又抄读了英国军事战略家利德尔·哈特上尉的《二战史》,上下两册,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我过去从苏联著作中得来的二战史观。

    

实际上,我抄书的本事是从初中开始练就的。那时候书少,好多从图书馆里借来,看到特别有意思的内容就喜欢在本子上摘录几段;倒不是像现在有些孩子为了写文章时引经据典,就是怕以后再想查看找不到。渐渐的,抄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长也越来越严肃。我还抄过毛选,大概抄到第三卷。下乡那几年继续抄东西,抄了再转寄别人,跟今天微信里面转来转去差不多。

    

对我们祖辈来说,抄书本来就是读书人经常做的事情,无非因为印刷术不发达,书少且贵。我受初中老师点拨开始抄书,除了可以对看过的东西留下记录、加深印象,还可以收心和练字。我从小就不喜欢认真写字,经常因字迹潦草被老师批评。抄书确有效果,后来的字就不那么难看了。更加长期受用的,是写字速度加快了,读大学时用不了几天就能抄一本书。

    

读大学后除了抄书,还要抄做卡片。在影印技术普及之前,做研究的人一定会做卡片,也就是把有用的文字、数据记在今天手机大小的卡片纸上,便于整理、归类和更换。学生在谈到某老师的功底时,或许就会提及他积累了多少万张卡片。我做大学毕业论文时就做了上千张卡片,塞满两个装皮鞋的纸盒,动笔前后不时需要翻看。

    

因为对美国问题感兴趣,除了越来越多看英文资料,我也做了不少英文卡片。到社科院工作后,成天泡在外文资料室,做一百张一扎的卡片用不了几天。那时影印机还不能随便用,难得印几张需由研究所有关主管批准。后来有了一部台式电脑,大概是美国某位学者赠送的,有专门的恒温房间、专门配备的电脑员伺候,一般研究人员碰都不能碰,据说主要用途也就是每个月打工资单。

    

英文资料抄多了,我想到学打字。研究所办公室有一台闲置的英文打字机,我向打字员借来,就开始噼噼啪啪学起来、打起来,没多久就可以代替手抄做卡片,打字速度也越来越快。好在平时来办公室的同事不多,不然一定会受不了这种自动步枪连发般的噪音。

    

除了做英文卡片,我看到特别有意思的英文参考书也会打下一两章,甚至整本,就当做练习打字的教材。这样做看起来有点像消磨时间,没想到几年后我去香港《亚洲周刊》打工,正遇上新闻出版行业的革命性变革,英文打字成了我生存和竞争的优势。那时世界各地的中文媒体普遍转用“北大方正”排版技术,原来的排字房被电脑制版取代,记者编辑也感受到电脑化的压力,开始自学电脑打字改稿写稿。公司没人教你,也不会给你时间和学费外面去培训,只有自己利用下班后、放假日学起来。基于已有的英文打字技术,我成为编辑中第一个直接用电脑写稿的,也难免对其他同事有所推动。那时我已经四十五六岁了。

    

到香港工作后,我没再抄录过什么,影印实在太方便了,要什么就印什么。凤凰卫视同事都知道,每天一到编辑部我就会拿着一堆报纸杂志跑进影印间,再拿着厚厚一叠印好的东西出来。时间久了,我对如何对付影印机的小故障也略知一二,竟然获得了“影帝”的称号,还被陈鲁豫写入书中而外传,当然与周润发、梁朝伟远不是一回事。

    

如今,影印机也用得很少很少了,需要什么资料大都可以在手机上找到,连笔记本电脑都不用随身携带。但也不可能再有当年抄书时那种认真甚至带点庄重的感觉,也不可能像当年那样把想记住的东西一笔一划刻录到脑中。以后如有空暇,我也许会重新开始抄书或抄录别的什么,至少可以延缓脑和手的退化。你会试一下吗?



本文刊2017年12月21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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