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前时期，人类就已知道从鲜果、蜂蜜、植物中摄取甜味食物。 后发展为从谷物中制取饴糖，中国秦战国时期就有“饴糖”之说。也就是一种以米（淀粉）和以麦芽经过糖化熬煮而成的糖，呈粘稠状，俗称麦芽糖。  中国西周的《诗经·大雅》中有“周原，堇荼如饴”的诗句，意思是周的土地十分肥美，连堇菜和苦苣也象饴糖一样甜。说明远在西周时就已有饴糖。 不过，人类进程中占比重最大的是从甘蔗中提炼出来的蔗糖。 甘蔗原产地可能是新几内亚或印度，后来传播到南洋群岛。 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印度时，部下一位将领曾说印度出产一种不须蜜蜂就能产生蜜糖的草。公元6世纪伊朗萨珊王朝国王库思老一世（不朽的灵魂）（Khosrau I Anushirvan）将甘蔗引入伊朗种植。8到10世纪甘蔗的种植遍及伊拉克、埃及、西西里、伊比利亚半岛等地。 传入中国南方。 屈原的《楚辞·招魂》中有这样的诗句：“胹鳖炮羔，有柘浆些”。这里的“柘”即是蔗，大约在周朝周宣王时“柘浆”是从甘蔗中取得的汁。 中国本土的制糖技术只是熬煮浓缩甘蔗汁——曝晒煎煮去掉蔗浆中的部分水分，制成浓度较高的“蔗饧”。 但是“蔗饧”因经过高超的脱水处理而呈干燥的饼块状，不但易携带和储存。 幸好从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外国使团和西域胡商，他们带来的“西极石蜜”。 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王玄策奉命从印度请来10位制糖专家，利用“竹甑法”制出了颜色较浅亮的精沙粒糖。这种印度沙粒糖的梵语名称是“sarkarā”，时人音译为“煞割令”。 公元647年,唐太宗有感于西域蔗糖干燥易储，食用方便，希望中国也能够生产出这样的糖，派人去印度学习熬糖法。欧阳修、宋祁撰的《新唐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贞观二十一年，始遣使自通天子，献波罗树，树类白杨。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诸蔗，柞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  元朝崛起后，中外文化交流达到新的高峰，一些阿拉伯制糖人来到中国，将他们的“树灰炼糖法”传授给了福州糖工，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白糖的质量。马可·波罗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福州人能大量炼制“非常白的糖”，数量多到惊人。 当亚洲人在品尝糖的甘甜时，欧洲人只能从蜂蜜中体验类似的感觉。直到11世纪，东征的十字军骑士才在叙利亚尝到糖的甜味。当时，只有在欧洲王室、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的餐桌上才能看到糖，享用高价进口的糖成了一种炫耀财富的方式。 随着新大陆的开辟，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开始在加勒比海地区种植甘蔗。种植园便如雨后春笋般的在加勒比海地区出现。糖成为从 新大陆运往欧洲的商船中与黄金白银一样受欢迎的货物，可是甘蔗的栽培费时且费力，它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由此应运出一种肮脏的贸易——黑奴贸易。 当欧洲国家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地大肆兴建甘蔗种植园时，他们首先想到从非洲运进大量奴隶来进行劳作。 这便是邪恶的三角贸易。  据统计，16世纪以后的300年间，从非洲贩卖到美洲从事包括种植甘蔗在内的大种植园劳动的奴隶高达1170万人，最终仅有980万人活着到达目的地。可以说，糖的甜蜜是与奴隶的血与泪掺在一起的。 1747年，德国化学家A.马格拉夫发现甜菜块根中含有蔗糖，但是由于美洲广大甘蔗种植园的存在但未受到重视。 但是由于英国的封锁，甜菜制糖业在欧洲的迅速崛起和发展，1786年，马格拉夫的学生F.K.阿哈尔德在柏林近郊试种甜菜成功，实现了从甜菜中提取蔗糖并开始进行甜菜的选择和育种工作。1799年阿哈尔德发表论文，宣告可以用甜菜制糖。  19世纪初，拿破仑对不列颠岛实行封锁，英国则从海上对欧洲大陆实行经济封锁，欧洲海上运输因之受阻，一些急需物资和食品如甘蔗糖等无法从海上运往欧洲大陆，这种情形客观上促使了欧洲甜菜制糖业的迅速发展。1802年，阿哈尔德在东欧西里西亚附近的库内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甜菜糖厂。同年，俄国也建成一座甜菜糖厂。1811年，法国又建成一座甜菜糖厂。此后，欧洲各国相继建厂，甜菜制糖业很快兴起。 不久,甜菜制糖技术便越过大西洋，传播到美洲，继而传播到亚洲，遍及世界各地。  本文大多数材料借鉴了季羡林老先生的《糖史》，他老人家早年留学德国学习梵文是发现表示“糖”这个字，英文是sugar，德文是Zucker，法文是sucre，俄文是caxap，其他语言也大同小异。这些字都是外来语，根源就是梵文的sarkara。 值得一提的是，在印度的制糖技术传入中国后，中国在原先基础上提高了制糖术，将紫砂糖净化为白糖，“色味愈西域远甚”。这样，白糖又输入印度。因此印度印地语中称白糖为cīnī意思为“中国的”。 “糖”这种全世界人天天食用的食品背后，背后着一段遍及五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文化交流史。这部历史非常复杂，非常曲折，又非常有意义。通过研究“糖”在全世界传播的过程，便可以揭示出人类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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