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鱼沼飞梁 晋祠所在为背山临水之地，这里的水并不是一般的江河湖泊，而是泉水集中之处，泉眼很多，水源丰盈，形成晋水的第二源头。圣母殿南北相距百米有难老、善利二泉，文献记载，早在北齐天保年间（550—559），这两泉泉眼处即各建有一亭。  鱼沼飞梁平面图 而在两亭之间的泉眼，则被“蓄以为沼”，因鱼游众多故名鱼沼，圣母殿则建于这“鱼沼”泉之后。一般大型高级别建筑前，都须有宽敞空间以作活动空间，圣母殿前却为多泉汇集之地。  鱼沼飞梁下梁柱及斗栱 所以古代匠师在鱼沼之上架设飞梁架，《水经注》记晋祠：”水侧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古人云：”架桥为虚，若飞也。“可见北魏时代，此地就有飞梁桥，现存的鱼沼飞梁也建于北宋。  圣母殿及鱼沼飞梁模型 沼内立三十四根小八角形石柱，柱础为包装莲花，柱上有普拍枋，中心石柱上置大斗，和十字相交的斗栱承托梁额。桥面呈十字形，四向相通，东西宽阔，是通往圣母殿的必经之路，南北略窄，连接鱼沼两岸。  鱼沼飞梁东侧之金代献殿 鱼沼飞梁之东为重建于金大定八年（1168）年的献殿，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单檐歇山顶，斗栱简洁，梁架稳定，出檐深远，也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可贵的建筑实物。  晋祠明代水母楼之明代塑像 晋祠中历代人物雕塑众多。在圣母殿旁边水母楼，供奉的主神是晋水源头三泉之一的难老泉水神。水母仪容端庄，体态丰盈，极富神采。但相比之下，侍女的塑像更加引人注目。她们盈盈而立，似正要举步向前，身体与常人相比，略显扁平，增加了少女弱不禁风的柔弱感。从背面看去，她们的背影与水中游鱼颇为相象，优美而轻盈，因此，当地人都称她们为美人鱼。侍女雕刻细腻，发丝一根根都清晰可见，皮肤光滑质感也处理得极其巧妙。  当然，最精美的部分还在圣母殿内。殿内无金柱，当心间设神龛，龛内为木制凤椅一具，圣母像结跏趺而坐。龛前及两侧依壁塑四十二尊（不包括圣母主象）。他们分别是宫廷中尚室、尚膳、尚玺、尚宝的侍女和歌伎、舞伎等。  圣母殿中神龛内圣母坐像及侍女立像 晋祠的一绝之一为圣母殿中的宋代侍女塑像，群像塑于北宋元佑年间，圣母像的座台背后有墨书元右二年的题记（公元1087年）。这时正是北宋人才辈出的时代，司马光、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范宽、郭熙等等都在此前后活动着，而晋祠又早就是名胜之地。但大部分雕塑家都不留名，这堂雕塑的作者也就无径考查。  宦官像 而且严格来讲这堂雕塑的对象并不都是女性。这四十二尊侍从像其中有三尊是宦官，着男服的女官像六尊其余女像三十三尊。他们神态各异，表情生动，酷似真人，让人惊叹古代艺术家的高超雕塑技艺，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  圣母邑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女政治家。她是姜太公之女，周武王之妻、周成王姬诵和晋开国始祖唐叔虞之生母。武王是灭纣兴周的开国名君，他认为周朝天下，是在十位治世大臣（包括邑姜）辅佐下夺取和安定的。灭纣第二年武王去世，其子姬诵立，是为成王，约十三岁，邑姜以王太后的身份掌管朝廷大事，教导成王，治理国家，爱护人民。 圣母像细部 武王去世后，初创的周朝没有败亡，而是更加稳固、兴旺。姬诵和唐叔虞，同父共母，在邑姜的教导下，兄敬弟恭，彬彬有礼，晋人千秋万代不忘邑姜之懿德，故而顶礼膜拜者络绎不绝。其像设在大殿正中的神龛内，她曲膝盘坐在饰凤头的木靠椅上，凤冠蟒袍，霞帔珠璎，面目端庄，显示了统治者的尊贵和奢华。 从雕塑手法来看，北宋匠人们一反历代宗教造像固定的模式刻画了一群没有自由身，禁锢深宫，还要小心度日的活生生的宫女形象。宋代塑像艺术上的突破点就在于绝不雷同：人物的身材不同，面部形象不同，手执的器物不同，人物神情也不同，衣着服饰不同。 著名雕塑大师刘开渠教授来到晋祠无比欣赏这群塑像，并著文赞叹：“我们站在这些雕塑中间，不但能看见她们轻巧的动作，还能听见她们清脆的笑声和不乐意的小小讽言讽语，清楚地了解她们彼此间的思想感情，这是令人难忘的抒情的美的境界……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最伟大的雕塑作品之一”。 在晋祠众多的侍女像中，有一尊作品最为出色。她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头微微左倾，双手放在胸前，身材窈窕，双肩消瘦，显得略有些单薄，头上梳着当时流行的发髻，面容清秀俊美，眉毛上挑，显得小心谨慎。 作品将少女初入宫帏、未谙世事和拘谨小心的神态表现得惟妙惟肖。 除她之外，其他侍女有的持物而立，有的载歌载舞，有的喜形于色，有的心事重重，有的老成持重，有的天真无邪，形象性格十分丰富多彩。 我们可以肯定，这些表情身姿所传达的思想内涵决不会是建筑主人的意图，而恰恰是雕塑艺人们的深刻构思。我们看到的其实已经和宗教无关，并且和纪念“邑姜”这位“圣母”也没有多大干系，这些创作纯属雕刻家有感于衷的“借题发挥”。 从中，我们看到了北宋社会的有血有肉、有喜怒衰乐的真实人物，体会到这些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由此产生的复杂心态和深刻个性，不管作者是有意或无意。我们同时也不能不表示叹赏雕塑家们的高超技艺，这种深入的个性刻划，这种微妙的造型能力在北宋以前是远未达到的。 即使我们放眼世界，如果仅从深刻揭示了人物的个性，提示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具体个性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并未达到这种水平。并不想以此来贬低文艺复兴的艺术价值，他们是以高超的艺术技巧，表达了人类在那时产生的崇敬理想，是高度概括性的，是象征性的，因而也是类型化的刻划。 作为社会的、具体个性的描绘，作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出现，则几乎到17世纪上半叶了。当然作为个性的肖像也早已在罗马出现，但到底只限于王公贵族的肖像，还并不是丰富多样社会关系所形成不同心态的提示。见到的宋代人物绘画来说，也并没见到如此深刻的描绘，就是描写社会人情的文学著作中，如宋代“话本”，也并未出现如此入木三分的刻划。 圣母殿的雕塑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特别有人情味，不像一般雕塑那样冷冰冰，不食人间烟火。虽经后世重妆，却依然是宋代宫廷中侍者真实形态的如实记录，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无上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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