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文明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一般认为来源有二：一是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二是以吴、越、楚等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文明。虽然两种文明都离不开江河，但大体可归为同一类：土地文明或者说农耕文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用现在的话讲，天下大地万物全是我的。至于四方之外，虽然也属“普天之下”，但一语不合便给边缘化，成了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1840年鸦片战争，天朝上国败于英军，我们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在自以为一家独大的土地文明之外，还有更为强悍的海洋文明。遗憾的是清政府很长一段时期相当情绪化，犯我大清者，虽优必恨，对海洋文明十分排拒，无法理性地汲取外来文明的长处。而在鸦片战争爆发十三年以后，日本也被美国军舰叩开国门，也被迫签订诸多不平等条约。但日本并未因此排斥海洋文明，而是惊喜地发现，原来他们效法一千多年的中华文明，远不如“黑船事件”带来的海洋文明厉害。于是迅速启动明治维新，向西方虚心学习，很快迎头赶上，转过身来还狠狠教训了千年的师傅。

　　假如，大清国当初不抵制海洋文明，而是像日本那样虚心学习，结果会如何？假如，自周朝以降，历朝历代不那么轻视“夷戎蛮狄”，不那么故步自封，就会发现，在岭南，在珠江流域，其实是有着历史悠久的海洋文明的。这是上天馈赠给中华民族的伟大礼物。假如我们在两千多年前就一直接纳和重视海洋文明，并发扬光大，能够一直清醒地观察世界和融入世界，与世界保持同步，还会有后来让我们振振有词念念不忘、不断给自己找台阶下的所谓“落后就要挨打”吗？可惜，历史没有假设，古人站在黄土地上看海洋文明，估计就跟我们现在站在地球上看天外文明一样虚无缥缈，遥不可及。

　　帝王和官府可以有权就任性，想闭关就闭关，想锁国就锁国，想封海就封海，但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的黎民百姓却各有各的生计，即便是重农轻商的古代，不避风险的商人仍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西南高原的商人在崇山峻岭中开辟出命悬一线的“茶马古道”，不仅连接川滇藏陕甘，还延伸至缅甸、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而东南沿海的商人则远在西汉时期，就以广东、福建、广西等地沿海港口为出发点，在惊涛骇浪中生生闯出一条“海上丝绸之路”，驶向波斯湾、红海乃至欧洲大陆。

　　广州地处含西江、北江、东江在内的珠江三角洲，三江汇集，八口入海。海陆相交的地理条件，使广州成为岭南两千多年来的地缘商贸中心，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港，又是外国商船到达中国必先停靠的港口。而且从公元3世纪起，广州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即便明清时期实行海禁，广州仍一枝独秀，成为中国唯一被允许对外贸易的“一口通商”港口。

　　位于珠江岸边的石基村，古名黄埔，自古在海外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南宋时已是“海舶所集之地”。明清以后，黄埔村逐步发展成为广州对外贸易的大港。乾隆年间，清廷撤消了江、浙、闽三海关，只保留粤海关，指定广州为唯一对外贸易口岸，这一政策实行长达八十多年，其间黄埔古港迅速发展，外国商船必须在这里报关，而后由中国的领航员带商船入港，办理卸转货物缴税等手续，然后货物才能进入十三行交易。八十多年里，停泊在黄埔古港的外国商船共计五千多艘，而黄埔村也成为热闹繁华的古城。后因河道堵塞变窄，港口遂迁至位于珠江江心的长洲岛，仍沿用“黄埔港”之名。

　　在黄埔古港兴盛时期，正是17世纪到19世纪广州海外贸易最为鼎盛的时期。除了停泊过著名的瑞典“哥德堡号”，黄埔古港还停泊过美国的“中国皇后号”、俄罗斯的“希望号”和“涅瓦号”、澳大利亚的“哈斯丁号”等外国商船。在古代，广州就已奠定了国际大都市的地位。

　　象征着海洋文明的珠江文明，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它弥补了华夏文明中“五行缺水”的遗憾。也就是说，华夏文明不只是黄土文明，也包含海洋文明，它的重要特征就是两千多年来绵延不绝的、以广州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只是因了珠江文明发源于南方，为以中原文明为正统的历朝历代所不屑；又由于中原文明重农抑商，而珠江文明与商贸有着扯不清的关系，于是在古人眼中被轻描淡写地概括为“岭南文化”，被淹没在“岭南”诸多文化当中。

　　珠江文明，有必要从岭南文化中择出来，甚至涵盖岭南文化，作为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并列的中华第三大文明，给予它应有的地位。古人囿于农耕文明的历史局限，认识不到代表海洋文明的珠江文明同属华夏文明源头。今人应对此给予足够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