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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胡宗宪、谭纶等人对沿海海防的整顿，戚继光、俞大猷等将领编练舟师、制造火器，明军实力得到大幅增强。到了隆庆年间，沿海的倭寇基本被剿灭，残余的倭寇与海盗投奔了当时最大的海盗集团头目—吴平。
海盗倭寇，蛇鼠一窝
海盗吴平，福建诏安县四都人，嘉靖年间与倭寇相互勾结横行于福建、广东沿海地方，汪直、徐海覆灭后，其势力最大，号令群盗。《诏安县志》载：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吴平为人短小精悍，自幼聪明好兵，长大后曾为人家奴，后出海为寇，并劫掠、报复曾经欺负自己的主母。出海为盗后，吴平不甘居于人下。与之同时的海盗头目许朝光、林道乾、曾一本等人，皆骁勇善战，胆力过人，但谋略却不如吴平，于是共推吴平为首领。
吴平出海为盗时，手下不过数十人，只能先跟随倭寇，劫掠广、潮等地，后入侵闽地的倭寇被明军击败，吴平于是勾结党羽自立，并统领倭寇的残党，“自潮城渡江劫掠而上，设三城海上，纵横南澳、浯屿间”。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六月，吴平率船队攻诏安县，陷悬钟所城，俘捉百户罗伦等人，杀千户周华。四十三年（1564年）吴平带领残存的倭寇劫掠惠州海丰县，转攻潮阳县（今朝阳市），攻陷神山、古埕诸村。又流窜劫掠惠来、扎蔴、竹埔、双溪，与降贼黄真合谋夜袭县城，被巡检朱景击败，吴平逃走。当时吴平所过之处，皆焚掠一空。
十一月，广东总兵俞大猷在潮州招抚吴平，让他“剿倭赎罪”，但吴平借招抚之机，占据福建诏安县梅岭堡。
梅岭辖属吴平家乡四都，地处诏安海湾西北，为漳州海船出洋“通番”海口，随着走私贸易的发展，梅岭逐渐成为一个走私港口。而且梅岭的地势险要，“岭径数十里，四面环水，有二口通大海，仅容两舟。内有三土城相连”，可谓“进可攻，退可守”。吴平在此地创立武场，日习兵事，造舰船数百艘，泊在港中。聚众万余，名为归顺，实则招纳亡命之徒为己效力。梅岭逐渐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海盗基地，以至于当时漳、潮的“乱民”“土贼”纷纷归附吴平，并屯居梅岭。又有土贼江潮、林田等率千余人至诏安土桥，欲归附吴平。 明廷剿匪
明廷见吴平在海上势力日盛，急令江、广、闽三镇抚与俞大猷会剿吴平。
福建巡抚汪道昆檄令总兵戚继光统领官兵攻剿吴平。戚继光进驻漳平，派人到梅岭传话，要吴平追捕逃入诏安深山的残倭，并缚送土贼林田。吴平按照戚继光的要求，捕缚了林田，并将逃入山林的残倭抓获，解送倭寇 20 人赴俞大猷军营，解送倭寇79人赴戚继光军营。戚继光见吴平虽然协助追剿残倭，但其不肯“束身投诚”，便与俞大猷相约出兵，联合进攻梅岭。吴平得知消息后，率众转移到了南澳。据《明经世文编》载：“近年海贼吴平曾据以叛，造居室，起敌楼，于娘娘宫澳之前，泊艨艟巨舰于澳前深处，我师攻之不克。”吴平占据南澳时，共有舰船 400 艘，贼徒万余人，“结巢于海盗深澳，半在寨，半在船”，随时可以迎战官兵或出逃。
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初，吴平率众南攻广东梅州；六月，出动舰船百余艘、部众万余，攻诏安县。戚继光命都司傅应嘉及把总朱机、协总王豪统领舟师分泊悬钟澳等处。正当官兵要出之时，吴平率海贼舰队赶来，围官军数重，傅应嘉退回铜山，吴平率众冲入悬钟澳，虏获官军战船 13 艘。经此一战，吴平势力大增。
八月，戚继光进入诏安地区，准备攻打南澳，下令征调近海民船，以充当运兵船。并亲自统领官兵渡海抵达南澳岛，命令官兵载石填塞港口，并调战船环烈屿、宰猪、大沙等澳，对南澳岛进行封锁、围困，切断吴平的海上退路，准备独立进攻。戚继光选择离吴平老营约 30 里，海滩平坦，容易登陆的龙眼沙作为登陆地点，兵分三路，同时登陆，每路又分正兵和奇兵，另设“老营”以督后阵。
九月二十二日，戚继光派兵在龙眼沙登陆成功。立即树栅立营，建立滩头据点。吴平趁明军登岸立足未稳，派兵 2000 人设伏，以小股部队诱战。但戚继光深知海盗善于伏击，击退小股敌人后并未追击。二十五日，吴平主动进攻龙眼沙。戚继光一面率军迎战，一面在阵前发放“胁从、弃刃不死之檄”的劝降檄文，吴平的党羽纷纷弃械投降，部队陷入混乱，戚继光军趁势猛攻。此时，俞大猷从广东统领舟师兵船 300 艘赶至南澳岛，两军会师，声威大振。之所以俞大猷比戚继光晚了 1个月左右，这是因为闽居东北，广居西南，而吴平作乱的地方潮州在闽广的交界处，在风帆时代，风向的顺逆决定了其航行速度，如果在“闽省发舟，东北风便，不数日可抵于潮”，而“广省舟师，自西南来，逆风而行，须月余乃可到”。吴平见俞大猷到来后明军的攻势凶猛，遂退隐深林，伺机逃跑。十月初四，戚继光、俞大猷两军水陆夹击南澳岛，由俞大猷率水兵攻占各澳口。戚继光率领官军从宰猪澳驶向云澳，分三路发动攻击，直捣吴平据守的木栅，吴平大败，大多数贼徒未及逃走便被明军斩杀，也有许多贼徒走投无路跳海自杀。剩余的人仓促夺船入海，又遭俞大猷水师打击，仅有残寇 800 名驾舟 40 艘出海而逃。据统计，此战明军共俘斩贼寇15000 人，漳州人因此有言：“俞龙戚虎，杀贼如土。 ”可见战斗之惨烈。之后，俞大猷、傅应嘉、汤克宽等人又率兵船追击，直至广东雷州、广西廉州一带。嘉靖四十五年（1566 年）四月，吴平率残部转至安南万桥山，在此遭到明军夹击，终被歼灭。 剿匪灭倭大决战
吴平败逃后，曾一本收集吴平余众，再据南澳，四出劫掠，官军屡战不敌。隆庆元年（1567 年），曾一本聚众数万，出入闽广，大肆劫掠沿海各地，并引倭入寇，范围扩及琼崖、高雷、碣石、大埕等地。此时，曾一本势力庞大，其舰队拥有船只200 余艘，贼众万余人，沿海的官兵无法抵挡。
隆庆元年（1567 年）十一月，对日益猖狂的曾一本，朝廷下令，命福建、广东、广西三省对其进行围剿。这次会剿，明军投入的兵力非常多，为郑和下西洋后最大一次，三省水师战船总共 400 余艘。其中福建水师由总兵李锡率领，统有新造封舟（“册封琉球过洋极大巨舰”）24 艘、大福船 80 艘、龙艚快船 50 艘，共战船 154 艘。俞大猷所统率广西水师有大福船 40 艘、冬仔船 40 艘、哨船 20 艘，共战船 100 艘。广东总兵郭成、参将王诏率领的广东水师，共大乌船 70 艘，加上中小型船 100 艘，共战船 170 艘。
三支水师中，福建水师战力最强，拥有面阔 4 丈（排水量可能在千吨以上）的封舟 24 艘、大福船 80 艘（排水量在四五百吨上下）、龙艚快船 50 艘，其中封舟的体型最大，桅杆高达 18 丈（56 米），船长可能在 18 丈左右，船宽达到了 4 丈（12.5 米），排水量可能在千吨以上。船上的军械十分完备。虽然并无资料直接记载李锡舰队中封舟所配备的军械种类和数量，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万历年间萧崇业的《使琉球录》一书一窥封舟的武备军械：“过海防船器械，旧规佛朗机铳二十门、鸟铳一百门、碗口铳十门、袖铳六十门、藤牌二百面、长枪六十支、镖枪一千支、铁甲一百副、盔一百顶、腰刀三百把。”
萧崇业初使琉球的时间是万历七年（1579 年），最近制造的封舟就是隆庆时李锡在福建所造的封舟。萧崇业所提及的关于过海防船器械的“旧规”，很有可能指的就是李锡当年征曾一本时的规定。从“旧规”中我们可以看出，封舟的武备要高于当时明军的其他战船，火力也比福船、海沧等战船强上许多，配备的佛朗机铳就达 20 门，而当时的福船上只配有数门佛郎机；鸟铳也达 100 门，而即使非常重视战船火力的戚继光，在其水师中的大福船上也只配备了 60 门鸟铳。除火器外，配备的冷兵器有藤牌 200 面、长枪 60 支、镖枪 1000 支、铁甲 100 副、盔 100 顶、腰刀 300 把，再加上每艘战船上载有 220 名士兵，其接弦战也丝毫不弱于其他战船（这是因为在当时接弦战中，双方战力的强弱很大程度取决于船只大小、武器装备与人员数量，封舟的体型要比福船大，武器与人员也比福船多，在当时的福船上一般只配备数十名或百余名士兵，而封舟却配备了 220 名，所以在接弦战中，封舟在当时明军水师中战力也是一等一的）。
在李锡的舰队中，战力在封舟之下的，依次为福船及龙艚快船。其中舰队中福船的武备并没有资料记载，如果按照当时福船的一般配置而言，应有 6~8 门的佛郎机铳和数十门鸟铳，再加上长枪、镖枪等冷兵器。龙艚快船所指的其实是快船、八桨船之类的小型桨帆船，一般用于载放发熕铳，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些船只体型较为低矮，不用调整太大的角度就可以击中敌人大型船只的水线部分。当时的福建巡抚徐泽民还记载了八桨船的炮床：“以八桨载放发熕，铺泥于底，实糠泥上，以长木冒船舱为筏，施于糠上，前后即置栏格，护以牢索，筏上置坚木熕床，要之床与筏固，筏与船固。”
在战斗时，明军一般将舰队中最大的船只—封舟置于舰队的最前方作为先锋，冲犁贼船，为此在制造封舟时，还特地为封舟包裹铁甲以增强封舟的坚固程度。而福船、龙艚快船等较小型的船只则为舰队两翼，负责包抄、追击敌人。
战力在李锡舰队之下的，则为俞大猷率领的广西水师。该部队虽然是隶属于广西省的水师，但兵船均是在福建建造的，士兵也是在福建招募的闽兵。与李锡的舰队不同，俞大猷的舰队由福船与冬仔船组成，其中福船面阔 3 丈的 15 艘、面阔 2丈8尺的25艘，冬仔船面阔2丈2尺的15艘、2丈的15艘、1丈8尺的20艘（冬仔船总共预计建造 50 艘，后减去 10 艘，实际建造 40 艘）。
关于俞大猷舰队中的福船与冬仔船的武备。俞大猷的福船配备火器较少，只配有佛郎机 8 门、鸟铳 20 门以及少许的神机箭和喷筒，虽然其战略思想以“以大船胜小船，以多铳胜寡铳”著称，但其福船上装备的火器远不如戚继光（戚继光福船比俞大猷多装备了 2 门重千余斤的神飞炮与 6 门百子铳），而其战船上所配备的冷兵器却要比戚继光所部福船上要多。这是因为当时明政府的重金砸在了李锡所率的福建水师上，相对于福建，拨给时任广西总兵俞大猷的造船经费就显得捉襟见肘了，俞大猷不得已只能采取妥协的办法，削减火器的数量，增加冷兵器的数量（施放火器需要大量的火药和铅弹，所需经费要比传统的弓箭、镖枪高上许多）。
三支水师当中最弱的，当属广东总兵郭成、参将王诏率领的广东水师，虽然其船大、量多，但是船上的军械武备不足，且士兵多是民兵，缺乏训练，战力低下。俞大猷在其《洗海近事》中也记载了这种情况：“王诏议造大乌船七十支，今又加中小船，凑共一百七十支，其势亦不为不厚。但彼船虽大且多，彼军器甚少，兵甚弱。”
隆庆三年（1569 年）三月，李锡与俞大猷准备在浯屿合营，但因逆风不便，只能停靠在铜山港等待东南季风的到来。六月四日，曾一本见明军屯在港口，率大船 50 艘、小船 50 艘，直冲港内的明军战船。但此时明军的封舟停泊在港口，封舟的体型庞大，排水量达到千余吨，并且船外包裹铁甲，而这时曾一本最大的船只为乌船，虽然对上福船不一定有事，但如果对上这种巨舰便无可奈何了。曾一本用乌船等袭击港口，也正应了福建巡抚徐泽民以巨舰（封舟）制乌船的策略，即：“乌船高大坚固，边施横梁，旋逼福船，动为所碎击。此之法量度彼制更为高大坚固巨舰以制之前后左右，施枝柱撞梁，边列拍竿，船高大则能俯瞷而骑犁，船坚固则遇挨磕而不坏，旁有枝柱撞梁，则旋转可碎彼舟，而贼舟不得近。边施拍竿，则一经敌舟，转机放发，足以粉敌舟而糜敌骨。贼之乌船，不足虑也。”
巨舰（封舟）“器械俱备”，火器众多，福建水师光火药就有 9 万余斤（约合 50 余吨），各种火器居高临下地发射，曾一本损失惨重。这时，在内港的俞大猷率舰队摇橹逆流而上，支援李锡的舰队，本来就不占上风的曾一本，面对李锡与俞大猷的合力围捕，大败而逃，部众死伤千余人，头目死伤过半，只能趁着潮水退却的时候脱身。
六月十二日，李锡与俞大猷的联军追至柘林，明军的船队直冲入港，曾一本大败，其贼徒死伤溺水者不计其数。李、俞两军四散追敌，总共斩首贼徒约 600 人。曾一本原本百余艘战船的舰队，被明军击沉、焚沉，只存大中型船只 10 艘、小船20 艘，驶出外洋，天晚后逃入莲澳。
六月十八日，明军开始进攻莲澳，但因无风，明军只好摇橹攻打敌船，血战一整天，但在与贼的接舷战中，并没有夺获贼船。不得已，明军只好用火器击沉、焚沉敌船（当时的军功是按所获敌人首级的多少来确定的，因此明军在海战中偏好通过接舷战来夺获敌人船只，如果用火器将敌船击沉或焚毁，那么敌人的尸体也会随船只烧毁或沉入海底，这样的话就无法获得相应的军功和赏银了）。经过这三场战斗后，曾一本的贼徒已经死去四分之三，头目无一存。
六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广东总兵郭宝山、参将王诏率水师赶来。六月二十六日与贼交战，郭宝山、王诏率广东水师分为三哨，向曾一本的舰队进攻。曾一本驾大舟力战，被明军以大炮将其舟击沉。最后明军生擒曾一本及其妻郑氏并族党，斩首五百余级。
曾一本在与明军的交战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以乌船等船主动进攻停泊在港口的明军舰队。这样的做法抛弃了乌船的机动优势，反而让明军笨重的封舟可在港口“守株待兔”，使得明军封舟体型大、火力强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俞大猷曾评价此战：“巨舰据港，贼船冲入就之，诸色长技得施，贼乃大败。若先出港与贼战，巨舰无风难行，其事未可知也。”
曾一本伏诛后，沿海的大型倭乱彻底平息，但海盗与倭寇并未尽绝。隆庆开海后，随着海外贸易的兴起，下洋船只不断增多，海贼已经不再频繁上岸进攻城池或村庄，转而将目标锁定为海上的贸易商船。
另外，虽然大倭乱平息，但一场与倭寇有关的大战却在二十多年后爆发在明朝的藩属国朝鲜的国土上，明军作为主力军队参加了这场抵抗侵略的战争，一场明军水师大显神威且足以影响巨大的大海战—露梁海战即将爆发。 本文摘自 《大明水师三百年》 七下西洋、靖海御倭、援朝抗日、大败西方殖民者、一举复台……明代水师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十分特殊且重要的存在，甚至可称之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奇迹，它三百年的“不败战绩”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神”一般存在的大明水师之所以能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自然离不开明王朝强大的军事与经济实力，以及像朱纨、戚继光、俞大猷、郑成功等人的锐意建设。本书即把“大明水师”请下神坛，从各方面剖析其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与其最终覆亡的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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