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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公元前后进入中国。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它的社会影响势力也与日俱增，因而在政治上、经济上与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国家、世俗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在思想上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道教的矛盾也经常激化。有时这矛盾交汇在一起，便会发生剧烈的对抗，出现由朝廷下令焚毁佛教，即所谓”灭佛“的事件。 中国古代历史上发生过四次灭佛事件，称“三武一宗灭佛”。“三武”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一宗”是后周世宗。然而从佛教史的总过程来看，这四次灭佛只是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过程中的短暂的插曲。 佛教在每次经受灭佛打击之后，通过内外调整，又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最终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和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1.太武灭佛：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公元424～452年在位)出身于鲜卑拓跋部，继北魏道武帝、北魏明元帝之后，进兵中原，统一了黄河流域。 北魏太武帝在施政过程中重用儒者，尊崇儒家学说，并且信奉佛教。后来他听信司徒崔浩的劝告，改信经寇谦之改造过的道教——天师道，奉寇谦之为“天师”，建立天师道场，亲自登坛受符书，表示上受天命，并改元“太平真”。 崔浩出身于大豪士族，博览儒家经史，信奉道教，经常在北魏太武帝面前谈论佛教“为世费害”。因此，从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开始，北魏太武帝下诏限制佛教，指责佛教“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禁止王公以至百姓私养沙门。 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北魏太武帝出兵经过长安，在一寺院中发现兵器、造酒器具、财物和窟藏妇女，于是北魏太武帝大怒，下诏大规模灭佛，诛杀沙门，焚烧寺院经像。后来虽由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缓宣诏书，使很多沙门僧侣闻讯远逃，一部分经像得到隐藏，但在北魏政权所辖境内还是发生了大量僧尼被杀，寺院佛经毁灭殆尽的情况。 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公元452年)，北魏太武帝逝世，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即位。 北魏文成帝与乃父不同，他认为佛教能“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所以又大力恢复佛教。此后在历代北魏皇帝的支持下，佛教得以在中国北方得到空前传播和发展。 2.周武灭佛： 西魏恭帝三年(北周孝闵帝元年，公元557年)，鲜卑族大将军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取代西魏称帝，国号周，建都长安，史称北周。 到北周武帝宇文邕(公元561～578年在位)，他在思想上崇尚儒家，重用儒者，按照《周礼》来改革官制，并经常召集群臣研究何探讨富国强兵之道。 据史籍《魏书·释老志》记载，当时，佛教在北周辖境内急速发展，北方僧尼达二百万人，佛寺多达三万余所。由于僧尼享受免税赋徭役的待遇，寺院占有大量的土地。 北周武帝要统一北方，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因此，他首先是削减僧尼和寺院，此后多次召集名儒、众僧、道士讨论三教优劣，规定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第三。 北周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命僧人、道十辩沧二教的优劣，不久便即下令禁断佛教与道教，展开了大规模的灭佛运动。这次灭佛与北魏太武帝的灭佛不同：一是佛、道二教皆被禁止；二是虽毁坏寺院，焚毁经像，但并不屠杀沙门，而是迫使他们还俗为民；三是设立“通道观”，提倡“会通三教”，但强调以儒家为正统。 北周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北周武帝率大军灭了北齐政权，又下令在原来北齐境内禁断佛、道二教。不过在此期间，有很多僧人隐匿于民间暗中奉佛，或逃到南方去了。 北周宣政二年(公元578年)，北周武帝逝世。北周宣帝、北周静帝相继即位，朝政实由外戚杨坚把持。杨坚崇信佛教，因此下令允许佛教传播。到杨坚模仿宇文觉废周后，建立了隋王朝，又开始大力恢复佛教，自此佛教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3.会昌法难： 唐朝时期，发生了被称为“会昌法难”的历史事件，即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公元408～452年)和北周武帝宇文邕(公元560～578年)的灭佛运动合称“三武之厄”。 唐武宗李炎，生于唐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农历6月11日，本名李瀍，临死前十几天改名李炎。在位时间从公元840～846年为期七年，终年三十三岁。 唐武宗在位期间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就是“灭佛”。由于唐武宗当政的年号为“会昌”，因此其进行的灭佛运动，在历史上称为“会昌法难”。 唐王朝建国，以道教为国教，但是佛道之争一直没有间断。唐武宗身在藩邸之时就喜好道术，即位后更是崇尚道术，他将道教太上玄元皇帝老子李耳的降诞日(农历2月25日)定为降圣节，全国休假一天；又在宫中设道场，在大明宫修筑望仙台，拜道士赵归真为师，对他们的长生不老之术和仙丹妙药十分迷信。 唐武宗灭佛，主要是因为道士赵归真等得到信任，他宣扬佛道不能并存。唐武宗也认为佛僧的存在影响了他修炼成仙，当时的道士们还散布舆论说：“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他们解释说：“黑衣者，僧人也。”就是说僧侣将取代李唐国统。在这样的情况下，唐武宗灭佛就理所当然了。 据说，为了维护道教，唐武宗下令天下不准使用独脚车，这是因为独脚车会碾破道中心，会引起道士心不安。为了防止黑气上升，以防止“黑衣天子”出世，唐武宗还禁止民间豢养黑猪、黑狗、黑驴、黑牛等。这些说法未必可信，但是反映了唐武宗大举灭佛时的心理状态。 从唐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农历10月起，唐武宗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须还俗，并没收其财产。这期间有个僧人自称能够做“剑轮”并能打败敌军，唐武宗准许他试做，结果僧人不能做成，就把他杀了。此后，唐武宗陆续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很多寺院被拆毁，大量的僧侣被强迫还俗。 唐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农历2月，唐武宗降旨“不许供养佛牙”，同时规定：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有佛指骨之处，严禁供养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钱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这些地方受一钱施舍者，背杖二十。 到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他下令僧侣四十岁以下者全部还俗，不久又规定为五十岁以下，很快连五十岁以上的如果没有祠部的度牒也要还俗，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被强迫还俗。日本圆仁和尚在他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法难”的情况。 根据唐武宗的旨意，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农历7月裁并天下佛寺。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废毁；下州寺院全部拆废。长安和洛阳开始允许保留十寺，每寺僧十人。后来又规定各留两寺，每寺留僧三十人。京师左街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庄严寺。天下各地拆废寺院和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铁则交付本州铸为农器，还俗僧侣各自放归本籍充作国家的纳税户。如是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 唐武宗的大规模灭佛举措，天下一共拆除寺庙四千六百余所，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僧尼二十六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膏腴上田六千万顷，没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另外还强制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 唐武宗的灭佛运动沉重打击了寺院经济，客观上增加了大唐王朝的纳税人口，扩大了国家的经济来源。 4.世宗灭佛： 后周世宗柴荣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后周世宗为了贯彻以儒教为主的统治政策，以佛教寺院僧尼乃构成国家财政上的负荷为理由，下诏禁止私自出家；订立严苛的出家条件，并规定必须在国家公认的戒坛受戒，否则无效；不许创建寺院或兰若，违反的僧尼，课以严刑；未受敕额的寺院，一律废毁；民间的佛像、铜器，限五十日内交由官司铸钱，如果私藏五斤以上的，一律处死。 当时周世宗禁毁佛教的原因，主要是当时僧尼功令渐弛，以致寺僧浮滥，直接影响到国家赋税、兵役。另外汉地崇佛，大量铜用於制造佛像，致使铜钱出现短缺，这也是促使禁佛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计，后周世宗废毁寺院三万三百三十六所，大量的佛像及钟、磬等法器被铸成通钱，世称“一宗法难”。 相传，后周世宗下诏毁坏佛像时，镇州有一尊铜制观世音菩萨极为灵验，因此无人敢去毁损。后周世宗乃亲自前往该寺，用斧头砍毁菩萨胸部。 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后周世宗在北征途中，胸部突发痈疽而身亡。 5.灭佛、灭教的历史教训： 中国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中国，南北朝达到了第一个鼎盛时期，但是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几朝中，由世俗政权主导采纳了“兴道灭佛”政策，用各种手段对兴盛一时的佛教体系进行限制与剿灭。这“三武一宗之厄”，加上后期的宋徽宗、明世宗等禁佛，令佛教几遭灭顶之灾。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明治天皇励精图治之余，着手干预佛教事务，也致使日本佛教传统遭到破坏。 为什么历朝历代的东方社会都发生针对佛教的类似事件？其原因既有思想主张方面的冲突，有文化与经济方面的不兼容，也有来自宗教内部的不和谐因素。 佛教思想与世俗社会的纲常名教相悖，是早就有迹可循的。禅宗主张呵佛灭祖，不着形格，不拜帝王和父母，自然与传统的儒家礼仪有着尖锐的冲突。这一点被道家利用为攻击佛教的依据，也被周世宗引为灭佛理据：“要知道佛教本来就以善化人，如能止于至善，这就是奉佛了。何必在乎那佛像呢？”周世宗在短短一年时间，废除佛寺三千余所，毁掉铜像法器无数，命令民间铜佛像悉数上交，全部铸成铜钱，以缓解国库空虚。 诸朝灭佛，直接原因走不出寺院的恶性膨胀对社会经济与政治造成的压力。宗教组织不事生产、资源消耗，寺院“名山占尽、良田占尽”，对社会生产资源的占有与浪费都非常突出。尤其在唐朝和武后时期，本当艰苦修为、清静无为的和尚们坐拥大量地产，成为大地主，富甲一方。《旧唐书》中形容当时情况道：“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 寺院有生产资料又不从事生产，大量资源白白搁置，既没有产出、又无法流通。而社会上由于连年战争灾害，生产资料严重不足，这种情况，势必不为封建世俗地主集团所容忍。当时平民面临苛捐重税，没有田地耕作又无处谋生，很多选择了出家一条路，因此寺院人员闲散冗余状况也相当厉害，甚至到了要耕田的时候没有劳力、要打战的时候没有兵源的地步。佛教的兴旺鼎盛与萧条混乱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根本利益上的冲突。 公元六世纪，北周灭北齐后立即推行灭佛政策，限制寺院人数，有三百万僧尼还俗，这个数字是当时北周政权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唐武宗时期强迫还俗的僧尼也有二十六万人，数千万顷的良田被收缴，拆掉寺庙四千六百余所，使社会上的劳动力和生产财富凭空得以成倍增加。 不仅如此，佛门还是特权集中之地。北魏镇压盖吴起义的时候，在一所佛寺里发现大量的兵器，又发现大量地方官和富人寄藏的私物，以及“私行淫乱”处所。这给了魏太武帝暴力灭佛的借口，“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令“一境之内，无复沙门”。唐朝开国时立下一个规定，进入佛门的人“可免死”，因此招致很多叛军被击溃后就往寺庙里躲。“安史之乱”期间，郭子仪与当时的禅宗神会达成协议，默许后者通过私卖度牒的手法换取钱财，佛教徒因此数量失控，这件事为后周武宗灭佛埋下了祸根。 由于佛教组织恶性膨胀、骄奢成风，教徒鱼目混杂、良莠不齐，佛门中也出了一些败坏教内秩序或走出佛门破坏社会的人物。北魏末年，冀州沙门法庆自称“大乘”、“新佛出世”，聚众五万，大肆毁寺、杀僧、焚经、烧像。 种种内乱外患，致使一个本应与世无争、良性运作的宗教组织不断异化，变成了社会肿瘤，非但独立于政权之外，还与世俗社会的利益相冲突，令统治者欲除之而后快，终于招致灭顶之灾。唐武宗在《废佛教书》评道：“劳人力于出木之功，夺人力于金宝之饰，遗群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愈此道！”后代禅师也对前朝接二连三的灾劫进行了反思，总结道：“天生三武祸吾宗，释子回家塔寺空，应是昔年祟奉日，不能清俭守真风。” 应该说，作为一个宗教，佛教因为膨胀过快而失控，已经逸出了本身作为一个出世的宗教组织本身的权力和职能范围，与世俗社会争夺起资源和财富，甚至于与政权争夺起对社会的控制权。所以，无论从政权维护、社会治理还是经济发展等角度，“三武一宗”进行灭佛都有其合理的因素，符合社会各方面的利益。 中国历史上，宗教在传播、发展过程中经常与俗世政权在本质利益上出现冲突，产生无法调和的矛盾。佛教、道教、基督教甚至儒学知识分子都曾遇到来自政权组织的剿灭与扑杀，在早期有“焚书、坑儒”，有“三武一宗之劫”，近代有元明清“文字狱”。 佛教在宋朝以后与政治结合，进入平稳的本土化发展；外来宗教如伊斯兰教和天主教进入中国后也历经了非常曲折的过程，康熙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针对西方传来的天主教发起了“百年禁教”，禁教前全国有教徒超过三十万人，随着一纸禁令全部消散，教会只能转入地下活动。虽然看起来只是意识形态和文化层面的水土不服，但有事实表明，天主教内部出于一种优越感，肆意干预中国的行政和司法权，把持中国教会的管理，特别在鸦片战争以后，由于霸占公产、强买民田，引发与地方民众、官府的冲突频频发生。他们单纯追求教徒的数量，甚至把当地的一些地痞莠民引入教会，致使教案叠起，纷争不断。 任何宗教，作为社会意识层面、精神层面的主导，其本质作用是教化人伦、稳定社会。它是适应历史环境的意识形态产物，它的移植或传播都有一个与现实相融合、相配套的过程。如果不参与社会生产的推动，就必须能起到净化意识的作用。这是它作为社会组织的主要分工。对此人类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有过论述：宗教的领域是在人的内心精神生活，而不在人的社会生活领域；任何一种组织或人类，如果它改变了主旨，就陷入了傲慢自大，容易招致灾难。“只有当所有的社会成员在内心精神生活中战胜了自我中心的天性时，才能防止这种天性导致的社会灾难。”宗教如果不能践行自己的职责，就容易流于形式，产生异化，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成为社会混乱的根源之一，失去存在的合理性。 由于历史的原因，也由于文化的原因，我们国家被普遍认为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历史上，世俗的权力与宗教的权力往往纠缠在一起，在相互转化与互补中起到了相互扶持的作用，大部分时间是合而为一的，但也有很多时候在义理或利益方面发生分离，相互排斥。这样的一种治理使国家的封建型态稳定了几千年时间，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长久，但却拖慢了生产力的发展，影响社会财富的递增。儒教更彻底沦为统治者的工具，使中国进入类似于西方中世纪的禁锢思想与生产力的僵死的停滞状态。 在一个致力于经济建设、致力于生产力的发展、追求物质繁荣富裕的社会，脱离生产的人越少越好。不仅在宗教组织如此，任何组织机构都遵循同一规则。例如，企业管理人员肯定要精简才能出效率。政府机构过度臃肿，人员冗余，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和管理效率的降低，还会与民间利益发生尖锐的冲突。 据统计，中国目前的政府官民比是1:26，有很大程度的虚耗国库、浪费资源现象。国有企业有的负债累累，有的责借着垄断地位大肆敛财。这种情况如果不在根本上加以控制和解决，很容易让人想起中国历史上“灭佛”、“灭教”的教训。 6.中国目前的佛耗： 目前，全世界佛教徒人口总数约有七亿左右。 中国大陆佛教信徒占总人口的9％、中国台湾佛教徒占总人口的28％、日本佛教徒占总人口的71％、韩国佛教徒占总人口的23％、蒙古佛教徒占总人口的93％，泰国佛教徒占总人口的94％、柬埔寨佛教徒占总人口的93％、缅甸佛教徒占总人口的90％、越南佛教徒占总人口的50％、斯里兰卡佛教徒占总人口的70％。另外，在欧洲、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也有少量佛教信徒。 以中国大陆为例，中国佛教信徒有一亿四千四百万人，其中职业僧尼十八万四千人，寺院八千座，佛教学校二十所，在校学僧两千人以上。 这意味着从1992年改革开放以来： ⑴有509175.0吨精粮，被不从事国家经济建设、不创造经济价值、不创造物质基础的人口消耗掉。 ⑵中国黄金年产量为182.2吨左右，其中有7％即12.7吨被用于每年的各类佛事，总计有191.1吨黄金远离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按当今国际黄金价格744.77美元/盎司、1.0金衡盎司(oz)＝31.103克(g)、1美元＝7.51元人民币计算，折计有343.65亿元人民币用在佛教上。 ⑶按平均每座佛寺占地30亩计算，中国有240000亩地即16000公顷以上土地被佛教占用。 至于其他各种宗教，以及空调、电视、冰箱、手机、布匹、酥油、蔬菜、水果、玉石、白银、玛瑙、原木、煤炭、电力、水等等消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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