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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中，人文思想是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论者之中有人提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人文思想，是提供天下为公、人格平等、人格尊严、个性独立、道德理性、民主政治的基础。在我看来，事情并非如此。 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从其主流看，导向的是王权主义，即君主专制主义。从逻辑上讲，专制主义可以包括在人文思想之中，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人文思想很发达，君主专制主义也很发达，专制主义恰恰以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的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另外，从内容上看，中国古代人文思想的主题是伦理道德，而不是政治的平等、自由和人权。这种认识结构也决定了人文思想只能导致专制主义。在古代的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中，虽然有不少重民、爱民、利民、惠民、恤民、爱民如子、民为邦本等主张和理论，这些也常被人们称之为民本主义和民主主义等等。其实，事情的本质未必如此。古代的重民、爱民并不是目的，一般地说，它只是一种手段。孔子讲得很清楚：“惠足以使人。”（《论语·阳货》）不管人们“爱民”问题讲了多少美好语言，“民”基本上是被恩赐和怜悯的对象，他的地位从来没有比这更高过。那么谁是目的呢?是君主，是帝王。人们常常把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民主思想的典型加以征引，其实不应忘记他前边说的两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正说明君主是目的，“民”只是被怜悯的对象。 我们说君主是目的，并不是说君主是不受任何制约的。从理论体系上看，君主也是被规定的对象。他不仅要受到天、人的制约，还要受名分、伦理道德的制约，即受到道统的制约。但在总体上，这些理论又是对君主地位的肯定和维护。对君士的严格要求正是为了保证君主地位的巩固与稳定。道德自然化，恰恰是君主因自然而为必然的证明。如下几个方面就是君主绝对性的证明：  第一，君主能参天地，是调节人与自然的中枢。 天地化育万物是古人的共同认识。在天地化育万物的过程中，人并不是纯粹的外在物，而是可以参与其中的。但一般人并没有份，只有圣人君子才能做到。荀子说：“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荀子·王制》)。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圣与王在理论上不完全一致，但一般说来又是“内圣而外王”。正如董仲舒所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圣人、君主参天地的理论，把君主抬到超人的地位，君主不但被圣化，而且也有神化的意味。 第二，君主体现着自然与社会的必然性。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十分注重自然与社会的必然性，把这种必然性称之为“道”、“理”、“势”、“必”、“然”、“节”、“序”、“数”,等等。但人对必然性的关系却各不相同：百姓处于浑浑噩噩的自发状态，只有君主、圣人知“道”，并把握着必然性。“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终始者也。”(《管子·正世》)“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绳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君不同于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韩非子·扬权》)君主是道在人间的体现。君主也只有“体道”《(韩非子·解老》)才能成为君主。所以又说:“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韩非子·主道》)“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二程《遗书》卷第十一)帝王是把握天理引诸于人世的中枢。他体现着规律和必然，首先必须遵从帝王。 第三，君主是认识的最高裁决者。  权力和认识本来属于两种不同的范围。在古人的认识中，坚持和提倡权力与认识二元者虽时有其人，但在传统中占主要地位的是把两者并为一元——君主是认识最高裁决者。《尚书·洪范》关于王道皇极的论述颇有代表性：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这几句话是传统思想最高信条之一，其妙处在于把王权、认识、道德和行为准则四者结合为一，而且以王权为核心。在这当中“王”虽然是抽象的，但上升为具体时，则表现为对王权的肯定。儒家倡导的“内圣外王”理论，为王之权力、认识、道德的统一作了更具体、更深入、更巧妙的论证。圣和王虽然常常有矛盾和冲突，但圣的最后归宿是王。因此，王高于圣。荀子把君主说成“居如大神，动如天地”(《荀子·正论》)，就是把君主视为认识和道德的最后裁判。历史上连续不断的文字狱是权力与认识发生尖锐冲突的表现。中国的经学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但它作为官学，不仅为维护王权和封建秩序服务，同时又受王权的支配。其实何只经学，史学的主干部分，所谓正史等，也多半是遵照官方的旨意来编写的，到了清代，连版本都由皇帝“钦定”。从认识过程和逻辑来看，未必都以王为中心，但实际上王权高于认识过程和逻辑。中国古代不存在独立的认识主体，这就决定了难有独立的认识。 王权主义与人文思想不是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而且专制君主正是以人文思想很浓的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这种情况与西方近代的历史过程有极大的不同。因为近代西方的人文思想与封建专制是对立的。中、西之所以会有这样大的差距，关键是人文思想所背靠的历史条件不同。近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发展以商品经济为基础，而中国古代的人文思想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在以小农为主的自然经济基础上，不可能产生民主思想，而只能产生家长主义。而家长主义正是王权主义的最好伴侣。
（原载于《光明日报》1986年8月4日第3版）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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