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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冰心（1900年10月5日－1999年2月28日），女，原名谢婉莹 上世纪四十年代，包括张爱玲、苏青、关露在内的一群女作家围炉而坐，煮酒论英雄。在谈及对自己影响颇深的作家时，在座许多人都提到了冰心，对冰心更是不吝赞美之辞，而苏青却说：“我从前看冰心的诗和文章，觉得很美丽，后来看到她的照片，原来非常难看，又想到她在作品中时常卖弄她的女性美，就没有兴趣再读她的文章了。”在那次聚谈中，身为苏青好友的张爱玲也表示：“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后来她在《我写苏青》里也写道：“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进行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可能很多人认为苏青与张爱玲目光太灰暗，但我们从张爱玲与冰心的文风里就隐约能窥探张爱玲此举的原因了。站在一个读者的角度，我读冰心的文章像是在欣赏一位戴着面纱的古典美女扬袖起舞，清颜白衫，玉袖生风，一切趋于完美，但就是这种完美产生了距离感，鲜少触动平凡人的心，而张爱玲更热衷于展现生活中的“不完美”，我们几乎能从她的作品片段中拾取到自己曾经的记忆碎片。 同是描写人生，冰心说：“爱在左，情在右，走在生命的两旁，随处播种，随处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鲜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却不是悲凉”，而张爱玲说：“生活是一袭华丽的袍，里面长满了虱子。” 所以，当“面纱”揭下，冰心的容颜并不能与她的文风相匹配，使爽直的苏青发出那样的言论。冰心在民国才女星河中确实不是最耀眼的那颗，她的一生像她的文字一样岁月静好，没有陡生波澜，就那样平平叙述…… 她的爱情故事也像被设定的美好情节一般，如约上演。1997上映的《泰坦尼克号》距今已20年，但相信许多观众犹然记得：在蓝天碧海之间，在一艘开往美国的游轮上，两个偶然相遇的年轻人上演的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冰心和吴文藻，大抵也是这样。 上世纪，在文坛已经声名鹊起的冰心毅然踏上前往美国留学的游轮，刚安顿好行李，她突然记起贝满中学同学吴楼梅寄给她的一封信，信中大意是让冰心照顾吴楼梅的弟弟吴卓，冰心当即请同学许地山帮忙寻人，结果许地山带来的不叫吴卓，而叫吴文藻。当时几位燕大的同学在玩丢沙袋的游戏，便邀请他俩加入，就这样，两条永不可能交汇的平行线汇成了美丽的交集。 他们倚着栏杆看海闲谈，二人互相交换美国之行的目的，吴文藻表示想攻读社会学，冰心自然想学文学，想选修一些十九世纪诗人的功课。吴文藻便问她：“十九世纪著名的诗人有拜伦和雪莱，你读过他们的书吗”，冰心如实回答没有看过。吴文藻也毫不遮掩地说：“如果你不趁这段时间多读点书，那么你这一趟美国之行算是白来了”。 要知道，此时的冰心虽然只有二十三岁，但已经在中国文坛上红极一时，诗集《繁星》和小说集《超人》在国内风靡一时，被誉为最富生命力的作家，新结识的朋友都会说：“久仰久仰”。但吴文藻的回答令听惯了赞誉声的冰心感受到了真诚，同时暗暗对博学多识的吴文藻感到钦佩。 1923年9月1日，游轮上的中国留学生互留通讯地址后便各奔东西，冰心前往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进修，吴文藻则在达特莫斯学院继续深造。冰心到校后便收到了许多同船留学生的信函，其中不乏恭维、表示好感的信件，就只有吴文藻写了一张简单的明信片。冰心决定用明信片回复写信给她的人，唯独回信给吴文藻。 （图）冰心与吴文藻 到威尔斯利女子大学不到9个星期，冰心因为昔日的支气管扩张复发，不得不进入疗养院蛰居半年，生病的烦闷加上休息半年的煎熬，虽有同学的嘘寒问暖，但还是心上人造访后的缱绻耳语令她感到真正的欣喜。此后，两人的关系就随着一封封漂洋过海的情书升温加热。 冰心毕业后应燕大校长之请回校任教，而吴文藻则决定继续在美攻读博士学位，同时请冰心将一封言辞恳切、字字斟酌的求婚书交给谢家父母。开头的一段是这么写的： 求婚乃求爱的终极。爱的本质是不可思议的，超于理性之外的。先贤说得好：“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们也可以说，爱是一种“常道”或是一种“常名”。换言之，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常道”，故不可道；爱又是超于理性之外的“常名”，故不可名。我现在要道不可道的常道，名不可名的常名，这其间的困难，不言自明……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是冰心的经典语录，也是一生信仰。她与吴文藻一起看过了五十多个冬夏的旖旎，五十多个春秋的氤氲也从他们的指尖流走，那一沓厚厚的信件，仍然是步履蹒跚、白发苍颜的老人的年少欢喜。 *作者：洪丹淳，鱼羊秘史签约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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