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璧德：柏克与道德想象

昵称50433618 2017-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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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与道德想象

文 | 欧文·白璧德

译 | 张源

“每个人都知道”，柏克如是评论法国国民大会（French National Assembly）的成员们，“他们的领导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这一点像极了卢梭。事实上，他们每个人都像卢梭。他们把卢梭的血液输到了自己的头脑以及自己的行事方式中来。他们研究卢梭，冥想卢梭，除了白天努力恶作剧以及晚上放荡不羁的时刻之外，他们抽出一切时间翻来覆去地思考着卢梭。卢梭就是他们的神圣经典，卢梭就是波利克里托斯亲塑的造像，卢梭成了他们的完美人格的标准。现在这个人和他的著作成了作家们和法国人心中的典范，巴黎各个铸造厂都行动起来为他造像，从穷人家的水壶到教堂的钟，到处都可以见到他的形象”。

我所展示的卢梭，就其根本性的影响而言，乃是极端主义的卢梭，也是一切妥协的敌人（foe of compromise）。与卢梭相反，柏克常被视为体现了适度的精神（the spirit of moderation）。不过，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诸多评价（上引文可为一例）当中却几乎看不到这种精神，事实上，到了最后他对大革命的批评已经是异常猛烈。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这样为柏克作出辩护：柏克关于大革命的著述，主要是在就基本原则展开辩论，而当事关基本原则的时候，问题便在于此系真理抑或谬误，而非适度与否。柏克并非一味主张维持现状。他并不从原则上反对革命，事实上，他对1688年革命至为推崇，或许不免因此会受到人们的批评。他对美国革命的态度前后一贯，主张与之妥协，并在很多方面对之深表同情。他对于权威并无过度的敬畏。他毫无私心地维护那些遭到不公待遇的受害者的利益，在这一点上没有人可以自命与他比肩。他特别认识到了旧制度（the Old Regime）在法国的弊端，因而愿意接受那种用猛药来对治这些弊端的想法。因此，如果他不愿意与法国大革命妥协，原因并不在于政治方面，而毋宁说在于根本的哲学、乃至宗教方面。柏克发现，法国的大革命与其他革命不同，不是针对某些具体的不公，而是有着更为宏大的借口。法国要成为“各国的救主”（Christ of nations），并且要为了全人类的政治革新发起一场圣战。这种将“上帝之物”与“凯撒之物”合而为一的做法，在柏克看来，似乎从心态而言是不健全的，无论如何都会导致欧洲现存社会秩序的倾覆。这种关于革命的新福音，是自然状态、自然权利、社会契约以及抽象的、不加限制的主权等等已流传数代的假说导致的最终结果。柏克是那种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形而上的政治学（metaphysical politics）——的最主要的反对者。那种趋势特别是在人权说当中有所体现。“他们如此醉心于人权”，柏克这样评论这一派政治学的成员们，“以至于完全忘了人性”。在破除偏见的掩盖之下，他们剥去了人的所有习惯，他的一切具体的关系，以及他的生命赖以获得意义的历史情景之网络，最终只能使他“在赤裸裸、孤零零的形而上抽象中”瑟瑟发抖。根据他们的逻辑，所谓偏见其实就是一切传统的、约定俗成的东西，能够限制他们这种逻辑的只有暴政。柏克曾大力批判那些一意要破除偏见的人，不过，他的批判或许遗漏了某些虽小却不失重要的区别，特别是以下这个区别：有些人去除偏见是以理性的名义，而有些人，比如卢梭，去除偏见则是以感觉的名义。事实上在大革命期间，理性主义者和卢梭主义者随时准备将对方推上断头台，而此前卢梭曾与当时的“哲学家”们、特别是伏尔泰失和，这当中已可见出此后两派对立之端绪。卢梭和柏克一样，都想竭力反对“这个启蒙时代的大片黑暗”，只是他们的理据截然不同而已。

传统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特定群体共同分享的经验，如果仅将传统视为偏见而加以废除，国家将会失去其历史延续性，此即它的永久性自我，正是这种东西将它的现在与过去和未来联系了起来。卢梭的“公意”概念乃是印象主义式的，根据无原则的功用和这种概念的“公意”和来改变一个国家，只会使各个时代的人彼此之间不复具有任何关联，如同夏日里的苍蝇。人们由此沦为由个体（individuality）构成的一盘散沙。就事实而言，任何政治哲学，不论是霍布斯的还是卢梭的，如果始于这一猜测——人生来便是相互隔绝的个体，只能人为地组成社会，那么这种哲学的本质便是极度个人主义的。面对这种原子论的、机械论的国家观，柏克取而代之以一种有机的、历史的观念。柏克之真正的影响，在德国以及其他地方大多都是沿着这一脉络展开的①。然而，关于柏克，这远非事实的全部。对于有机的、历史的观念过于倾心，本身便是自然主义运动的一个结果。这可能会导致对传统形式的宿命论式的默认，它一方面固然会打击抽象的理性主义，另一方面也可能会阻碍那些根据不断变化的情景对这些形式所作的合理调整。这很容易与浪漫主义运动的这一侧面——高扬无意识，同时以道德抉择与有意识的慎重思考为代价——发生联系。唯有这种能力（按即根据不断变化的情景对传统形式作出合理调整的能力）才能帮助个人超越其现象性（phenomenal nature），一旦个体这方面的能力变得晦暗不明，长此以往，个人便很难保有其自主性，如德国的理论经常昭示的那样，往往会失去其独立的意志，而仅沦为全能国家的工具。泰纳在攻击法国大革命时，经常自称是柏克的门徒，但尽管如此，我们却很难看出这个宣称“邪恶和美德乃是与白糖和硫酸一样的产物”的哲学家，称得上是柏克真正的追随者。

事实上，柏克绝非集体主义者，也并非宿命论者。如果他在二者中居其一，他就不会对真正的自由具有那么深刻的洞察了。在那一方面，他或许超过了古今所有的政治思想家。如果一个人信奉柏克意义上的个人自由，那么最后的重点必然不是放在国家那里，而是放在个人那里。不过，与卢梭的自然主义式的个人主义不同，柏克的个人主义乃是人文主义的与宗教的。只是，当个人试图借助某种标准超越自身的普通自我，臻于人文主义或宗教的境界的时候，柏克会让个人倚重因袭的习惯（prescription）。柏克不会让个体去依靠一己的智慧，就此而言，他是反个人主义的。他转而会让个体尊重大家的通识（general sense），这是体现在伦常日用当中的过去之经验的积累，只有肤浅的理性主义者才会将之视为偏见而加以摒弃。如果个体过于信任私我（private self），认为大家的通识并不适用，便不会有模仿的对象，而一个人的第一需要便是仰望一个合理的典范并对之加以模仿。

他本人亦因此可能转而成为别人模仿的对象。对高于自己之事物的尊敬与臣服，这一原则之最终的理据与最高的表现形式便是对上帝——真正的主权者和至高无上的典范——的忠诚。柏克的国家观，可以看作是真正的柏拉图与基督教元素之自由而灵活的应用。“我们知道，并且（更好的是）从内心感觉到，宗教乃是公民社会的基础、一切善好与慰藉的来源”。“国家源于上帝的意志”（God willed the State）。（从意志出发来想象至高无上者，这是柏克思想中具有基督教特性的一面）。“上帝意欲国家与一切完美事物的来源和原型发生联系”。（此处柏克的语言又是柏拉图式的）。在英国人看来，对于他们的国家而言，不仅是宗教，而且教会本身也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构成了他们的宪法的基础。“社会确实是一个契约”，只不过这契约的基础决不仅仅是功用。国家不是胡椒或咖啡生意伙伴之间的那种约定关系。它并不是——如当代某个和平主义者所说的——一个群体成员“自尊之总和”（pooled esteem），而是这个群体永恒的伦理自我。因此，这是所有科学、艺术以及一切美德与完美之间的伙伴关系。“由于这种合伙关系无法在几代人之间实现，因此国家不仅是活着的人之间的合伙关系，而是成了活着的人、已经死去的人以及将要出生的人之间的合伙关系”。

尽管柏克使用了契约的语言，却显然进入了与那些契约论者不同的世界。对于那些契约论者（其中包括洛克）而言，契约的观念意味着，人具有的那些权利乃是自然无偿赠与的礼物，在其履行义务之前便已存在。卢梭曾说过，和小孩子说话，要想使他感兴趣，就和他讲他的权利，别说他的义务。②柏克则大多是在宣讲一个人只拥有具体的、历史的权利，这些权利并且是在履行特定义务之后获得的，这种说法显然与卢梭的论断相距甚远，在卢梭那里，人的那些特定权利是抽象的，并且是与生俱来的。这种差异不仅限于柏克与卢梭之间，同样也存在于柏克与洛克之间。归根结底，洛克的肤浅之处在于，他认为人具有抽象的自然权利，这些权利是先于其义务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洛克希望人们会有节制地运用这一原则。其实，已有评论公允地指出，这种原则在其最极端的逻辑形式中是最有效的，因为正是这种极端的形式攫住了人们的想象。如果说那些彻底的激进主义者通常都极具卢梭那种类型的想象力，辉格党人与遵循辉格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则常常会被怀疑缺乏想象力。例如，我们忍不住会觉得，如果麦考利更有想象力的话，他论述培根的文章就会少一些人道主义式的自鸣得意。据说迪斯雷利也看不起密尔，因为在他看来，密尔没有认识到人类事物中想象力所能起到的作用，而迪斯雷利本人则不乏想象力，无论人们对其想象力的性质是何评价。

现在看来，柏克乃是一个特出的辉格党人，他不但具有非同凡响的想象力，并且明确承认想象力具有至高无上的作用，而那些在我看来思想与其相近的基督徒和柏拉图主义者则通常不会如此。他看到了人生的智慧在多大程度上系于对以往经验之充满想象的理解，通过这种理解方式，以往的经验成了活生生的影响当今的力量。人们仰望并加以模仿的典范本身其实是其想象的产物。一个人通过想象力，或许能够在其祖先身上领悟到美德与智慧的标准，这些标准超越了当下庸俗的行为方式，从而他或可与自己试图模仿的典范一道超越凡俗。在柏克眼中，传统的形式以及运用这些形式的人，主要成了一种象征、一种想象性的象征（imaginative symbols）。在那个关于玛丽－安多奈特的著名段落中，我们几乎忘却了那个活生生的、受难的女人，而是随着柏克的目光，在她身上看到了一个灿烂夺目的象征——骑士精神的时代终于让位于“诡辩家、经济学家与工于算计的人”的时代。从柏克对玛丽－安多奈特的态度而言，潘恩（Tom Paine）对他的讥讽也不无道理：柏克爱惜羽毛，却忘了垂死的鸟。柏克则抱怨说，那种新的哲学将粗鲁地扯去人生一切体面的装饰。“所有在道德想象（moral imagination）的基础上产生的想法……都将被看作是荒谬的、可笑的、陈旧的东西而加以破除”。

在柏克看来，传播人权论之使徒（apostles）破坏了两项原则，即宗教精神与绅士精神之原则，而这乃是在欧洲秩序当中一切真正文明的事物世代依赖的原则。贵族与教士分别是这些原则及其象征物的监护人，这些象征服务于道德想象，转而又获得了饱学之士的支持。柏克警告那些饱学之士，如果他们为了那些民主主义者，抛弃自己天然的保护者，就会冒这样的危险：“被抛入泥潭，踩在猪一样的群氓的蹄下”。简而言之，柏克是贵族制的不加掩饰的拥护者。不过，特别是在这里，他灵活地运用了其基督教－柏拉图主义的、人文主义的原则。他把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因素和他对传统秩序的崇拜结合了起来。他并不向往任何静态的等级。他不赞成一切根据阶级与群体来对待人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实际上为极端的激进分子与极端的反动分子所共享。他会让我们根据一个人的个人成就，而非他的世袭等级来评价他。他说，“人只有具有美德与智慧——这种智慧与美德无论是真实的、还是人们假定的——才有资格管理政府。无论这些人出现在哪里，无论他们身在任何国家，是何身份、职业或行当，他们都具有来自天国的通行证（the passport of heaven），可以在人类存在的任何地方获得荣誉”。当然，柏克认识到体力劳动者很难获得这种美德与智慧，因为他们缺乏必要的闲暇。不过，有的人身处社会下层，却具有罕见的德行，那么，一方面这种人的德行必须经过严格的检验，另一方面，向上层挺进之门路必须向他们敞开。

柏克以同样的方式认可了针对现存社会秩序展开的革新，不过这必须经过一段严格的检验期。他并不支持那种充满惰性的传统主义。他心目中真正的领袖、或他所说的天然贵族（natural aristocrat），在调节新与旧之间的各种纷争与主张的时候，特别具有一种“整修者”（trimmer）的品格，而这正是哈利法克斯描述柏克时所用的词。“要用自然之法（the method of nature）治理国家，我们改进后的东西并不全是新的，我们保留的东西也不全是旧的”。“保存的倾向，改进的能力，二者加在一起，便构成了我心目中政治家的标准”。柏克的这些言论，显然是英国式自由理论的最佳表述，我们太熟悉这些理论了，几乎无需复述。我们总是需要调节人生中永恒的与变动的因素，柏克在调节那些因素时展示出的对全局之极具想象力的把握，都最好地展示了柏拉图的艺术（the Platonic art），那便是在“多”之中看到“一”（seeing the One in the Many）。——在政治思想的领域中，他几乎无人能及。

不过，在一个颇为重要的方面，柏克是极度非柏拉图主义的（un-Platonic），那便是他对于理智的态度。他对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可以作多种解释。他的观点有些地方与基督教——我们不得不说——之薄弱的方面相关。他写道：“放纵理智，乃是时代的病症，以及这个时代所有其他病症之源”。他清楚地看到了滥用理智的危险，因此有时不免会像基督徒那样，对理智本身亦持怀疑的态度。这是因为他和我们一样，看到了太多这样的情况：有的人做着正确的事情，却不给理由、或给出了错误的理由，而有的人做着错误的事情，却给出了最为逻辑、最为精致的理由。正确行为之基础不是推理，而是经验、比个人的要广泛的多的经验，而只有先期养成正确的习惯，才能确保获得这种经验。柏克对理智持贬抑的态度，在其中我们看到了独具英国特性的某种东西。英国人注意到有这样一种类型的法国人，后者总是在错误的、或不全面的前提下进行严密的推理，其结果可想而知。于是英国人便愈发喜欢自己那种零敲碎打的判断力，和“胡乱应付”的癖性。正如迪斯雷利有一次向一个外国来访者所说的，英国不是由逻辑、而是由议会来治理的。白哲特在比较英法两国政界人物之后，也曾不无幽默地作出结论：“英国人之具有真正合理有效的愚蠢（sound stupidity），世界上无出其右者”。

柏克之反理智的一面令我们想起了卢梭反理智的一面：例如，卢梭曾说“追随自然之快乐的结果，便是不必反思并超越反思的智慧”。然而，卢梭与柏克的相似只是表面性的。卢梭宣称的那种智慧不是超越于反思之上，而是处于其下。就此我们还需给出细致的心理学上的分析，否则此类区分便毫无意义。或许超理性（the super rational）与亚理性（the subrational）二者的对比首先便体现在敬畏（awe）与惊奇（wonder）这两种心理的对比之上。③卢梭显然是新奇心理的倡导者，主要是在他个人的作用下，出现了浪漫主义运动导致的那种“新奇复兴”（renascence of wonder）。浪漫主义反对理智的理由，便是理智通过精密分析以及寻找因果关系，减弱了人们之惊奇的心理。相反，柏克担心的则是，不慎重的理智活动会消弭人们的敬畏之心。他说：“我们应该尊敬那些眼下不能理解的东西”。柏克极为倚重习惯的作用，将之视为保持敬畏之心的最佳手段；而那些浪漫主义者，从卢梭到沃尔特·佩特，则同样态度鲜明地敌视习惯，因为习惯似乎通向一个一成不变的世界，一个缺乏生动与惊奇的世界。

对柏克来说，强调人们保有敬畏之心，意味着至少要在世俗秩序中注重身份与等级；而卢梭之想象所投射的那种自然状态，与我们迄今为止所了解的原始社会的真正事实相悖，其最突出的特点乃是讲求人人平等。这是卢梭的“无国”（no-state）与“至国”（all-state）、或云其兼具无政府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乌托邦（anarchistic and collectivist Utopia）所共有的特性。那个“社会契约”的世界，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世界一样，都是不讲等级与服从的世界，人在其中既不仰望他人，也不指望别人仰望自己，从而（这似乎是卢梭极为期待的）在那个世界里无人指挥，也无人服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卢梭极力强调平等，不仅是在为自己，也是在为法国、特别是此后两个世纪的法国申命。如马耶所云，“自由这种东西，法国人永远也无法理解”。④或许，任何地方都不会有很多人理解自由的真正本质。柏克本人也承认，“对真正之自由的热爱，乃至真正之自由的观念本身，都是极为罕见的”。如果像柏克所断言的，服从乃是真正自由的基础，那么这种自由与卢梭式的平等就是不相容的。

对世俗权威的服从，只有在这一权威本身也同样仰望更高事物的情况下才是合理的。因此，真正的自由赖以立足的德行，正是支撑着真正的基督教的那种德行。“真正的谦卑，作为基督教体系的基础，乃是一切真正美德底层的、然而也是深刻的、坚实的基础。然而，这一德行，实践起来令人痛苦，看起来又不会给人留下恢宏难忘的印象”，柏克在谈及法国那些革命者时说，“因此便完全被抛弃了”。那些革命者更愿意追随卢梭，那个了不起的“虚夸哲学（the philosophy of vanity）的宣传者与奠基人”。卢梭自己曾说，他立足于“最高尚的骄傲”之上，而骄傲，甚至超过了虚夸，是谦卑之更重要的对立物。我之前曾说过卢梭为了骄傲的爱国豪情而贬抑谦卑之心。这种骄傲与谦卑之间的对立，自然不仅限于政治方面，并且事关我们的内在生活（inner life）。卢梭用“天生的善”来取代“人皆有罪，难免犯错”的旧式观念，由此削弱了个体的那种谦卑感。另一方面，柏克却捍卫着宗教以及政治的传统与形式，理由是，它们并不是武断、随意的，而是对庞大的过往经验的总体之方便合宜的概括，它们支撑着个体的想象，仿佛是一个牵制着想象的伦理核心；想象转而亦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标准，根据这个标准，个体可以对其无度扩张的自然之我（natural self）（这包括他的情感，也包括他的理智）加以限制。柏克强调谦卑，强调那些能够确保谦卑的、他认为必不可少的想象性象征（imaginative symbols），这从纯粹的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可以化约为对自由之向心元素（centripetal element）的强调。而卢梭，至少是那个影响了世界的卢梭，由于他认为传统的制约消失之后，会自发涌现一种扩张性的、意欲建立兄弟情谊的意志（expansive will to brotherhood），实际上便否认了自由之向心元素的必要性。如果一个人像柏克那样，拒绝这种“普世仁爱”的福音，他就很难不像柏克那样来理解看待自由，即自由乃是在实施内在控制与抛弃外在控制之间进行的精细的调节。如柏克所说：“除非在某个地方对意志与欲望存在一种控制力，否则社会便无法存在，并且内在的控制力越小，外在的控制力就必然越大。”这种在内在与外在控制之间的调节，主要与个体密切相关，并且终将决定群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政治自由。从这个意义来说，真正的政治才能表现为人文主义式的调节，而非在两个极端之间的惰性摇摆。“建立一个政府并不需要多么审慎。排定权力座次，同时教会人们服从，这样任务就完成了。给予人们自由则更加简单。这不需要引导，只要放开缰绳就可以了。但是，组成一个自由政府（free government）——即将自由与限制这两种对立的元素调和起来，并保持一贯，这便需要大量的思考，深入的反省，以及一个敏锐精明、充满力量以及有整合能力的头脑。”

我曾说过，柏克不同凡响，原因便在于他是一个极具想象力的辉格党人。事实上，许多典型的辉格党人以及辉格传统中的自由主义者，都像柏克一样，支持适度以及个人自由意义上的自由。然而，他们却没有像柏克那样，给予这种适度、这种个人自由一种宗教、人文制约的基础。反之，他们或者倾向于成为理性主义者，或者倾向于成为感情主义者，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的伦理或将建立在功用原则的基础上，或将建立在同情以及为他人服务的新精神的基础上，或更常见的便是，建立在这些人道主义要素的混合物的基础上。柏克的自由，不仅具有宗教的基础，而且在政治实践方面，还涉及一种真正的人文主义意义上的调节。反之，辉格党人作出的妥协常常不过是在试图妥协以下两种人生观，一方面是宗教－人文主义的人生观，一方面则是功利主义－情感主义的人生观，而双方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因此密尔的自由主义与柏克的自由主义相比，不免会被斥为缺乏想象力，再进一步来说，从严格的现代的观点来看，密尔的自由主义恐怕还会被斥为缺乏批判性。因为密尔所渴望的自由，只能来自传统的精神控制，或者来自这种精神控制之某种适当的替代物，而密尔的哲学（我将试在后文更充分地展示这一点）两者都不能提供。

在柏克那里，很少见到这种浅薄的做法，即试着调节两种不能相容的基本原则。但是，我们仍可感觉到，他没有充分认识到新旧原则之间发生的碰撞的范围与程度，此外，在他为自己的宗教、人文立场做辩护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其中有一些难以论证其合理性的蒙昧主义的元素。从柏克那里，我们会觉得，英国仿佛完全是由信仰基督教的绅士组成的，他们时刻准备着集结起来，支撑传统文明的宏伟大厦，并维护人生中那些植根于道德想象之上的行为准则，而那些“诡辩家，经济学家与精于算计者”则在用形而上学的抽象理性来替换道德想象，以此来摧毁这座大厦，而这些人几乎全是法国人。柏克也曾提到过那些英国自然神论者，但只是把他们当成无关紧要的怪人抛在了一边。同样地，他带着极大的蔑视，对同时代英国知识分子和激进思想家置之不理，不是用那些思考更为敏锐的人、而是用根本不思考的人来对抗他们：“半打蚱蜢在蕨类植物里面发出扰人的声音，那声音回荡在田野，而数千头大牲畜则在英国橡树的阴凉中休憩，反刍着食物，寂然无声。千万不要因此觉得，发出声音的乃是这片田野上唯一的居民。要知道，田野上的居民为数众多，并不全是那些细小枯干、瘠弱跳跃、尽管声音大、惹人厌却短命的昆虫。”

在这个段落中，柏克最为充分地表现出了自己蒙昧主义的一面。事实是，那些细小跳跃、瘠弱短命的昆虫，乃是一个范围广大的国际运动的代表，并且这一运动注定将最终压倒柏克捍卫的偏见与因袭的习惯。此外，这一运动的主要来源——如果不是根本来源的话——乃是英国。“它来自英国”，儒贝尔说，“就像雾似的，散发出各种形而上观念与政治观念，并将一切都掩盖在暗雾之中”。当我们追溯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欧洲的生活与思想中的主要趋势，特别是追溯功利主义式的与情感主义式的人道主义的兴起过程，此时便很难不大力认同儒贝尔的断言。柏克之人与国家的概念，具有强烈的柏拉图式的现实主义（就现实主义一词原有的意义而言）气息，并最终将重点放在了谦卑、或对上帝意志的服从之上，因此与中世纪的概念有着重要的接触点。然而，甚至在培根之前，英伦诸岛的人们便已开始为击破这种现实主义发挥极大的作用。邓斯·司各特在其神学中贬抑理性，而尊崇专断的神意（divine will），如此一来，便将理性释放出来，专供世俗秩序之用。奥卡姆所提出的那种唯名论，预言了我们这种类型的现实主义的到来，那不是关于“一”、而是关于“多”的现实主义，因此与中世纪的现实主义类型恰成反对。罗杰·培根则由于他对自然秩序的兴趣，以及他在处理这一秩序时表现出的实验气质，对后世深具意义。

此后英国在 17 世纪内乱频发，这导致人们对过去之想象性的忠诚日渐消失。克伦威尔（Cromwell）本人的主要成就，如他的崇拜者马韦尔（Marvell）所宣称的那样，乃是“毁灭了时间造就的伟大作品”。当人们对伟大传统的忠诚逐渐消亡，英国从此便将力量集中在功利主义的努力之上，而弗朗西斯·培根正是功利主义的先导。从而英国超过其他一切国家，为工业革命做好了准备，并一路开展下去。与工业革命相比，法国大革命不过是一个戏剧性插曲罢了。

柏克眼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那个英国，即信仰基督教的古典英国，如果说尚在牛津等地苟延性命，功利主义的英国则在诸如伯明翰等城市得到了体现。两个英国之间的对立，代表了两种基本原则之间的对立，如今也开始书写在英国的地貌之上。不过，英国人行事并不遵循逻辑上的排他法，因此多少能够使两个根本上不相容的东西友善共存。因此，一个青年会在牛津接受宗教－人文训练，以便将来辅助大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而这个帝国就其根源而言，则主要是英国的功利主义与商业扩张带来的后果。柏克向往的那种由真正的绅士构成的领导阶层，仍在英国以及世界事务中起着不小的作用。柏克眼中典型的英国人，即“畏惧上帝，敬仰君王，热爱议会，服从官长，尊敬教士，尊重贵族”的英国人，仍旧存在，只是越来越不典型了。总而言之，这种人的心理与人数众多的城市大众不同，——后者全仗工业革命才得以存在。伯明翰所代表的东西，已经开始稳步侵蚀牛津所代表的东西，在牛津内部甚至都是如此。我曾说过，唯一有效的保守主义便是具有想象力的保守主义。

然而，目前不但人们日益难以借助想象力进入传统的象征世界，而且就总体而言，想象力本身也日益远离事物具有的一致性（unity）因素，逐渐被引向了多样性（diversity）的因素。这种类型的进步，只会导致人们逐渐把一切好的事物与新奇、变化、和成堆的发明联系起来。由此看来，生活不再涉及对某种中心或者“一”的崇敬，而是被看作惊奇与好奇（wonder and curiosity）之无限、无尽的扩张。人们如此醉心于变化，其结果就是，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在朝着某种“遥远的神圣结局”前进。这是在这一点上，人道主义运动的两个侧面，即功利主义/培根式的一面与情感主义/卢梭式的一面，二者之亲缘性显现了出来。所谓“遥远的神圣结局”其实就是卢梭的自然状态，一种田园想象的投射。与“神圣的结局”相关的那种幸福，和自然状态中的幸福一样，都与个人严肃的道德努力或自我规训无关。

卢梭本人将黄金时代放置在过去，但对于那些卢梭主义者来说，让他们像培根主义者那样将黄金时代置于未来，这再简单不过了。培根主义者与卢梭主义者之间的区别为数众多，但二者“想象”的品质则具有根本上的相似性，那些区别与之相比都是无关紧要的。我在本书一开始便说过，现代政治运动就其最具意义的方面而言，可以视作卢梭精神与柏克精神之间的斗争。无论我们如何解释，事实终究无可置疑：这场运动日益远离柏克，转而走向了卢梭。“柏克的命星已经明显黯淡下来”，莱基在几年前已经能够看出此节，“大部分‘社会契约’的教义已经进入了英国政治”。此外，沃恩（Vaughan）教授——卢梭政治著述最近一个标准版本的主编，在编者序言中说了这么一段话（这段话显然没有引起任何特别的反对与惊讶）：就基本政治智慧而言，柏克“远远低于那个他总是带着鄙视与憎恶谈起的人，那个遭到蔑视的理论家，那个日内瓦的形而上学狂人”。

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能够领悟到真正自由之本质的人，柏克便会得到缅怀与珍视。不过，要在当前的环境下成功地捍卫真正的自由主义，显然仅凭柏克的方法是不够的。为捍卫偏见、因袭的习惯以及“反思之上的智慧”而展开的战斗已经失败。我们已经不可能对现代主义者置之不理，或仅将之视为吵闹的、短命的昆虫，并且仅仅依靠对思想的无动于衷和迟钝麻木——此即在英国橡树的阴凉下反刍的大牲畜——来对治不健全的理智活动。不过，在谈及方法问题之前，我们需要考虑如下一个问题：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及此后的现代欧洲史中，卢梭的胜利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思考将涉及当前两大政治问题——一个是关于民主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帝国主义的问题，以及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