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大明湖畔的绿荫柳丝中掩映着山东省图书馆的“奎虚书藏”藏书楼。看到这座楼，常让人想起200多年前生活于此的周永年，那插架万卷的书库正是他的理想与追求…… 
在200多年前,济南书生周永年（1730年-1791年）立志要为公众建立一座图书馆，但费尽毕生心力也没能成就此业，抱恨而终。周永年生活的年代贫寒子弟读书十分不易，周永年曾在书肆中询问宋朝诗人杨万里的诗集和另一种抄本，要价为30吊制钱。乾隆年间，30吊制钱可兑纹银40两，而每两银子可以买大米70斗，即便是江南的上好稻田，每亩也不过10两银子。周永年深感读书的困难，他向那些深闭固藏的私人藏书家挑战，渴望“与天下万世共读书”。 为儿子偿“书债” 周永年，字书昌，出生在济南东流水街一个普通的商人家庭。其父周堂，曾为国学生，后弃学经商。周堂将自己未竟的夙愿寄托在儿子身上，非常注重对儿子的教育。因此，虽是商人之家，周家仍然弥漫着浓郁的书香，周永年自幼就浸润在父亲为之刻意营造的书香氛围中。而周永年也不负父望，自幼便聪慧过人，过目成诵。尤其令人惊奇的是，他小小年纪就表现出对书籍异乎寻常的痴爱，“方四五岁时，过书肆，遽出荷囊中物购《庄子》”。周堂虽经商，然须负担一家老小的生计，还要供养儿子读书，经济并不宽裕，但为孩子买书却一点也不含糊。周永年的母亲王氏更是精心打理家庭的各项开支，节衣缩食挤出给儿子购书的钱。清代文字学家桂馥曾经住在周家，他看到王氏“自奉俭约，虽清水一盂亦不肯轻弃……” 有了父母的鼎力支持，周永年的藏书渐渐多了起来，“庋置所居小楼几半焉”。周永年的老师沈起元对周永年勤于聚书表示赞赏与推崇，他说：“余来主泺源书院讲席，得周生永年，其文矫然，其气凝然。百无嗜好，独嗜书。历下古书不易得，生故贫，见则脱衣典质，务必得，得则卒业乃已。今所藏经、史、子、集、二氏百家之书，已数千卷，皆能言其义者。” 当时曾有一件事为人津津乐道：周堂在市店中与人聊天，有人谈到儿子好赌钱，自己要替儿子“还输债”。周堂也跟着叫苦道：“我也要给儿子还书债呢！”“输”、“书”同音，但两位父亲的心情应当不一样。 乱书堆里日高眠 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周永年中进士，开始其京官生涯。实际上，在此前的几年周永年就已经移居京师，并与京城的一些名流，如大学士刘统勋、朱筠、纪昀等交往，在京师，他的聚书活动并没有因生活环境的改变而停止，搜求书籍成为他京师生涯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当时北京大大小小的书肆很多，尤以琉璃厂一带最为有名，“内城福隆寺，遇会期多有卖书者”，这些庙会的书摊往往出售不全的零本书，价格低廉，如果想要凑全，需要腿勤不断去搜罗，“日日待之而自至矣”。周永年的好友、青州藏书家李文藻此时也在京城，两人遂常结伴去书肆淘书。据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载：“吾友周书昌遇不全者亦好买之。书昌尝见吴才老《韵补》为他人买去，怏怏不快。老韦（书肆商人）云：‘邵子湘《韵略》已尽采之。’书昌取视之，果然。”由此可见周永年的嗜书之切，即使残本也要搜集到。《琉璃厂书肆记》又载：“予好书几于书昌同，不及书昌能读耳。朝食后即至厂，手翻至晡或典衣买之。而积秀堂有杨万里、洪盘洲二集抄本，索钱三十千。庋数日仍还之，而不能释于念也。”三十千钱在当时可以买得四亩上好的田地，这笔钱远非周永年典衣能得，庋数日后不得不恋恋不舍地还给书商，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遇到珍贵的典籍，周永年也只好望洋兴叹，那份无奈和落寞可以想见。 除了维持生活的基本需要，周永年几乎将全部的薪俸用在了聚书上。他的对书籍的渴求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儿子周震甲。周震甲于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中举人，历任河南通许、尉氏诸县，自奉甚为俭约，后来在太康任时，将积攒的两千两钱全部从江南买了书，运回济南老家。 周永年一生孜孜于求书、聚书，这使他的生活始终处于窘境。晚年的周永年，更是疾病缠身，生活酷贫，甚至连药钱和米钱都支付不起。他的朋友赵渭川以金接济，并为其题诗一首：“髯翁贫病今犹昔，时欠长安买药钱。堪笑石仓无粒米，乱书堆里日高眠。”这首诗生动地描述出周永年晚境的凄凉。当周永年落魄到无钱买药、无米为炊的境地时，却仍然终日与书为伴，不舍不鬻，其嗜书如此，令人感叹。 “借书园”与“儒藏说” 周永年由个人的经历既而想到：那些衣食不保的寒门学子，其读书比登天还难。因此他萌发了将自己的全部藏书公之于众，让士子们借阅的念头。于是，周永年开始着手筹办借书园，以聚书其中，招致来学。借书园位于泺源书院西面，大约在今五龙潭附近，单从“借书园”的名称来看，周永年创建这一藏书处的目的便一目了然。周氏的这一举动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中国历史上盛行私人藏书，许多典籍尤其是珍善本书籍往往被深藏于私家的深院高阁，不轻易示人，所谓：“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教。鬻及借人为不孝。”在这样一种社会风气下，周永年能将自己多年节衣缩食、呕心沥血聚集的书籍，借予贫家士子阅读，这正是他超越其他藏书家的伟大之处。 佛教之《大藏经》及道教之《道藏》收入书籍十分丰富，分门别类，洋洋大观，只要置备一部就成为一个宗教图书馆。周永年有感于此，提出“儒藏说”，他指出：“官私所藏，著录所在，不为不多，然未有久而不散者。则以藏之一地，不能藏之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于万世也……俾古人著述之可传者，自今日永无散失，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他认为：“果使千里之内有‘儒藏’数处，而敏异之士或裹粮自至，或假馆而读，数年之间可以窥古人之大全，其才之成也，岂不事半功倍哉！” 
周永年创建借书园，得到了好友桂馥的鼎力支持。桂馥不仅出资帮周氏买田建园，更将自己多年珍藏的书籍全部捐献给借书园。但借书园之事仅凭几个财力单薄的书生力量，最终只能草草收场。但从另一方面看，周永年的努力也得到了差强人意的补偿——是周永年的“儒藏说”导致了清廷纂修《四库全书》，而周永年在《四库全书》的纂修中更是居功至伟。 周永年是一个十足的“书呆子”，但他也曾有过一次以商业经营为目的“刻书”。那是他在京城期间，为筹措购书经费，编选了一本《时艺类编》，并贷款刻印了一万本，但是书却卖不出去，血本无归。时艺类的文章原本是为士子应举而备的，因此首先要迎合主考官的口味。而周永年沉酣古籍，学识渊博，其论文标准和风行的时文格格不入。《乡园忆旧录》记载，周震甲“乾隆庚子北闱出场，录稿呈先生”，周永年怒其不合规矩，但“揭晓竟中魁”。儿子的一篇令其大怒、以为不合先贤圣哲为文标准的应试文章，却一举夺魁。当时，应试的学子都认为周永年的选文标准甚“迂”，因此他刻印的书卖不出去是很正常的。 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周永年在异乡漂泊二十余年之后，病归历城。同年7月，驾鹤西去。他倾数十年之力，藏书，校书，刻书，最终却人殁书散。桂馥《周先生传》说：“先生于衣服饮食声色玩好一不问，但喜买书。有贾客出入大姓故家，得书辄归先生，凡积五万卷。”周永年去世后，散余之书为其子周震甲收藏。今山东省图书馆有幸珍藏周氏借书园藏书一部，为明代胡应麟所撰《诗薮》，6册1夹，明刻本，钤有“济南周氏借书园印”、“周氏借书园印”、“借书园印”、“周震甲字东木”诸印。 如需参与古籍相关交流，请回复【善本古籍】公众号消息：群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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