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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世界文学之路 2017年11月17日，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举办“通向世界文学之路：东西方的不同视角”的学术交流大会。瑞典文学院终身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埃斯普马克及他的夫人，著名作家、瑞典著名翻译家陈迈平，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著名作家、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余华，著名作家、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助理李洱，著名诗人、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西川和著名诗人、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欧阳江河都应邀参加了此次活动，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学术话题讨论。 北京师范大学陈丽副校长致欢迎辞 陈丽副校长在致辞中谈到：“文学的使命从来不是为了获奖，而是为了更多的精彩和深入的揭示人类生活以及人性的诸般奥秘，而中国当代作家们在这方面已经卓有建树，他们已经为世界贡献有意思和有意义的中国故事，贡献了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类共有的思想情感的生动写照。而且我们北师大的杰出校友莫言先生已经以他巨大的作品体量和丰富的文化载力以及高超的技艺获得了诺奖，这表明中国当代文学已经部分的进入了世界视野，成为了歌德所崇尚的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日新月异的中国经验、现实生活正在为中国作家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和养料，这使得中国文学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机遇期，我们期待着中国作家在世界视野的激发和触动之下，能够以更加敏感和细致的创造力写出更丰富、更伟大的作品。当然，我们也期待有更多中国作家在不远的将来再度得到标志性的肯定和认可。”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主持活动 张清华说到：“今天的话题显然是针对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格局，来自瑞典、来自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所在地、一位长者和中国最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们展开一场文学对话，使我想起190年前，也就是1827年歌德首次提出“世界文学”这个概念，距离现在刚好是190年，他提出世界文学即将到来的概念。在八十年代中国作家也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叫“走向世界文学”。从八十年代到今天，三十多年过去，走向世界文学依然是中国人的一个心结，当然这个心结部分的解开了，因为2012年莫言老师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当年中国有一大批作家获得了重要的世界影响，今天在座的各位就是我们中国当代作家当中世界影响最为广泛的、最为突出的几位。我们现在就如何走向世界文学，从东西方两个不同的视角来展开对话。” 对 话 环 节  贾平凹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贾平凹谈道：“全球文学的背景之下，作为中国作家应该关注什么、应该写些什么，尤其在中国特定的政治体制下、意识形态下，中国作家写什么东西才不至于成为垃圾或者没有用的东西，才能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在这个题目之下我讲几个意思。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在全球文学的背景下中国作家应该关注什么、应该写些什么，尤其在中国特定的体制下、意识形态下，这样的写作才有价值、才有意义。  对话环节现场 首先我谈的是视野问题。视野不是一个区域、不是一个民族、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全球性的。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体制和我们的意识形态，但没有全球文学视野，很有可能就是为自己写作。建立全球视野，再观察我们的现实生活，帮助我们写的题材进行思考，写出的作品就不一样了。在这一点上，莫言先生作出了榜样，在座的余华、李洱、江河、西川基本都是这样，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原因也都在这。在全球的视野下，我们思考我们的写作有了坐标，面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就有新的认识、新的观察和新的线索，就能真正体现出我们写作的意义和价值来。第二，民族问题。扩大视野，建立全球视野，当然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东西，这一点不用质疑。从八十年代以来，不管老作家还是少作家，基本都受这方面影响。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作家都是，一方面在努力的摆脱对文学的生活枷锁，一方面在努力的向西方先进东西学习。但中国作家写东西，主要还是给中国人看的，给中国读者读的，这就像日本有一个作家川端康成，河流已经有现实意义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西方的一些东西，但是河床已经是民族的东西，当河水流过的时候在冲击着河床，在悄无声息、慢慢改变河床。  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发言 第三，关于视觉问题。用西方的视觉看待中国，可以使我们看到我们习惯的思维下看不到的东西，这是我们对接世界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是以西方的视觉看待中国，同时又得站在中国内部来看这个世界，这就必须先有西方的视觉来看，这样认识到我们的不足，然后立足于内部再向外部世界看，才更能清楚中国的情况。有一种传统就是乡土传统，而中国人的思维也是乡土思维，当然从鲁迅先生快事就是站在外边、站在高处看待中国，而经过八九十年以后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能自觉的从中国内部向外部看，应该是两条线来看，一条线是世界、中国、生死、村庄，另一条线可以从村庄到生死到中国，再到世界。两条线应该交叉着来看问题，尤其是后面这一条线。第四，继承。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知识谱系，每个作家写作来源是从哪来的，他的背景来源是什么，如果是背景特别狭小，只能是小河、小溪。作为中国作家，有的继承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有的继承建国以后这十几年红色文学，也就是革命现实文学，还有的是继承中国传统的，在继承中国传统方面也有不同的程度，有的继承明清以后，有的是追的更远。我的意思是这一代的作家要争气，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各个时期的、各个流派的东西，尽量全面和整体接触，而不仅仅是一些皮毛的。如果继承中国传统东西，尽量要追远，而不是一些皮毛的东西。” 陈迈平 著名作家 瑞典著名翻译家 陈迈平谈到诺贝尔文学奖时说道：“第一，诺贝尔文学奖和世界文学的关系。诺贝尔文学奖几乎现在成了世界文学的坐标，比如说马尔克斯得奖以后对中国影响多大，那时候八十年代初，读书的也好，写作的也好，一下把我们都震惊了，文学是可以这么写的。因为我们是在革命现实主义的、革命浪漫主义的传统中长大的，没听说过可以魔幻，魔幻可能反动，我们不敢。那个时候居然魔幻现实主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余华也好，对于莫言也好，都有很大的启发，我想对贾老也有启发。所以，你不能不承认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性，它对世界文学的影响。第二，一开始的世界文学被理解为统一的文学、没有区别的文学。文学将来都是用一种语言写出来，那就叫世界文学。所以我说一开始对世界文学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现在不是这样了，而是要强调在文学价值追求上，各种语言有自己的文学特色。现在是多元主义，在多元主义的环境下，不是追求一种语言，不要大家都拉丁化，翻译就特别重要。”  埃斯普马克 瑞典学院终身院士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 埃斯普马克谈道：“ 国际性的文学，经常分外国文学和本土文学，那些权威的，代表权威的机构经常会排斥外来的文学，而偏向本土的文学，这是对于文学本质的一种误解。优秀的文学往往是在外来的影响和本土文学的会见中创造出好的文学作品。最好的例子当然是莫言，我们经常会提到莫言受到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和威廉福克纳的影响，如果你只谈外来的影响，那就是一种误解，他教会莫言的是利用本土的材料，混合了传统、神话这样一个方式，他只是给莫言一种启发启示，所以所谓外来影响不是外来的作家能教你怎么写，他只是展示了一种方法，人家是可以这么写的，你也可以这么写，不是说我教你应该这样写。这也说明外来影响不应该是对你控制作用，而是你要寻找到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认同。诺贝尔文学奖创造这样一个通行世界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想讲一下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可以为这个通行起到作用，在什么样的程度上不可能。比如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要比较简单，能够有更多的读者理解，所以变成流行的文学，那时候谁卖的好谁得奖。那时候我们这种奖对世界文学没有什么用。  对话活动现场 但是实际上这些作家有的已经是世界知名，真正所谓对世界文学有影响，是从1978年，他们把一些不太知名的，要提升他的地位，又有一些新的改变。那一年委员会在英国格林汉姆和施瓦辛格之间挑选。因为格林汉姆是已经很知名的，而辛格完全不知名，他写作的语言别人不懂。所以你要把很好的大师级的作家给这个世界，而同时给这个作家，因为值得有一个更广大的读者，我们给他这个奖，给他一个广大的读者，而这个广大读者又得到了一个伟大的作家。这样的政策持续下来有几个例子，一个是布洛夫斯基，一个是米沃什，一个是后来的波兰诗人崔波斯卡，这些是世界读者不知道的，但是给予了世界，世界又给予了他们广大的读者。用这样的方式，诺贝尔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创造世界文学的规范起一点作用。但是，也是有做不到的，有些作家还没等我们来得及给他们奖，他们就去世了，很好的作家，还没有得到机会认识他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沈从文，我们想给他奖是1988年，可是很可惜，他在1988年8月份去世了，差几个月。 还有一个问题是，有时候在某一年好作家特别多，1969年有三个作家进入最后遴选，一个是英国诗人奥登，那一年格林汉姆也进去了，还有一个是法国作家马尔勒。可是最后结果，那一年给了荒诞派戏剧的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他写过《等待戈多》。所以另一个问题是说，这样算起来，四个里面有一个可以得到奖，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奖，所以有三个得不到，因为只有一个奖。这也就是一个例子，说明我们的诺贝尔文学奖只能对所谓的规范有限的贡献，不能是全部的贡献，也就是四分之一的贡献。” 余华 著名作家 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 余华谈道：“我曾经做过一个比喻，我说一个作家受到别的作家的影响，就好比是树木接收阳光的影响，但是重要的是什么？树木在接收阳光影响的时候，它是以树木的方式成长，而不是以阳光的方式成长。所以所有的影响，当然我说的是有益的影响，只会让这个作家越来越像他自己，而不会像别人。接下来我想说什么呢？起码从13年开始，埃老来中国三次，埃老很喜欢中国的原因是他发现在中国有很多读者，这个对每个作家都是很重要的。中国在这方面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在文化上，我们抛开政治的因素，比如文化大革命之类的。我们在文化上，我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排在第二的才是法国，我们每年有那么多国外的无论是思想方面的、历史方面的、文学艺术方面的书翻译进来，它的比重已经接近我们自己本土出版的书。我举一个例子，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二十世纪经典之作，在中国每年销售超过一百万册，我相信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所以像埃斯普马克这样的小说为什么在中国找到很多读者？因为中国人口特别庞大，有很多很多的读者就是喜欢读埃斯普马克那样的小说，而不喜欢读那些很畅销的小说，就是有这样的群体，而且这个群体在不断的扩大。” 对话嘉宾：西川  西川 著名诗人 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西川谈道：“中国的读者，真的是全世界最好学的一群读者。据我所知，现在的日本读者，其实日本读者读外国文学并不是太多，日本读者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前，他们读西方的文学，他们的文学界向法国文学学习，很多日本的诗人都是以法国诗人作为自己的榜样。二战以后，尤其是越来越晚近以后，像当下，我听日本作家讲说日本读者已经对外国文学没有什么兴趣。美国读者好像读外国文学的兴趣有，但是也没有那么高。我前一阵子在拉丁美洲智利，我问他们拉丁美洲的青年们现在都读谁的诗歌？他们说我们只读美国的诗歌，南美洲读北美洲，当然我也知道一个情况，在美国的诗人当中他们也读拉丁美洲的东西，北美读南美，我指的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对立起来，中国的读者是读全世界的，这个真的是了不起的事情。为什么我们那么需要读到外国的文学？肯定有历史原因，有现实原因。它能够产生的一个结果非常有意思，通过我们对于远方的这些头脑的了解，通过我们对于国外这些大作家，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表述，我们也获得了观察、了解我们自己生活的可能性，也获得了我们表达自己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文化内在的生命力就可以得到保持。” 对话嘉宾：李洱  著名作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助理 李洱谈道：“莫言说过一句话，他说他没看过福克纳和《百年孤独》，我绝对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他说看了几页之后就开始写小说了。这个例子说明，刚才讲到树木与阳光的例子非常精彩，马尔克斯和威廉·福克纳帮助莫言找到了自己，帮助莫言发现了自己，使得莫言相信了自己，外国文学跟中国文学的关系就是这样。当我看索尔贝娄的时候非常亲切，我觉得索尔贝娄使我找到了我自己，外国文学跟中国文学是这样一个关系。谈到东西方不同的作家的影响，我经常讲到一个例子，卡夫卡的《城堡》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我在35岁之前完全无法看红楼梦，我完全接受不了，35岁之后我开始慢慢喜欢，到我40多岁的时候非常喜欢。我们都知道城堡没有写完，红楼梦也没有写完，有人认为是卡夫卡本人得病要死了，曹雪芹穷的只能够喝粥所以写不完。 我想他们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问题，因为卡夫卡后来还写了别的小说，卡夫卡遇到的问题是他不知道K进不进城堡，K进入城堡之后怎么办的问题，这个问题把卡夫卡难住了。对于曹雪芹来讲，曹雪芹不知道贾宝玉长不长大。我们想一下，写一个贾宝玉，旁边写一群女孩子，应该是二流作家才能写出来，但是像曹雪芹这么巨大才华的人也无法解决贾宝玉长不长大，以及贾宝玉长大之后怎么办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西方文学或者中国文学，它给作家的任务是不一样的，西方作家的任务是要解决K进不进城堡以及进城堡之后怎么办，中国作家解决的问题是贾宝玉长不长大以及长大之后怎么办的问题。而实际上这两个问题又是同样的问题，就是贾宝玉进入城堡当中，在城堡当中长大的问题。所以总体而言，东西方作家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没有很大的差别。差别只在于你要用自己的风格、你要相信自己。”  欧阳江河 著名诗人 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欧阳江河谈道：“我跟诺贝尔文学奖的基本联系，首先就是阅读，因为我们不可能读遍所有的书，假如世界文学是一个整体的话，中间有很多复杂的过程，文化的东西、翻译的东西、什么是好的文学，什么是多元的开放性的文学，什么文学能够归纳进世界文学。全球化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被宠坏的地方性，这种地方性又怎么在汇集到世界文学的过程中是不是有统一的标准？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值得质疑的。我所理解的严肃意义上的诗歌是很难获得特别广泛的阅读数量。诗歌在翻译的过程中，也有很多奇怪的命运，而且诗歌从根本上，我理解这种诗歌是在你自己的母语里面都需要翻译的一种语言，它面临双重的、被少数和走向极端的、复杂的东西，是这样一种命运，所以诗歌是少数中的少数。写作除了面对阅读以外，也面对写作本身的挑战和宿命，就是所谓的中国古代一直有的说法“得失称心之”，所以最后写作有可能被引向称心的这样的处境，一种极端的东西。但是诗人如果不做这个，谁又能来做呢？所以这也是一个矛盾，一方面从我们希望有很多人来读自己的作品，另一方面在你进入写作内部深处挑战的时候，那种很极端的命运又放在你面前你得有所选择。这个不是东西方的问题，也是个人的写作和整个世界文学的对话关系构成的一种挑战和选择。” 提 问 环 节 我想向余华老师提问。我读过您所有的长篇小说，我想就您对小说人物中死亡方式的处理提一个问题。对于人物的死亡，病死，比如家珍、富贵的父母。还有意外死亡，二喜和老全这样的。再比如自杀，春生在文革期间遭批斗自杀死了。但是有两个人的死亡极其特殊和肮脏的，就是李光头的父亲刘山峰，以及在细雨呼喊中的三兄弟的父亲孙广财，他们两个都是掉进粪坑死亡，在我们的意识中掉进粪坑死亡是极其肮脏的死亡方式，但是这两个人物又有相同点，都是在性方面做出一些比较出格的事情，孙广财对自己的儿媳妇做不恰当的行为，刘山峰是在厕所中偷窥屈辱死亡。我想就这个问题，对于屈辱的死亡方式，请您做一下解释或者说明。 答 余华：谢谢你读的那么仔细，我自己都差不多忘了他们是怎么死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死亡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类永恒的话题，它和爱情一样，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我还是谈谈别的，我小时候在太平间里面睡过午觉，因为那时候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后来当我长大以后，我开始喜欢文学以后，我读到过雪莱的一首诗“死亡是凉爽的夜晚”，这就是我在太平间睡午觉的感觉，因为太平间比别的地方凉快。还有一种死亡是在战场上的死亡，我忘了是古希腊还是古罗马时候的一个政治家说的，当时他们一大群年轻人战死以后，他做了一个比喻非常好，他说好比我们这一年中失去的春天，年轻人战死沙场对他们来说这一年没有春天了。还有一种死亡的说法是感受，我们伟大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去世了，他在去世之前说如果父母还活着的话那就是自己和死亡的屁股中间隔了一个垫子，当父母都去世以后，他发现没有垫子了，不知道哪一天就走了。诸如此类的死亡可以说出很多，但是关于我自己写下的死亡，我确实已经忘的差不多了。
提问：我想问一下贾平凹老师，刚才在谈话中各位老师提到中国一个从传统社会、农业社会，通过一些西化的方式吸收全球化的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很多价值体系，包括价值纬度和构架都是从西方的学说、观点构架起来的现代社会，中国的文学要如何在西化价值背景下构建起来的现代社会里发现自己的中式文学主义，或者说在西化背景下构建起自己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学构架？ 答 贾平凹：这个问题提的太大了，没有办法回答，因为中国这几十年都面临这个问题，中国基本是一个乡土中国，他的思维基本都是乡土式的思维，从这块过来的。从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的东西进来，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文学上，还是别的方式上都发生变化。外来的东西，西方的东西过来，首先是要有西方的眼光来看中国，结束这种眼光，才能改变习惯性思维看东西，然后是不停的进行重创。文学也是在这里寻找最好的东西，但这些东西最后都归结到国人，实际上就是这样慢慢的演变过程，刚才我说河床和河流的问题，河流流过来先冲击河床，最后慢慢把河床改变。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埃斯普马克先生，我读过您的《诺贝尔文学奖》，您在里面说不同时期的评委会对奖项理念有不同的理解，或者专门有一个特定的评奖标准，我想问您可不可以说一下现在的评奖标准是什么？或者大家主流的理念？我还有一个备选的问题，您可能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想问一个更直接的问题，鲁迅、老舍和卡尔维诺他们真的差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吗？ 答 埃斯普马克：关于鲁迅，上世纪三十年代确实讨论过，他们也交来了他的材料，也跟鲁迅联系过，但是他说我还不配得这个奖，而且在中国也没有配得这个奖的作家。当然，他是太谦虚了，但是他1930年就去世了，所以也很可惜。那时候的问题是从亚洲来的提名很少，即使在今天有提名，也是要把提名信递交上来。四类人有提名权力的，有作家协会的主席，或者是之前得过奖的得主，每个文学教授都可以提名，不一定把它写成一篇很详细的论文，只要有名字提上来就可以。我读过沈从文描写中国内战的小说，也读了沈从文写的中国服装史，通过服装的发展能够让我阅读到中国的历史。还有一个例子有些复杂，是2000年的高行健，也有人说这个奖后面有政治的原因，在我们选择得主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到政治的目的。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作总结 最后，张清华教授总结了嘉宾们讲话的要义，认同作家们各自坚定走自己通向世界文学的道路，并提出翻译作为中间环节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并祝福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强大，期待埃斯普马克、恩格道尔、恩格伦等几位院士再次相聚北师大，共同探讨世界文学。 文 化 交 流 活动期间，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任莫言邀请与会人员到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进行交流。交流活动中，莫言先生和贾平凹先生互赠作品，以示留念。 （图片由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拍摄） 如需转载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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