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巴德论交易费用

程烨摘译自《税收中立性之神话》

交易成本

　　有人反对的理由是，鉴别并阻止搭便车行为、挪用捐款、组织抗议抵制、或订立合约条款的“交易成本”“过高”，因此，如果想要这些服务，那么政府介入干预，强制搭便车者付费的行为就是正当的。

　　用交易成本来为税收正名的观点，有几个严重的谬误。首先，它忽略了政府干涉过程本身的交易成本。其含义是，政府是不花钱的万能先生，天使一般的修补着磨损，并忙碌地纠正“市场失灵”。如果连私人都无法确定搭便车者，那么政府何来能力鉴别并针对搭便车者征税呢？不可避免的要一视同仁，对其他不搭便车者也征税，这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外部成本？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因为市场通过个人的行动来表现出的偏好，是政府无法获取的。根本上，政府即没有办法识别搭便车或“搭便车的负效用”，也无法发现每个关系人因此受益多少，而应向每个人征多少税。至于按政治利益提供商品与物品，以及政治过程本身，所不可避免带来的严重低效率，则人所皆知，不予赘述。无论如何，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把事情交给政府来做的交易成本会比私人经营的低，而相反的结论则处处成立。

　　其次，对政府能减少交易成本观念的致命一击是，交易成本是根本不可能进行比较的，不仅是私人行动与政府行动的对比，而且在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比较。对于成本，与效用一样，都是完全主观的概念，因此不可能进行人际比较与测量。根本就不存在社会交易成本或社会成本这样的概念。[50]任何政府行为都将对无政府主义者造成巨大的心理成本；同样的，任何的个人行为也都会对专制独裁者带来同样的效应。我们又将如何作比较呢？对于一个既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概念，将其的减少作为人的目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第三，即使交易成本能够衡量和比较，我们必须问：为什么交易成本会如此可怕？他们凭什么认为交易成本是终极邪恶？以至于为了尽量减少它，必须超越对选择，自由，正义等其他一切价值考量？[51]毕竟，如果减少这些恐惧的成本真的是全部和最终的意义，我们都能够遵守承诺，臣服在独裁者的脚下，一像勃列日涅夫或伊迪·阿明那样的。一切听从他的指派。然后，每个人能被保证知晓其他人的相关价值尺度。这样，或许其他问题会很多，但至少，交易成本将被减少到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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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0〕即使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布坎南教授也承认，因为主观性，使得成本不能比较. James M. Buchanan, Cost and Choice: An Inquiry in Economic Theory (Chicago: Markham, 1969).

〔注51〕如果交易成本是绝对的，并且凌驾于一切其他考量之上，那么交易成本理论家们就与被他们鄙视的伦理学家们站在了一起。－把自己的价值绝对化，而不与其他价值作取舍。既然交易成本经济学家们嘲笑伦理学家不懂成本效益分析，为什么他们自己却可以忽视伦理价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