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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秦直道是秦始皇在扫灭六国后为防御匈奴势力的南侵而兴修的一项规模宏大的军事交通工程。本文探讨了秦直道修筑的起讫时间与工程分期及秦直道的经由路线 ,并分析论述了修筑秦直道对于巩固秦帝国及以后王朝的北边国防、促进华夏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诸方面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 秦直道 ;修筑时间; 工程分期;经由路线 ;历史意义  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 ,为了维护安定统一的政治局面 ,加强中央政府对全国各地的控制和联系 ,十分重视全国的水陆交通建设 , 除了以秦国和山东六国故地的旧有道路为基础广治驰道以外 ,还陆续兴修了南起云阳 (今陕西省淳化县北 )北抵九原 (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 )的直道、联系西南夷地区的五尺道和沟通岭南地区的兴安运河 (灵渠 )等一系列水陆交通路线。目前 ,秦直道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 ,但在修筑的起讫时间与工程分期、经由路线及其历史意义等一些基本问题上尚存在诸多不同看法 ,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  1. 秦直道修筑的起讫时间与工程分期 直道与驰道虽然都是秦王朝全国陆路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二者之间却有很大的不同 ,驰道是秦始皇二十七年 (前 220年 )在秦故地与六国境内的旧道基础上兴修的道路网 ,而直道则是三十五年 (前 212年 )为防御匈奴新建的专用军事交通线。但目前学术界多将直道与驰道混为一谈 ,简单地认为直道是秦驰道网中的一条道路 ,甚至于有人以秦直道为秦将蒙恬所修则必经蒙恬驻地上郡 (治肤施 )为由 ,断定秦直道是由秦代经过上郡的驰道改建而来 [1 ]。其实 ,正如蒙恬曾经在上郡监修秦万里长城而长城并不经过上郡一样 ,秦直道不仅不经过上郡 ,更不是由秦代经过上郡的驰道改建而来 ,完全是秦始皇在完成了兴治驰道工作后而另外选线新建的一条道路。 关于秦直道的始筑时间 ,《史记 秦始皇本纪》和《史记 六国年表》皆有明文记载 ,谓在秦始皇三十五年 (前 212年 ) ,当了无疑问。不过秦直道究竟完工于何时?修筑秦直道总共用了多少年?史籍语焉不详 ,需要依据相关记载进行细致分析。学界一般根据秦始皇三十七年 (前 210年 )七、八月间胡亥等人曾经由直道南返咸阳事断定秦直道即竣工于这一年 ,也就是认为秦代修筑直道只用了两年半时间 [ 2]。实则这样的结论并非合乎历史事实。《史记 蒙恬列传》云: “始皇欲游天下 ,道九原 ,直抵甘泉 ,乃使蒙恬通道 ,自九原抵甘泉 ,堑山湮谷 ,千八百里。道未就。”司马迁既然明确说“道未就” ,则可见当秦始皇崩逝沙丘、蒙恬含冤而死之际 ,直道并没有峻工。这样的推论还可以找到其它的证据。据《史记李斯列传》 ,秦二世矫诏僭立后 ,“法令诛罚日益刻深 ,群臣人人自危 ,欲畔者众。又作阿房之宫 ,治直道、驰道 ,赋敛愈重 ,戍繇无已。”这说明发端于秦始皇的直道工程 ,实与阿房宫工程一样 ,一直持续到二世时期。清人顾炎武《日知录 史记注》条谓: “始皇崩于沙丘 ,乃又从井陉抵九原 ,然后从直道以至咸阳 ,回绕三、四千里而归者 ,盖始皇先使蒙恬通道 ,自九原抵甘泉 ,堑山堙谷 ,千八百里。若径归咸阳 ,不果行游 ,恐人疑揣 ,故载车 车京而北行 , 但欲以欺天下 ,虽君父之尸臭腐车中而不顾 , 亦残忍无人心之极矣。”顾氏之语虽然尖刻 , 但却道出了当时的实情。看来秦始皇三十七 (前 210年 )出巡天下时 ,原本可能也有从新开辟的河南地南返咸阳并检察直道工程进展情况的打算 ,但东游途中暴崩沙丘则为其始料所未及。二世为避天下疑揣 ,选择尚未峻工的直道南归 ,确为当时具体情势所迫。大约是亲历直道过程中 ,颇受其中颠簸之苦 ,秦二世日后才有了续修直道的举措。 结合秦始皇三十七年 (前 210年 )夏直道已经可以粗通车马的情况来看 ,秦直道工程乃是肇于始皇而成于二世 ,从秦始皇三十五年 (前 212年 )至秦二世三年 (前 207年 ) ,总共历时约五年之久 ,其中前二年多为第一期工程 ,虽粗可使用 ,但仍然“道未就”;后二年多则为第二期工程 ,修缮之后 ,直道才完全峻工。秦始皇二十七年 ( 220年 )兴修驰道 ,次年即可“东行郡县” [ 3]。驰道网如此迅速就得以形成 ,主要是借助了秦故地与六国境内的旧道基础。直道则明显不同 ,因为完全是新开的道路 ,加之修筑于子午岭峰巅之上 ,“堑山堙谷” ,工程相当繁杂艰巨 ,故而修筑工作历时稍长于驰道。 秦直道既然分为两期工程 ,则其主持修筑工作者当也有相应的变化。直道始筑之时 , 将军蒙恬戍守上郡 ,太子扶苏为监军 ,说明此项工程二人皆得参与 ,不过最为用力者仍当是蒙恬本人 ,所以司马迁在为蒙恬作传时称秦始皇“乃使蒙恬通道”,司马迁自己“行观蒙恬所为筑长城亭障 ,堑山堙谷 ,通直道 ,固轻百姓力矣”云云 [4 ]。秦始皇死后 ,二世遣“使者以蒙恬属吏 ,更置” [ 5]。代蒙恬将兵上郡的人选史有明文 ,说是“以兵属裨将王离” [ 6]。当此之时 ,扶苏已死 ,“胡亥以李斯舍人为护军” [7 ]。王离为秦名将王翦之孙、王贲之子 , 既是蒙恬的裨将 ,则本已参与过直道的修筑。所谓“李斯舍人” ,史失其名 ,不知为何许人 , 然而据有关学者研究 ,李斯为“修筑驰道之主要主持人” [8 ]。那么李斯的舍人应当参与过驰道的兴筑 ,估计也懂得修路之事。如此 ,则秦直道第二期工程的负责人则非王离与李斯舍人莫属。 2. 秦直道的经由路线 司马迁虽然明确记载了秦直道的起迄地点和里程 ,但遍检《史记》全书 ,却未见云阳与九原之间任何其它的具体经由地点 ,这为后人留下了一桩千古遗案。所幸后来的地理志还保留了一些相关记载。据唐代初年成书的《括地志》记载 ,庆州华池县 (今甘肃省华池县东华池镇 )西 45里子午山上有秦时的故道。唐中后期的李吉甫所撰的《元和郡县图志》中也说: “秦故道 ,在县东八十里子午山 ,始皇三十年 (引者按: 当作三十五年 ) ,向九原抵云阳 , 即此道也。” 1980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制的百分之一 O N C ( Operational Navigation Chart)片上 ,显示出陕甘两省交界的子午岭山脊上确有古道路存在 ,这应是《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图志》所说的“秦故道” ,亦即秦直道。经过近二十多年来历史地理学者和考古工作者进入甘泉山。甘泉山为子午岭南端的一个分支。也就是说 ,直道离开林光宫后就进到子午岭中 ,循岭北行。经今陕西省旬邑县东的石门关 ,北行至凤子梁 ,再经今甘肃省正宁县刘家庙子林场、黑马湾、野狐崾岘、南站梁 ,而至今陕西省旬邑县雕岭关。从雕岭关开始 ,直道循子午岭主脊 ,大致呈西北走向 ,过陕西省黄陵县艾蒿店、甘肃省襄乐县五里墩 ,到达兴隆关 ,再经甘肃省合水县的黄草崾岘到青龙山 ,沿合水、华池两县分水岭向西北沿伸 ,到华池县的麻芝崾岘 ,然后纵穿华池县境 ,经大红庄、墩梁、老爷岭、新庄畔、羊沟畔、黄蒿池畔、深崾岘、高崾岘、墩儿山 , 过打扮梁的雷崾岘、五里湾、张新庄、田掌 ,进入陕甘两省交界的丁崾岘、墩梁 ,直达营崾岘。营崾岘是秦直道与明长城的重合之处 ,也是一处交叉的十字路口。直道沿明长城内侧向西北沿伸 ,经营盘梁、南湾、箱子湾到白石全出长城 ,入陕西省定边县的马崾岘 ,重合之处长达 20公里。从定边县南境起 ,直道折向东北 ,经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红庆河 ,再转向北行 ,过东胜市西的二顷半、海子湾、城梁 , 直抵黄河南岸的昭君坟 ,在此渡过黄河 ,就是今包头市西的秦九原郡治所在地 [9 ]。 以上证据充分表明 ,秦直道确实与秦上郡驰道无关。秦直道作为一条新修的特殊道路 ,是由九原直通云阳 ,并未绕道经过上郡 , 全长“千八百里” ,约合今 700余公里 ,其道路北口与南口大体南北相对 ,所以才有“直道” 的名称。 秦直道的南段因为选择了子午岭的主脊 ,所以道路的走向稍偏向西北。这样的选线是极有科学性的。从地形上来说 ,陕北和陇东属于黄土梁峁沟壑区 ,子午岭主脊海拔稍高 , 但地势起伏变化较小 ,地形亦相对平坦 ,宜于修筑道路。如果下子午岭取道陕北的上郡 ,则要经过许多纵横交错的大小沟壑 ,必然会增加修筑道路的难度 ,同时也给南北交通带来困难 ,无法达到迅速调兵北上的目的 ,相应地就违背了将直道修筑为一条国防大道的初衷。据实地勘测 ,子午岭主脊上的秦直道宽度在 5米左右 ,二、三辆大车可并行其间。从定边到东胜的直道北段 ,地势较为平衍 ,路面宽度则在 22米左右 ,更非一般道路所可及。史载秦修驰道时“厚筑其外 ,隐以金椎” [10] ,对于道路质量是十分讲究的。从考古遗迹来看 ,蒙恬修筑秦直道时当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 ,并且还需“堑山堙谷” ,工程之艰巨、复杂 ,由此可见一斑。这充分说明 ,秦直道选线的科学合理、工程的艰巨、规模的宏伟、筑路技术的高超 ,都是同时期世界其它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 ,在中外交通史上占有非同寻常的地位。 3. 秦直道的历史意义 秦直道是秦始皇为抵御匈奴势力南侵而兴筑的 ,所以与秦长城一样 ,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防工程。早在秦昭王时期 ,秦国的北部边界就已扩展至黄河南岸 ,与黄河之北赵国的云中郡隔河相望。为了巩固边防 ,秦昭王曾在秦国北陲修筑长城 ,由临洮 (今甘肃省岷县 )东北行经过上郡之北 ,又东北蜿蜒至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十二连城 [11]。在秦人之前 ,赵武灵王已开通了从云中南下上郡的道路 ,从云中西去赵九原郡也有道路可通。赵武灵王以后 ,赵国国势渐弱 ,赵将李牧的防线东退至云中 ,赵武灵王新开的九原郡也为匈奴所攻占。至秦始皇三十二年 (前 215年 ) , 因为国力强盛 ,为消除边患 ,遂使秦将蒙恬将兵 30万北击匈奴 ,尽取河南地 ,设为 44县 ,重置九原郡。次年 ,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阴山、北假 ,阴山以南皆为秦土。版图既已扩展 ,旧日的长城随即失去了本来的作用。这时匈奴的气焰还没有完全低落 ,于是秦又新筑长城 , 西段沿用秦昭王旧城 ,中段和东段则因用赵、燕长城的故迹加以增葺 ,首自临洮 ,循贺兰山、阴山山脉 ,东至辽东 ,东西绵延万余里 ,创造了世界奇迹。三十五年 (前 212年 )又使蒙恬修筑直道 ,不迂回上郡和云中 ,而由云阳北出直抵九原。新筑的直道与新修的长城呈丁字相交 ,加强了秦都咸阳所在的京畿关中与北方河套地区的联系 ,使得匈奴不敢轻易南下进犯。 秦朝灭亡以后 ,直道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西汉初年 ,匈奴贵族势力曾两度试图进犯关中 ,一次南入上郡 ,另一次大入萧关 ,经过彭阳 ,候骑到了雍县和甘泉 [ 12 ]。进入上郡的那次 ,只是缘边骚扰性质 ,至于大入萧关 , 直抵雍县和甘泉 ,就已是严重的进攻。既然匈奴奴隶主有意窥伺甘泉 ,为什么不从九原直接南下 ,却要远道绕行六盘山下?在子午岭的东西 ,分别是洛河河谷和马莲河河谷。游牧民族南向侵犯中原地区 ,一般都是取道河谷。而当时洛河河谷和马莲河河谷都没有受到骚扰 ,这又是什么原因?推究其实际情况 ,正是子午岭上增添了一条直道 ,使得匈奴贵族不能不有所顾虑。他们虽然暂时控制了河南地 , 也不敢长期盘踞。当时匈奴左贤王曾一度占据阴山和河套地区 ,但不久又复撤走 ,就是这个缘故。西汉时期不仅积极利用秦时所修的直道防御匈奴南犯 ,而且对于直道的维护也曾有所着力 ,据《汉书 地理志》记载 ,当时在北地郡新增了直路县和除道县 ,这两县正分别设在子午岭段直道的南北两端 ,显然是为了加强对直道的控制。 唐朝建都于长安 ,强大的突厥族雄峙于漠北 ,频繁南侵关中。唐太宗时期 ,突厥一次进犯 ,十万铁骑直达渭河岸边 ,兵锋威逼长安。后来唐王朝转守为攻 ,再夺河南地 ,设置东、中、西三个受降城控制阴山防线 ,直道联系北边诸军事要镇的作用仍显而易见。 一直到了明代 ,直道仍旧是一条通途 ,清朝初年才渐趋湮塞。据乾隆《正宁县志》: “此路一往康庄 ,修整之则可通车辙。明时以其道直抵银、夏 ,故商贾经行。今则塘汛废驰 ,通衢化为榛莽。”不过又据正宁刘家店子林区和旬邑石门关的当地老人回忆说 ,数十年前 ,刘家店子林区的古道一直通向定边 ,平时驴驮马载 ,络绎不绝;石门关至马莲河一段子午岭的主脊凤子梁 ,正是关中棉花向北运输的必经之路。每年运花季节 ,梁上路旁的灌木枝上 , 粘花带絮 ,一路皆白。解放战争前 ,石门关为陕甘宁边区后勤部所在地 ,设有大型储粮仓库 ,凤子梁更成为转运军需粮草的大路。这些事实说明 ,自唐代以后 ,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 ,西北地区的交通道路格局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直道仍在沟通陕、甘、宁诸省区的经济交流方面发挥着作用。历代断断续续地加以开发利用 ,这也正是秦直道遗迹得以保留至今的主要原因。 总之 ,公元前 212年至前 207年所修筑的秦直道，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次壮举。 这条道路的筑成 ,不仅对维护诞生伊始的秦帝国的宏伟大厦和统一安定的政治局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而且在此后相当长时间内 ,在促进国家稳定、中原内陆与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以及陕甘宁诸省区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方面均起着积极的作用。千百年来 ,朝代更替 ,沧海桑田 ,昔日高筑于子午岭峰巅的秦直道已由宽路通衢化作历史的陈迹而隐没在茫茫丛林之中 ,象一条满身伤痕、正在呻吟呼唤的巨龙 ,期待着人们的珍惜和保护 ,更期待着合理的开发和利用。目前全国经济战略重心转移 ,政府已发出了“西北大开发”的号召 ,并提出了“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黄土高原”的宏伟构想。如何把握机遇 ,重新整治秦直道 ,开发其独具特色的人文旅游资源和商贸交通功能 ,无疑对促进西北地区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2 ] 王 开 .陕西古代交通史 [M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 , 1989. [ 3] [汉 ]司马迁.史记 秦始皇本纪 [M ].北京: 中华书局 , 1982. [ 4] [5 ] [ 7] [汉 ]司马迁 .史记 蒙恬列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 1982. [ 6] [汉 ]司马迁.史记 李斯列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 1982. [ 8] 马非百.秦集史 国防志 [M ].北京: 中华书局 , 1982. [ 9 ] 史念海 .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 [ J]. 文物. 1975, ( 10) .李仲立、刘得桢 .甘肃庆阳地区秦直道调查记 [ J].考古与文物 . 1991. 5;史念海、吴宏岐 .略论秦直道.秦文化论丛 第五辑 [M ].西安: 西北大学出 版社 , 1997. [ 10 ] [汉 ]班 固 .汉书 贾山传 [ M ].北京: 中华书局 , 1982. [ 11 ] 史念海 .河山集 二集 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 [ M ].北京: 三联书店 , 1981. [ 12 ] [汉 ]班 固 .汉书 文帝纪 [ M ].北京: 中华书局 , 19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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