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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恭达罗》是一出七幕戏剧，主要描写了国王豆扇陀和净修女沙恭达罗之间的爱情故事。 国王豆扇陀外出打猎，因追逐一只小鹿而误入净修林中，巧遇正同两个女友在树林中浇花的沙恭达罗。沙恭达罗是天神的女儿，被净修林中的修行者干婆收养。豆扇陀与沙恭达罗一见钟情，在静修林中凉亭下互表爱意，又按照“干闼婆”的方式即私自订婚的方式自由结合。 豆扇陀在返回京城前，给沙恭达罗留下一个刻有自己的名字的戒指作为信物。并许诺不久就会接她进宫。豆扇陀走后，沙恭达罗溺于相思之中，神情恍惚之下怠慢了大仙人达罗婆娑。大仙人怒而诅咒沙恭达罗将永远被豆扇陀遗忘。后经沙恭达罗两个好友求情，大仙人提出只要豆扇陀能看到那枚作为信物的戒指，诅咒就会失掉力量。 回京后的豆扇陀再无音信，沙恭达罗的养父送已有身孕的她进京城去找豆扇陀。因受大仙人诅咒，豆扇陀却完全不认得沙恭达罗。沙恭达罗想拿出那枚戒指来证明自己的身份，但不幸的是戒指在路上洗手时不慎坠入河中。痛苦的沙恭达罗被自己的天神母亲接到了天上。 有一天一个渔夫打鱼，在鱼腹中发现了刻有国王名字的戒指，戒指被献给国王。豆扇陀见到戒指，立刻恢复记忆。他想起了沙恭达罗，并为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天帝派使者要求豆扇陀助他作战，取得胜利的豆扇陀在天上见到了自己的儿子和沙恭达罗。沙恭达罗原谅了豆扇陀，最终一家团聚，皆大欢喜。 《沙恭达罗》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歌德曾写过几首诗来赞美它。席勒也曾在一封信中写到：“在古代希腊，竟没有一部书能够在美妙的女性温柔方面，或者在美妙的爱情方面与《沙恭达罗》相比与万一。” 在我国近代第一次注意到《沙恭达罗》的人是苏曼殊。曾译介过《沙恭达罗》的有王哲武、王衍孔、王维克、糜文开、季羡林等学者。在众多译本中，只有季羡林的译本是直接根据梵文原文翻译过来的，成为现在较通行的译本。 在《沙恭达罗》翻译介绍过程中，相关的评论文章也相继出现。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就《沙恭达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等进行分析，如1957年10月5日，石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泰尔论〈沙恭达罗〉》一文。同时，学者对作家迦梨陀娑也进行了一定研究，如郑振铎1956年发表于《文汇报》的《印度大诗人迦梨陀娑传》。50、60年代的研究相对较少，从70年代末以来，对这部作品的研究不仅数量和角度增多，而且在前人的基础上，研究也进一步深入。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沙恭达罗形象 季羡林在《〈沙恭达罗〉译本新序》一文中谈到沙恭达罗的形象时指出，沙恭达罗这一人物形象在印度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中国历史和文学中也有一些女性形象的性格比较鲜明，如王昭君和蔡文姬的爱国主义；杨贵妃的谈情说爱，争风吃醋；崔莺莺的虽敢于反封建，却对张生一味柔顺等。相比起来，沙恭达罗的性格更为明朗。如果将沙恭达罗形象与印度文学中最著名的妇女形象悉多（《罗摩衍那》）相比，沙恭达罗不像悉多那样婉顺、柔和、屈从、容忍。她有点粗犷的味道，又有点狡猾。她敢于当面痛骂国王是“卑鄙无耻的人！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谁还能像你这样披上一件道德的外衣，实在是一口盖着草的井”。 陈生永在《美与善的化身 刚与柔的典型》一文中，从外貌美、心灵善、性格温柔和顺又不乏刚强和叛逆这样几个角度分析沙恭达罗的形象。文章指出沙恭达罗是富有时代、民族特色的东方女性：“《沙恭达罗》所反映的时代，一般认为是古代印度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度的历史转折时期。当时种姓制度的隔阂，宗教观念的束缚，旧伦理道德的阻挠，使广大印度人民根本无法获得自由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作为净修女的沙恭达罗更是如此。” 沙恭达罗在爱情中的表现和经历，是“时代和社会的必然所为”。文章在谈到民族特色时认为：“在沙恭达罗身上，还体现出了东方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东方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要求女性应该温柔善良，含蓄淳朴，坚忍不拔，嫉恶如仇，对爱情忠贞不二，对婚姻从一而终。这些在沙恭达罗的形象中都有所反映。 胡吉省在《沙恭达罗形象的文化意蕴》一文中谈到：“沙恭达罗的形象之所以是丰满的，性格是完整的，还在于沙恭达罗的形象凝聚着深厚的印度文化意蕴。”他谈到了印度文化中“梵”这个概念，并分别从梵我一体的境界，实现梵我一体的途径和实现梵我一体的方式三个方面对这种文化意蕴进行了分析。 二、关于豆扇陀形象 关于豆扇陀的形象，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评价。有些评论者认为豆扇陀是“奴隶主专制主义的最高代表”，是“最大的剥削者”，“最大的压迫者”。但也有些研究者并不认同这种看法。 王远译在《论印度古典名剧〈沙恭达罗〉》一文中认为，迦梨陀娑是将豆扇陀作为一个理想的国王加以歌颂。歌颂的中心，是他对沙恭达罗爱情的态度。与其说作者借沙恭达罗被拒的戏剧情境来怒斥豆扇陀的喜新厌旧、背信弃义，毋宁说是作者有意从另一个侧面来歌颂他。表现出了他在爱情问题上的真挚感情和严肃态度。他不仅对沙恭达罗的爱情坚贞不渝，而且关心臣民疾苦，勤于国事。他对下谦和，对上忠诚，位尊而不傲，权极而不横。 季羡林在《〈沙恭达罗〉译本新序》中指出，迦梨陀娑对豆扇陀的态度是既歌颂又讽刺的。在《沙恭达罗》里，他利用丑角的插科打诨，隐隐约约地讽刺国王，讽刺他喜新厌旧，玩弄女性，“家花不及野花香”。在第五幕里，作者先描绘了被遗弃的王后桓娑婆抵在幕后的哀怨的歌声，又写了被遗弃的沙恭达罗。作者的同情显然在被遗弃者方面。他认为这种形象上的矛盾，是迦梨陀娑作为宫廷文人的处境造成的。 三、关于作品的主题思想 何乃英在《论〈沙恭达罗〉的主题思想及其意义》一文中认为，这部作品的主题是表现爱情。从正面明写的方面来看，迦梨陀娑写的是沙恭达罗与豆扇陀双方幸福美满的爱情喜剧，写的是双方自由相爱，自由结合的爱情，不是合乎当时社会常规的常见的爱情。作家是在歌颂他们美丽的爱情，表达自己美好的愿望；从侧面暗写的方面来看，作家又在这个幸福美满的爱情中隐约地指出某些现实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写出了豆扇陀的不良表现，深入地揭示现实生活的矛盾，谴责奴隶制婚姻的罪恶，抒发自己的不满情绪。也有些评论者将《沙恭达罗》的主题定义为“揭露和批判了奴隶主阶级的专制帝王”，或“阶级斗争”。郭祝崧在其文章《〈沙恭达罗〉的创作时期和主题》中，在采信了爱情主题说的同时，否定了“阶级斗争说”，又对“揭露和批判说”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四、关于作品的艺术特色 季羡林在《〈沙恭达罗〉译本新序》一文中谈到作品的艺术特色时认为，迦梨陀娑创造了一个结构谨严，如天衣无缝，无懈可击的剧本。他特别提到了结构中序幕这一形式。他认为剧情的发展有起有浮，宛如大海中的波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像一首交响乐，一环扣一环，有联系，但又有区别。故事情节，有时候如光风霁月，有时候又如惊涛骇浪。他用“山重水复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来形容剧中的意境。 陈伯通在《简论〈沙恭达罗〉的艺术性》一文中从以下角度来分析沙恭达罗的艺术特色：巧妙的戏剧情景，精心安排的戏剧冲突，丰富而有个性化的语言，比喻手法的采用，人物美与自然美的相互映衬等。同时，他还指出《沙恭达罗》是一出充满浓郁抒情色彩，具有古代东方独特风格的悲剧。作者从情节结构、有无合唱队、演员数量，以及表现内容等方面把《沙恭达罗》同古希腊悲剧相比较，在分析它们的异同中来凸现《沙恭达罗》所具有的东方独特风格。 良辰在其文章《试论〈沙恭达罗〉的抒情艺术》中，从结构布局和情节安排诗意化、人物自然描写交融化和语言生动形象哲理化三个方面来探讨这部作品的抒情艺术。作者认为，正是以上多种抒情手段的运用，使作品产生了激动人心，永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1、季羡林：《〈沙恭达罗〉译本新序》，载《外国文学研究集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2、何乃英：《论〈沙恭达罗〉的主题思想及其意义》，《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2期。 3、胡吉省：《沙恭达罗形象的文化意蕴》，载《外国文学研究集刊（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4、陈伯通：《简论〈沙恭达罗〉的艺术性》，载《外国文学研究集刊（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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