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决定意识形态的是客观存在，当一个社会制度走向崩坏时，维系整个社会一致性的意识形态也会出现崩坏，而李贽这个充满了个性的叛逆者，则恰如其时的出现在了这个时候。 儒家思想体系，随着封建制度的衰亡，也在社会的变革中成千疮百孔状，而李贽作为这个体系中孵化出的思想家，则让儒学在不可逆转的崩坏中，多了一个加速这个过程的起义者。 我们不妨从儒学的兴起来看它的整个兴衰过程。 儒学体系从兴起，是个不断完善，与封建制度不断结合的过程，自孔孟定下基调之后，历代儒生、官僚对儒学不断诠释、发展，董仲舒在汉代确立了儒学正统，而到发展到宋代，经过二程、朱熹的总结，终于以理学方式，将儒学变成了一整套的理论，将宇宙万物运行、变化的原理，全部用符合儒家学说的哲学去解释，形成了大一统的世界观。到了明中期，随着科技的进展，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商业资本的萌动，程朱理学解释不了的东西太多，王阳明则用心学的理论来对儒学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而李贽，虽然一直作为一个思想上的叛逆者，行动上的倾奇者，一直攻击程朱理学乃至整个封建官僚体制，但他始终脱不出心学的理论范畴，一直是心学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原因何在？因为他只有破，没有立。 纵观中国历史，只有当社会体制发生根本性大的变革时，思想界也才会随之发生大的革命性转向，如春秋战国，如清末民初。而承平日久时，则会对思想体系进行阶段性总结、重构，让理论建设跟上时代的步伐，如董仲舒，如朱熹。当社会动荡，或社会运行失序的时候，思想界也会动荡，会有引一时风潮的学说，但不会是根本性改变，李贽就是突出代表、他生活的时代，整个封建社会已经让信奉儒学的思想者开始质疑整个思想体系，在掌握不了社会的走向时，去苦寻思想上的突破。李贽有打破一个旧世界的愿望，缺没有建立一个新世界的能力。他虽然以离经叛道的姿态，愤世嫉俗的语言、著作去攻击传统的理学。但他的思想，超脱不了当时的社会体制，他甚至想让《藏书》，变成将来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看不到现实中的新世界，也就看不到思想中的新世界。没有新社会的土壤，就开不出新的思想之花。 李贽批评程朱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鼓吹“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他攻击整个文官体系，同情商贾，不再去追求统一的宏观的“道”，跟注重围观的实际问题，近似于近代胡适提出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这中间虽然间隔了300多年，但面临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变革的方向是一样的，而李贽与胡适也同样面临着封建社会需要变革而自身却找不到先进理论支撑的困境，于是选择了去注重具体问题。也就是说，很多清末民国的问题，明末就改解决，中间一拖将近300年。 如果崇祯没有裁撤驿站，如果那年没有瘟疫加旱灾，如果李闯的部下没有抢陈圆圆，如果吴三桂没有开山海关的门……当然历史不容假设。 最后，对于李贽如同殉道一般的自戕，看起来既是他人生的终结，也是他最后的抗争，而作者开篇谈到的他在书信中谈到的，等死不来，不如自己了断，为他自己的求“道”之路画上了具有李贽特色的句号。如果顺着这么想下来，逻辑上非常的自洽。 但还是不应当过度的解读李贽的自杀，他的自杀并非一种殉道或者抗争，他像一只犀牛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撞来撞去，横行无忌，而且拥有了极高的名望，并以此获得了半生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他的自杀，应当来自对现实的绝望，即便他从诏狱被放出去，余生也将被软禁，他也不能再聚众讲学，而且，把他参进诏狱的那本奏折，基本完成了对他的诛心，用各种连贯起来的人生碎片，否定了他的思想和道德。这时的李贽对人生可能不再留恋，他的思想都留在《藏书》《焚书》等著作中等待后人评判了，而且据说当时他已患病。 写在读完之后的话这本书的“大历史”观，来自于作者独居匠心的见微知著的写作方式，通过一个人写历史上的一个群体，通过一件事写封建社会的游戏规则，通过一个朝代的衰亡写整个封建时代的衰亡。 同时作者在指摘封建社会的种种不可逆的衰亡因素时，都是对照当时他所处的社会制度，作为美籍华人作家，这本书76年定稿，79年交给出版社，82年出版，彼时的美国摆脱了越战的泥潭，走出了国内的一系列危机，打击了拉美民族意识觉醒后的反抗，稳定了自己的后花园，在世界上确立了美元霸权，正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制度鼎盛时期。作者处在自己的时代，用当时看来既完善、又有强大的自我调整能力的制度作为尺子去量其他的社会制度，也自然无可厚非。 读历史的乐趣就在于，可以不断的对比现在，一切的历史都能以某种形式投射到当下，我们既是历史的阅读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我们也处在时代的变迁中。未来某一天，我们回看今天的历史，再读《万历十五年》会觉得作者也像极了书中的李贽，书中的申时行。或者会有人写《川普X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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