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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很多头条提问一样，王夫子说这句话在哲学上犯了个“联系等于因果关系”的逻辑错误。统治者选用法家严刑峻法的国策与百姓采用佛家道家出世心态的生活有联系，但没有因果关系。君主的治国之道与百姓的社交方式无关，中国人的处世心态从来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改朝换代不关我屁事，除非乱世出英雄、草民也来个明天做皇帝的伟大理想，如此历史已经重复好几百次了。 治国的职责全为君主、政府所有，政府做对了百姓配合，做错了就得小心了，因为开始你觉得百姓好欺负，等你意识到你错了往往就晚了。这也是为什么君王从小都有国学课，有的甚至提前胎教、赢在起跑线上。可见被改朝换代是君主的错而不是百姓的错，如果不是百姓的对的话，百姓从来没有错因为百姓不治国。 就历史而言，华夏文明上下大一统各两千年，中间的近乎一千年是政治分裂期却也是哲学的鼎盛期，如自然不治的道家、礼仪仁政的儒家，再加战国时期异军突起的法家。文明由分裂重新走向统一，法家哲学的社会实践功不可没。儒学做人、法学做强，统一七国的方式只有做强称霸，因为做人其实就是维持现状不统一。可见，秦后西汉的独尊儒术必须感谢法术的成就为儒术的表演做铺垫、搬钢琴，特别是法家大英雄商鞅的丰功伟绩，商鞅是个精通道家、儒家和法家的全才，为什么对秦孝公最后才讲霸道？对此历史教科书的解释、评价还得下点功夫。 与时俱进，全盘法家治国的时代在统一之后就过期了，于是有西汉的所谓无为而治的文景之治。文景之治并非老子的无为不治，而是儒家的仁政，儒学的高明之处在于其中庸之道博采众长，国策动态平衡、权变于治国的两个极端，道家的无为不治和法家的严刑峻法，这便是秦国统一中国后的两千年持续。事实上，法家哲学并没有过期，严刑峻法在局部时期、局部事务可以行之有效，如完全可用于治理鸦片腐败而不用林大英雄的粗暴煮烧？就现代社会而言，局部地区如新加坡就是个法家治国的成功典范。 读史求解，联系不等于因果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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