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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绝笔”:笔已冻住,生命也冻住,一切待解放待改造【纪念】

 杨柳依依bnachr 2017-12-29

我们站在后来者的位置上,我们看到沈从文从崩溃中艰难地恢复了过来,我们一点一点明白他后半生成就了另一种安身立命的事业,我们想起那仿佛不经意的一笔转折——

今天是沈从文先生诞辰115周年纪念日,特别分享沈从文一九四九年从精神“失常”到自杀未遂这段时间里留下的手稿《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与张新颖的解读文章。如张新颖所说:“它记录下的,是写作的即时即地,沈从文在一个绝大的问题下,对自我的重新思考。”



晚年沈从文



沈从文《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手稿



沈从文自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起陷入“精神失常”的状态,在求生的挣扎和求死的绝望之间,反复无已,内心活动异常剧烈和痛苦,终至三月二十八日自杀。幸运的是及时获救,之后开始缓慢的恢复过程。


从“失常”到自杀这段不长的时间里,沈从文写下了三篇很长的文稿,分别是《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一个人的自白》和《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后面两篇是他构想的一部长篇自传的两章,但来不及全部完成,他留下标记说,在这两章之间还有八章。这两篇长稿编入二〇〇二年出版的《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七卷。


《沈从文全集》印行之后,遗稿的搜集、整理工作仍然在持续地进行,并且不断有新的发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沈虎雏从一大堆漫无头绪的旧纸残稿中,找出来完整的《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


《一点记录》全文一万余字,是在金岳霖处住了六天后写的,主要写的是第一天到清华园的情形。这情形从内容上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对现实生活情境的叙述,作者身在其中,见闻感受;但他与眼前的现实情境既连又隔,隔胜过连,心思常常抽离而去,由此及彼,一再回到对于自我的重新梳理和思考上面,这是另一部分内容,即个人的内心情形。这两部分内容不是分开来写的,而是交织着叙述。从叙述的展开过程来看,或许种种具体的现实生活情境,虽然着墨不多,却一次又一次地成为他内心思考的触机,引发他的自我思考过程层层推进……


它记录下的,是写作的即时即地,沈从文在一个绝大的问题下,对自我的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是时代的巨大转折压给他的,具体到他身上,就是一提笔便不得不面对的他前半生全力以赴的文学事业的彻底危机:“我写什么?还能够写什么?笔已冻住,生命也冻住。一切待解放,待改造。是不是还有希望由复杂到单纯,阴晦到晴明?凡事必重新梳理,才能知道。”……


我们站在后来者的位置上,我们看到沈从文从崩溃中艰难地恢复了过来,我们一点一点明白他后半生成就了另一种安身立命的事业,我们想起那仿佛不经意的一笔转折,恍然,重重地惊叹:那个倒了的塔,又重新矗立起来了——这,才是最终的预言。


——张新颖


一 点 记 录

——给几个熟人


沈从文遗稿 沈虎雏整理


我写什么?还能够写什么?笔已冻住,生命也冻住。一切待解放,待改造。是不是还有希望由复杂到单纯,阴晦到晴明?凡事必重新梳理,才能知道。(整理者注:划线部分,代表“文革”中专案组在手稿上画的红线,下同)


下午两点钟。有鸡叫声于屋外近处啼唤。那两只大公鸡昂然在阳光下散步,犹如两个隐遁的修士,被放逐的战士。是逻辑学者老×的伴侣。声音寂寞中有一点生机,可能还曾影响到屋主人的头脑和新完成的著述。我在窗口边。


窗外冷雾正逐渐消散,有阳光如流水浸入房中。四扇窗子上也满是阳光。


我在搜寻“我”。第一回发现的,却是于年夜饭中那个头脑木钝,机能失灵,恰恰如三十年前在个小县城里失业游荡,各处流转,及寄寓在小小客邸中无望无助光景。这是“我”吗?唯有我还认识他,脆弱,羞怯,无可奈何,不知如何忽然会转移到一个更陌生环境里:即目前环境,一切如偶然又如夙命。


我曾经有了个家,已十六年。这时节看来,竟像对我毫无意义。我并非为家而存在,这个家也不是为我而存在。二十年中我似乎还有一堆朋友,一群学生,无数读者,这个群目下看来,也仿佛和我漠不相关。我好像还曾经写过一大堆书,好一大堆!一切存在都只是习惯,留下或烧毁,已无可不可:任何人都可以把这个生命勤劳堆积物当成个垃圾堆,当成一种嘲讽。试设想这些东西是在什么情形下写成,是反映个人生命经验的斑驳陆离,还是反映旧时代的回光?已无法弄清楚。新的时代把一切存在完全否定了。我否定了我自己。


我发现“我”始终是一个独立存在,如悬垂于虚空的星子,四周广漠而无边。只小小的光照着附近。不仅和“人”游离绝缘,和其他放光体积也不相粘附。达到人眼中可说完全是偶然的。好荒凉的存在!这发现可说是生命中崭新发展,是真正体验。但觉时间如箭,直射而前,“我”亦随之而前,向不可知射去。好像听到一种呜咽,通过生命,通过时间。试从经行处回顾回顾,却保留了一点印象错综排列,如一片霞锦,又如一堆灰土,是宝藏也是废墟。一切待重新估值,一切应有意义已全失。


窗外用稻草缠束的苹果树快要发芽,春天将来了。有喜鹊坐在屋脊叫唤。我才记起在这个屋子里已住了六天。初来即过了一个年夜,凡事失去自主性,在贤主人家主客大小九人中,坐下来就吃喝。笑语中的理想,辩难,小小的争持,都在“解放”意义下进行。一切离我似乎很近又极远。我总在努力搜寻那个自己,原来那一个,本来那一个,二十年中容易为朋友认识那一个,以为如此一来必可使主客之间更容易相处。各处寻觅都得不着。存在的还只是十七岁年龄游荡失业各地流转那一个:脆弱,羞怯,遇事无可奈何,心带着各种碎伤,屈辱和饥饿,在梭罗古卜《微笑》(整理者注:梭罗古卜,指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梭罗古勃。《微笑》是他的短篇小说作品,周建人曾译成中文)小说中出现了三次,终于下决心迈过桥栏完事了。在这里又第四次出现,于朋友家饭桌边和客厅里。没有一个人发觉这种人格分裂以后的寒冷景况。女主人的明敏也没有查觉。


我是年夜上午九点出的城,一朋友相送,一个亲戚伴随。战事犹未完结,有十万人犹在郊外对峙中。一出城即见到泥土里纵横工事,交通壕,机关枪巢,以及在这段路上凡事照常的小市民往来。还有小毛驴秀目细尾,体面如一个农家新妇,在光滑柏油马路旁行走。不多远处恰恰爆发了一列地雷,一个夹泥带烟的柱子向上直升。我知道这是没有死亡的爆炸。世界上也还有“没有爆炸的死亡”,就派归了“我”罢。从十岁起受了这个名词的诱惑,每到困难时,即有相似召呼。四十年了,始终没有肯定承认过。生活越困难,挫折越大,挣扎精力也越加多。现在却似乎由于一种召呼声音的回复,我想轻轻答应一声。过五塔附近时,记起这地方月前曾有大战,为争夺工事,有二千人民长眠休息了。要来的终得接受,凡是动的生命到时就得静止。这些人似乎还来不及答应,就完全接受了。


住在南京那个独夫已倒下,战争在长江南岸犹待进行。既还待进行,必然又是无数工事,机关枪巢,地雷,毒气,人人呼号而前,一切在极残忍情形中大规模进行。在另一时另一土地上,在雷马克,或派恩,也在我脑中襞折深处,有争夺,呼喊,呻吟。热血无终结的流,一凹凹浸在土地上。死去的随即埋在土里。一切为了时代新生。车过了界,新的界,所见表面依然凡事照常,小毛驴新妇回门神气,在光滑柏油马路上走着。世界其实已不照常,一切得在计画中重新安排。我感到,我明白,我承认。那辆三轮车于是到了一所红砖房子前,停顿下来了。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两只大公鸡,鸡喉中骨落一声,仿佛说,“有缘!”真是有缘,过年前一天会在这里见到。


到了住处房子中,从窗口望出去,一片灰黄黄的田野。窗台间还有上百小蟋蟀瓦盆瓦罐,小生命全已结束,入夏来振翅急鸣和好勇狠斗都已成过去了。时节已过。生命如箭,穿越时空,帝王蝼蚁,一切存在都将成为过去,归于尘土。这真是种离奇的启示。靠墙文件橱上,有一张灰尘扑扑的志摩诗人相片,用手攀折花枝,神情如生。二十五年前的秋天,在他住处的院子第一面时,一地红黄缤纷落叶在旋风中打转,印象犹如昨天。事实上这个人死去即已十八年,年青一辈亲友提及他姓名时,早不知道是什么人了。身与名俱灭,亲友间犹如此,何况新时代陌生青年。还有几个干玉米棒,是夏天从窗外那一片土地上生产物。目下土地却只是一片荒凉,已不易想象另一时郁郁青青景象。


远处有蓬蓬鼓声,汽笛声,都若象征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春天的来临。两种声音完全调和还要时间,要一段长长时间。这个新的时代是在一些人的信仰中,意志中,行为中,慢慢产生,经过很多困难和牺牲,方能逐渐成形的。也在我脑中不断旋转,从工事交界处太阳光影下,带春信冷冷寒风中,我便想到——


“一切必然要新生,旧的灭亡而新的兴起。个人得挣扎到阳光下来,将生命重新交给土地和阳光。凡事从新学习,由一个起码的人作起!即已无机会可望,个体在内外限制下终得毁灭,也应当用短短余生,鼓励下一代好好生存,在新社会里作一个好公民!”


那么想着,竟若十分自然。我明白生命早在秋天中,成熟,透明,等待离枝。由离枝证明了废名的“道”。望到田野和蓝天,眼中莹然,明白了生命的相关性,不可分割性,因果性。我发现了我。车到了地,人到了落脚处……吃年夜饭时,却完全如三十年前,沉默,羞怯,慌乱,微笑也掩覆不住那点无可奈何。头木钝钝不知有我有人。完全如做梦。梦在进行。现实却又如搁在眼前,可触可抚。


客厅中有个四方几,我估想它是元人着双陆用具。台子上北齐雕相和唐代小白陶猪,北魏小铜金刚,我似乎都极熟习。那个时代的历史纷乱和宗教辉煌也熟习。桌沿大小坐了九个人,一个是近五十年代聪明热情稀有的女主人,性情中的明朗和体质脆弱,两者的奇异结合,就正是人文主义一个最好标本。还有同样而不同形另一标本,却将支配了将来中国无数工人住宅设计,影响到下一代工业发展和人民健康起居极大的男主人。对时代那么一个重要人物,身体却不到一百磅,平时行动还必需穿着一轻金属背甲。还有生与道契的老金,世界虽在逻辑中存在,却并不由逻辑决定。他于是想到蟋蟀、公鸡和白鹅:总以为中国地方宽广,应当还有地方宜于养鹅。什么地方可不知道。两个生命丰满的青年助教,两个新时代的标准“技术人”。两个小主人,生命正在解放中发酵。还有七十岁老太太和我:十七岁时节那个“我”。在年岁数目上恰是个颠倒纪录,情绪又似乎完全相通。一切存在都似乎极熟习又极生疏,完全是双重的。说什么我都懂,在微笑中领会,可没有一个人能从这种微笑中,领会一个人人格分裂以后的荒凉、麻木、机能失灵种种。


饭后客厅中悲多汶曲子在转盘上旋转,悲与壮俱充满抑郁之情的节律,流注于小客厅中,流入一切不同生命里,作种种不同渗透和启发。忽然有一小组熟习声音,似乎在拥抱我,抚慰我,引诱我。


“你这个人,目下或未来,还要什么?生命中的贫乏,穷困,你得到了足量的一分。饱满和丰盈,也得到了你所能接受的。你还要什么?凡得到的也会消失,部分或全体,不完全由你自己,这就是人生。你除了×还等待什么?”


让我思索思索看。我似乎还能思索。正犹如三十年前躺在一个小河岸边草地上听流水下驰,汩汩澌澌向东直逝,却把声音和意义浸入生命深处,一样轻微而恳挚。因此我回答说:


“带了我走吧,到任何一处地方,我都要跟随你。我要向不可知流去,听你如命运,服从你如神。我要动!如音乐和流水,永远在动。我静止,就死了。我不能静止,还没有死。我需要静止,太累了。”


我在动。在面对主人笑语中而动,却没有一个人能注意理解。


远处有炮火声连续。应当是那些守在工事中的兵士放炮过年。那些生命多单纯素朴和庄严,也多寂寞。他们这时节可能会想到家乡,也想到死。生命存在原来如此痛苦多方。谁作主派他们守到那些泥土构成的小穴里。时代或个人,谁作那件事?人类爱和同情,什么时候才会真到他们那些卑微生命愿望里去?我们正在庆祝一个社会的新生,他们在作什么?社会上层组织中的文学,哲学,会有一天能够达到那些生命深处?或完全用他们作对象,来重新安排、组织、存在?曾经有过这种完整计画和预言,这预言能不能即早实现?我原来极熟习他们的哀乐,比许多人还更熟习,可是在都市里一混,不知如何一来却和他们离得远远了。这是一种如何可怕的游荡!我要回去看看。先回到四十年前那个家里去,稍稍休息。我在认路,一条回向“过去”的路。


四十年前入晚游荡回家,母亲照例在灯下作事,搓麻线纳鞋底,我脚下一双新鞋却正为在外游荡忘归为雪水浸透弄脏。于是什么不说,即伏在灯前母亲膝边哭哭,一种出自心中深处忏悔的呜咽。到后来自然就睡着了。那个老人一定就这样子在灯光下工作到半夜。四十年了,一切重复回到生命中来。我又游荡归来了。母亲,你在什么地方?我需要哭哭,从眼泪中可以把母亲影子回复到生命里。


“你在什么地方?是在那个小小油灯边,在厨房火灶前,在一个桑树园子旁,还是在北平公寓中?在家中病床上,在坟墓里?你的善良的品性,对儿子的无私忘我的爱,你的沉默,永远的沉默,我应当回到你身边来哭一哭,用眼泪净化了这个堆积物。或死亡,或新生,回复本来一个我。”


自然没有回答。悲多汶曲子还在继续,带我上下求索,走遍了各处。


曲子停了,一切静寂,唯房中灯光明亮。可不是四十年前那个小小油灯。我原在人家作客,用的是二十年老友身分,且带着逃亡者心情,却想用乐曲作指导,穿越时空,回向过去,找寻那个于各种印象中都忧愁痛苦的老人影子。时间在生命意义中如已平摊成一片,被音乐改造后作成的那种平面,我同时可以看到一切不同过去。心在一切过去上见出破碎反光。眼中充满了热泪。一个慈母和荡子的人格综合,我发现了又一个我。



(从窗口望出去,可远远见到燕大那个自来水塔。那是个外表还保留塔的旧形制,却在实用上存在的塔。)


三个建筑师正谈到春天的旅行,要看看应天寺大塔,并讨论到中国塔的形式。可决想不到面前也就有一个圮坍的塔,毁废的土堆。一切泥瓦装饰,在若干年来看不见的四面八方来的风雨中,渐渐腐蚀,终于一下坍圮。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却又依然犹保留一个塔形,如稍存联想,即可意识到在新秋晚春清晨午夜微风中,还仿佛可闻铃铎细语本身的历史。叙述必温柔而静,隐约含有阅历悲戚。对于这种塔的精确测量,是不可想象的工作。而且在来不及测量时即已圮坍,只剩下一个灰土废墟。直到这个废墟被人发现时,或尚足供少数又少数人凭吊,但大多数人却将从一切新的抽象造形堆积物,发生赞叹、颂扬和膜拜。塔字所含独立或孤立意义,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象征意义,除少数专家已再无人能理会到。至于纯粹抽象的,由于性格和意志,精力和热忱,积年累月建筑而成的塔,更没有人能认识。女主人也快老了。


我需要一种真正的单独,站在个人辛勤作成终于又复圮坍的废墟边,温习那个存在时所有游人在下面徘徊流连的情景。许多人曾仰头看过塔顶天空的透蓝天,有老鹰盘旋自如,与铃铎细语恰作成一种庄严和沉静的对比。一切在雷雨中圮坍了,老鹰消失了,弄渡船的老老也休息了,只剩余一个翠翠,一道长河,一片雨,一片烟。全在虚无缥渺中。我于是似乎听到翠翠在半夜里的哭声和轻轻呼唤:


“大老,你走了,为什么?二老,你也走了,为什么?什么都消失了。就剩下我一个人。这是命运的必然,还是人事的相左?”


没有回答。翠翠也消失了。只山中永远有杜鹃在晚春初夏闷热中啼唤,有小小红蜻蜓在河面飞。大老和二老,翠翠和杜鹃,都消失了。只剩余一个我,泪眼莹然,在窗前阳光下,望着窗外一片黄灰。在客厅一角,让悲多汶乐曲的回复,从沉默里看到一切。


可是另一方面塔和庙的关系,却在继续作种种讨论,由五台到昆明,一切不同形式的塔都在各人印象中重复现出。且在各人不同印象中,一些待圮未圮孤立矗峙的大小尖锥形建筑物,于各地山巅水涯景象,也分分明明。


在谈话中还进行到无数问题的重叠,这里不止包含了相差约一世纪的不同兴趣,还横丳了东西文化与文明。一切都若在一个废墟边进行,笑语中有辩难,希望,尤其是对于新的建筑群,对于那个明日主持生产中最重要的重工业部门,万千工人的房屋,在谈论中似乎已一所所一簇簇由设计兴工建立于有绿阴树山坡边,和工厂大烟筒遥遥相望。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面前这个旧塔的坍圮,还包含了翠翠永世的悲哀。


我默默的重新检查了一下废墟中的残余器材,断瓦和折椽,在风雨中失形破碎的佛像和粘合器材的金铜钉,有的原已朽败不堪,有的却似乎比新材还坚实耐久。可是恢复本身原来的壮秀与清奇,已完全不可能。翠翠哭声和杜鹃急鸣同时还在我耳边回旋。(我想起新婚二月会写出那种作品,再没有自己作的预言正确而真实!)因之加入了未来工艺问题的讨论。用的依然是真实与妄想作材料,在问题上作种种近乎童话的设计,却估想到必然会在十年后成为预言。这就是静中有动似断实续的人生。多复杂的人生!


悲多汶曲子重新在转盘上回旋流注。


谈话稍稍停顿。时间正作九点。


我躺在大沙发一角。一个年青朋友正为曲子试作说明,对于在发展中的乐曲,作种种抽象解释。


“到了春天。这是春天。好像春天。在悲多汶头脑中或情绪中,必然有融雪水在各个田沟缺口下注,注入小溪河,快和跳板齐平。应当有人过河,由彼到此。有啄木鸟上了树。有杜鹃起始啼唤。”


是的,应当有杜鹃起始啼唤。因为翠翠曾经听到过,将来还要听到过。此后在历史延续中,杜鹃声里就永远蕴藏有翠翠的悲哀。有新妇悲哀。我热泪在眼中,口角却挂着微笑。俨然圣母和死囚影子同在人格上照耀。忧愁和悲悯,浸透了生命。“我”发现了另一个我,真诚而善良,在迎接那个行将来到的春天。事实上这个春天来临时,人间只有杜鹃存在,什么都完了。


我已在水边岸上。多好的一片水!茶峒的小白塔,渡船:那只方头平底只合在那些小小地方存在的渡船,船上的黑脸长眉的翠翠,全在望中。春天去后接着是夏天,欲雨未雨闷热时,小小红蜻蜓飞满河面。翠翠,你要哭,你尽管哭!日子还长!水发了,塔圮了!渡船溜跑了,世界全变了。天明起身一看,住宅附近到处是黄浊浊泥水下注。翠翠,你要哭,你尽管哭!你沉默,就让杜鹃为你永远在春天啼唤。你的善良品性和痛苦命运,早在我预料中,一切全在预料中。这就是人生!


这种种是由另外一种存在而来的。


从乐曲中一小节,把我带回到了另外那个本来。


我躺的已不是大沙发,只是一片沙滩。大小柳树一列列在后边。小小溪流正泛滥着,穿过北角柳根和石砾堆,注入大河。柳树下石条子上正有熟人下棋,柳线摇金,无数燕子穿越而过。小糖锣敲到孩子们心上。一切都在动。我平平静静躺在沙上,听流水在耳边倾注。我知道江西会馆的金字横匾,在春天阳光下正灼灼放光,上面的蜂子窝已大如柚子。庙里偏院的罗汉竹,静静的绿幽幽的植立在花坛上,恰如深闺独处问字待年的女子。戏台前空地上还有人在搓丝线,二十个小小铜纺锤在一个小竹架子旋转,旋转复旋转,城中即有了丝线铺,城里城外年青女人即有了一方一方绣花围裙,有了枕头帕,花荷包,组织了一个区域的平凡哀乐人生。也即有了爱和孩子——孩子之一群可能这时节恰好即在干净石坪中玩陀螺,也旋转复旋转。戏台前那对青石狮子,对这一切却瞅着望着,一声不响。


我还知道河边入晚即必然有鲫鱼和羊角鱼,为了爱,从大河溯流而上,跳过障碍,直向小溪上游,要从石砾柳根间到达一里路的田中塘中,水过浅时还得侧身跳泼而前。附近人就用小鸡笼来罩住捉住,捉回家中用盐腌好挂在屋檐下风干,待客时还常常回述捕捉情景,引为笑乐,决不会想到这些小小生命是为了爱,因之死于人手的无情。


大河水在暗中涨泛了,谁也不知道从多远地方落了雨,好一片豆绿水!水上了沙滩,两岸人到时都乱了起来,为追捉鱼虾,和上流漂浮而来的木材和牲畜,到处是召呼和笑语。沿河都有人扳罾沉网。什么人的风筝断了线,向远处飞。有人牵了马匹却看扳罾,一个不留心马从大路上溜了缰,向野处,向自然,沿河狂奔而去。所有远近顽童都为这件事而拍手。一切心都在动。一匹狂奔的马能追回吗?且试随它跑去,沿河还有许多可看的,竹林接着竹林,一片绿接着一片绿,竹梢上就有许多断线小风筝悬挂。竹林前后一些小房子间隔一些小房子,排列在河边,到处有生命哀乐,和那个常与变。这里住了些缝衣的,作边炮的,阉鸡的,卖蒸糕的,作霉豆腐和打草鞋的,有童养媳和瘌痢头,老太婆和哑巴。近于白痴的哑巴,见马狂奔时也会拍手!哑巴的母亲,可能昨天晚上走失了一只鸡,却用刀剁砧板骂了半条街。也有葡萄和花,在人家门前土坡边生长得洋溢繁茂。这是世界一小方,格局那么小,那么平凡,那么简单而贫乏,一代接续一代下去。可是我却明白这里有真实生命。


“我”即生长到这个手掌大一片区域里。生命或知慧的光,即孕育完成到这种平凡简陋一群里,它比书本更真实,更结实。我懂得他们也爱他们。我是他们一部门,离了枝,转移到大都市,我就还依然用的是这个荣养作底子。这是真正贴在土地上存在生长的东西。存在即有个永远的规律。我爱他们甚于代表文明的城市人,因为前者永恒而后者常变,而居多变得毫无定向,不知自己,只在一堆书本观念,和一群人的行为中而动。我理解动的必然却爱好那个静。静中有更丰富真实的人情。


我已进入动的社会中三十年,本身也永远在动,有一点东西却始终静止在那里。可能叫作生命的“根”。凡属生命不能不没有根荄,它存在发展,即由本根而来。所有环境可能是雨雾多于阳光,自然无章多于人工排列,愚昧多于知识,贫穷多于华贵,然而那是本来。我欢喜回到那里去。


我明白水如生命,向东直流,一逝不回。一切回复都不可能。生命之箭,直贯时空,回复更不可能。试作溯流而上努力,即或知道源泉所在,依然不能回到那个源泉边去。一切都远了,除却保留在记忆回想中,什么都不存在了。


大家正谈论到年青人的热情粘附于新信仰上时种种发展。一切由“信”出发,工作即见出无尽精力和勇气。一种新宗教气氛的孕育成形。三个二十岁以下的青年,生命在解放中如发酵:在音乐里发酵,谈论中发酵,幻想中发酵。我看到这种发酵而微笑,仿佛看到一个“时代”,一点“人生”。和另一面对照,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精致范本,也似乎是最后一种范本,四十五岁的女主人,生命力的旺盛,强健,和体质的极端脆弱,两者如何同时存在,已令人感到惊异离奇。更奇异处还是那点“时代”也若已经在这个生命枯枝上,茁生了一簇簇新芽和新蕊。希望或理想同样在发酵。

 

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



中国事实上各处还在血和火发展中,克服困难,需要时日。在革命过程中,犹未能作大胆预言,新秩序什么时候可以得到。工矿新五年计画,蓝图尚未制出。可是那些为工人建设的新住宅群,一万人或五万人的住宅单位,应当如何布置,如何处理,即已在主人头脑中逐渐旋转成形。


男主人谈到明日工人住宅区时,提出问题:


“要明白,单纯,阳光和空气。更重要的还是群的关系的改造,也得由工程师负责。和机器一样,还比机器更受重视,不仅要保持工作的延续经久,还得在机能上使之灵敏、愉快、健康,方能使工作效率得到最大限度。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时代,生产者的起居生活,必然是在第一位。‘起居服食’起居还将成为一种教育。保养一个优秀工人将和保养精良机器完全相同。一个新的建筑师,将必然要为这件事而从更多方面用心学习:一切崭新的和中国原有的,都得注意去认识,为的是这些工人大多数是要从农村挑选来的,农村的本来和最新都市工厂住宅设计,还将作各种综合。真是一种崭新的创作!”


于是讨论进行到房屋装饰,新和旧的综合实验,由家具到一切,一面是未来,一面是本来。一个中国民族风格的艺术,必然透过目前所有抽象理论,在短短时期中,即可完全付诸实验和实施。且将由于这种实验,发展出各种更新理论。


人不够,人不够,在任何问题上,工作设计上,都要许多许多人。人太不够用!如何保育人材,是件大事,全看那方面作法。


随同时代而进展,会有个一切都光华灿烂的如童话、如神话,却完全由人民(整理者注:此处原文似漏写一个“手”字)足勤劳和新的心智解放后,创造成的有史以来的壮观景象出现。这不是虚幻远景,是事实,祖母一代也能见到的事实。为实现这种事实,人不够用的。


二十世纪上半段人文主义传递下来的一切优秀技术,及对传统理解,即将在新的时代作第一回新的贡献。好伟大一回工程!我把面前两个主人作对象,加以欣赏,估计。


“这工程可能即在两个主人头脑中旋转,于最近将来,就可望付诸实施。两个人一共体重大约还只有一百八十磅。一个卧床已经十年,一个因为腰脊骨受疾病侵害,还得永远穿戴一付特定钢甲。奇迹创造者原来就是这么样子。童话或神话,能不能完成一小部分?”


我生命中所有的完全消失了,不见了。对于面前两个朋友,感到一种深刻的痛苦。


大家正谈到北平文物的整理,同为天坛的未来忧虑和惋惜。


我说,“天坛坍圮没有什么关系。还有比天坛重要的得好好保护!”没有一个人懂得我意思。


我又说,“太庙中全是炸弹,毁了也就完事。听他完事。”话更不明白了。


我于是想说,“还是把那些快要圮坍了面前的塔好好修理一下。可千万圮坍不得!你们系里派你作那么多事,太不公平。这种美国式工作平均制度,不是一个新中国社会能容许的。‘各得所值’这句话应当最先在学校中证实。你有限体力那么消耗,是国家一种损失。这种宝贵资源消耗,若不能引起负责方面即早注意,有所改善,那什么都说不上了!”


事实上我一句话都不曾说,因为说话的机会全被女主人占有了。她似乎老在寻觅另外一种事实,从我微笑中和沉默中搜索。发现的只是最表面的人事纠纷。


“为什么你会要死?累了,是真的。败了,可能也是真的。可是,谁不是在极端疲乏中挣扎?试想想看,一个永远在三十八度中发热卧床的身体,一个永远用装甲来支撑背腰升炉子办公的身体,这么一对应付生活十多年,难道不累?国力或个人体力都消耗到了一个程度,还是得想办法挣扎下去。看时代就会忘了个人。他人在用行为创造‘童话’‘神话’以外的‘人话’,一切由试验到实施,已快到用得着建筑工程师来参加工厂房屋建筑时候。你想的却是‘你’,为什么不来用笔写写‘人’,写写一个新的人的生长,和人民时代的史诗?你笔难道当真已呆住,冻住,失去了一切本来?你有权利可以在这个时候死去?”


我站在窗前阳光下,重新温习这个意见。我在寻觅“我”,二十年来用笔捕捉印象处理问题的那个我。我在这里,还在那里?不免茫然。似乎有种呜咽来自生命深处。我岂不是在一切毁谤攻势中挣扎了多少日子,而终于完全败倒?


年夜已成过去了。早应归入旧账,和四十年前每个不同年夜一样,它存在,依稀存在,它消失,真的消失了。时间如箭,直射而前,来去无可追踪。


我住的是中国唯一形式逻辑学者×先生的书房。他那个新完成的巨著,即在面前一张鸡翅木长案边写成的。书中应当保留了些蟋蟀声和鸡声影响。保留些阳光影响。也保留几个朋友的聒絮和其他影响。这个综合很显然不是普通人能理解的。可是当前一切是逻辑的必然,还是——我目注窗外远处。


面前一片灰浊浊的田野,有一列断垣,一个还保留形式的堡垒大门。主人说,这原来可能是个什么营盘,有了多少日子不甚明白,照列墙看面积实在相当大。那废墙废门楼面迎着日出一方。在阳光和雨雪中到处却长了一片草,更加显得荒芜和死寂。想象过去可能会有个时节营盘中一切条件具备,有被甲的兵士在场坪中作日常操练,营门口严肃而整齐。堡垒上那面大红旗在强烈阳光下翻飞,微风吹拂泼泼作声。一切在时间下失去了本来,只剩下一片荒芜。过去某一时,会不会有一个战士,在那个门楼前作最后的自决?会不会有那么一回事,是另外一种战士,来到这个废门楼前收拾了自己,完成一种象征?


似乎有种召呼,自远而近。我没有战栗,只凝视远处。一种离奇的晤对。我重新看到一个全盛时代的营盘,有旗帜和鼓角,有被甲士兵和剪去尾鬃的战马,有将士和卒伍,在检阅后作小小休息。一切象征存在。存在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忽然就在一回新的发展中,所有战士全消失了。营盘中房屋,堡垒上那面旗纛,在一段短短时间中,全都毁废了。于是阳光和雨雪,把这个存在逐渐消蚀,剩余了一堵空墙,在荒烟蔓草中,毫无意义的存在。除了夏秋蟋蟀季,就再不会有人来注意到这个地方。似乎有种召呼,引诱,和启迪:这一片土地,应当还容许一个人来完成一种象征。


我是十八岁,廿八岁,还是四十八岁?我起始重新寻觅自己。我要得到他!


生命如冻结在那个只剩余三堵泥墙的门洞里。我守住了一列早在阳光雨雪和无尽止的寒风中打击的泥墙。我独自守在那里,直到精疲力竭,直到冻结。一切虽若离奇不经,也十分自然。离开这个地方,还有什么更足象征我个人的所信所守?


一种深深的疲累浸透了生命每一部门细胞。我的甲胄和武器,我的水壶和粮袋,一个战士应有的全份携带,都已失去了意义。一切河流都干涸了,只剩余一片荒芜。


从文 三十八年二月Δ日(整理者注:原稿这行字写于第一页题下)




一九五九年,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做讲解员




船还在作梦,在大海中飘动。原来是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总而言之不醒。)——沈从文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速写“六点钟所见”


生之挣扎,死之诱惑

——从“绝笔”看沈从文


文│张新颖



沈从文自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起陷入“精神失常”的状态,在求生的挣扎和求死的绝望之间,反复无已,内心活动异常剧烈和痛苦,终至三月二十八日自杀。幸运的是及时获救,之后开始缓慢的恢复过程。


从“失常”到自杀这段不长的时间里,沈从文写下了三篇很长的文稿,分别是《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一个人的自白》和《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后面两篇是他构想的一部长篇自传的两章,但来不及全部完成,他留下标记说,在这两章之间还有八章。这两篇长稿编入二〇〇二年出版的《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七卷。


《沈从文全集》印行之后,遗稿的搜集、整理工作仍然在持续地进行,并且不断有新的发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沈虎雏从一大堆漫无头绪的旧纸残稿中,找出来完整的《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为纪念沈从文从事文学创作九十周年,沈虎雏与《新文学史料》商定发表这篇遗稿,并嘱我写篇文章,做一些解析。


沈从文《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手稿


《一点记录》和《一个人的自白》《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都是在清华园金岳霖的屋子里写的,前两篇当时已经完稿,后一篇回家后续写,也在三月初完成。沈从文一月二十八日到清华园,住了七八天,到三月六日写完《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这么短的时间里,写出超过三万字的文稿,可见其精神活动的持续性和纷繁激烈的程度。所以要理解《一点记录》,需要把它放在这一特殊时期的精神活动脉络中看,需要和其他两篇文稿联系在一起看。


不可思议的是,在“失常”、纷乱、纠缠不已的精神状态下,沈从文的文章却清晰、冷静、耐心、细致,虽有情绪的发泄,但更有理性的条分缕析,特别是两篇自传,自我分析的深度超出此前同类文字。这是一个“疯人”性格分裂的“不疯”的一面吗?还是只有一个“疯人”才具有的冷静和理性?或者,他根本就没有“失常”,根本就不是“疯人”?


我看了三篇文章的手稿,心里异常震惊:文章用钢笔写在笔记本的纸上,蝇头小字,笔画细而稳,整整齐齐地一行连着一行,一页接着一页。我原以为会是乱糟糟的纸面,以相应于乱糟糟的精神状况,没有想到竟然是这样的清晰、稳定、一丝不苟。



比较起来,《一点记录》没有两章自传那么条理分明,它的感受性更强,文字随着情绪的变化和意识的流动而弯曲波折前行;但核心显豁。它记录下的,是写作的即时即地,沈从文在一个绝大的问题下,对自我的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是时代的巨大转折压给他的,具体到他身上,就是一提笔便不得不面对的他前半生全力以赴的文学事业的彻底危机:“我写什么?还能够写什么?笔已冻住,生命也冻住。一切待解放,待改造。是不是还有希望由复杂到单纯,阴晦到晴明?凡事必重新梳理,才能知道。”


把这样一个根本问题置于篇首,以下叙说,无不与此牵扯呼应。




沈从文与表侄黄永玉,一九五〇年合影


《一点记录》全文一万余字,是在金岳霖处住了六天后写的,主要写的是第一天到清华园的情形。这情形从内容上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对现实生活情境的叙述,作者身在其中,见闻感受;但他与眼前的现实情境既连又隔,隔胜过连,心思常常抽离而去,由此及彼,一再回到对于自我的重新梳理和思考上面,这是另一部分内容,即个人的内心情形。这两部分内容不是分开来写的,而是交织着叙述。从叙述的展开过程来看,或许种种具体的现实生活情境,虽然着墨不多,却一次又一次地成为他内心思考的触机,引发他的自我思考过程层层推进。


沈从文精神状况的变化引起老朋友的关注,梁思成、林徽因等邀请他到清华园休养,“我是年夜上午九点出的城,一朋友相送,一个亲戚伴随”。朋友是清华外语系教授罗念生,亲戚是张中和,张兆和的堂弟,清华的学生。当时清华园已经解放,北平城处在包围之中,所以一出城即见到战事对峙中的一些情景。恰巧有一列地雷爆炸,沈从文的内心随即回应起死亡诱惑的声音:“我知道这是没有死亡的爆炸。世界上也还有‘没有爆炸的死亡’,就派归了‘我’罢。”他回顾自己从少年时代起,每遇困难,即有相似召唤,但四十年来努力挣扎,不肯服输应答;“现在却似乎由于一种召唤声音的回复,我想轻轻答应一声”。


沈从文就是这样带着死亡诱惑的声音,走进清华园。一到住处,他的注意力就被这些事物和情形牵住:一、主人窗台上的瓦盆瓦罐,是养蟋蟀的,可这时节小生命都结束了,这仿佛也是一种启示:“一切存在都将成为过去,归于尘土。这真是种离奇的启示。”二、还有一张徐志摩的照片,“这个人死去即已十八年”,“身与名俱灭”。这仿佛是再一次的暗示:在此前十天,一月十八日,沈从文在家里无意中翻出了《爱眉小札》,想到当年对自己有极大的帮助的诗人早已成尘成土,他竟然羡慕那样得到休息,在书边写下:“历史正在用火与血重写,生者不遑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羡。人生可悯。”(《题〈爱眉小札〉》)三、从窗口望出去的田野,一片荒凉,“已不易想象另一时郁郁青青景象”。


但是,倘若只是渴求一死,倒也简单;分明还有另一种力量,另一种渴望。远处的蓬蓬鼓声和汽笛声,“都若象征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春天的来临”。这个将来的春天,自己也有份吗?不能不挣扎就放弃吧?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个人得挣扎到阳光下,将生命重新交给土地和阳光。凡事从新学习,由一个起码的人作起!即已无机会可望,个体在内外限制下终得毁灭,也应当用短短余生,鼓励下一代好好生存,在新社会里做一个好公民!”


思索至此,似乎得到一个暂时性的结论,这个结论里面似乎有一丝光亮。但其实不是结论,它不是对死亡诱惑的否定,也代替不了以死求解脱的冲动。可是它把这种冲动推延了,推延出来的时间,即是挣扎的时间;或者,用一种更可以接受的说法,把死亡“自然化”,等待它的来临:“我明白生命早在秋天中,成熟,透明,等待离枝。由离枝证明了废名的‘道’。”成熟的果实“离枝”,虽然是死亡,但也是自然的蜕变更迭。


不过,这样“心平气和”地对待“离枝”,更为短暂,下一轮的思索纠结又要开始了。




一九四九年夏,老友巴金、靳以、李健吾拜访沈从文


接下来写的是年夜饭,主客九人围坐:女主人林徽因,性情明朗和体质脆弱结合成“人文主义一个最好标本”;男主人梁思成,受过伤的身体平时需穿一轻金属背甲,瘦弱之躯却将担负为新时代设计建筑的重任;“生与道契”的逻辑哲学家金岳霖,想中国之大,总有地方养鹅;两个年青助教,两个小主人,一位老太太,还有一个“我”——此时四十七岁的“我”,恰如十七岁的那个“我”:沉默,羞怯,慌乱,头木钝钝。


感情上极其亲切的老友,在时代转折之际的生命状态并不十分相同。梁思成夫妇,这一对杰出的建筑学家,渴望着为新时代的人民进行合理、健康的设计;就在此前不久,有解放军干部来到梁家,请教一旦被迫攻城,哪些文物必须保护,要梁思成把重要的文物古迹一一标在军用地图上,使得夫妇俩异常感动。在沈从文眼里,主人夫妇将在新时代里发挥重要作用,他们自己当时大概也是这样觉得。作为对比,沈从文自己却完全找不到新时代里的位置。与老友相聚,他的感受是,“一切存在都似乎极熟习又极生疏,完全是双重的。说什么我都懂,在微笑中领会,可没有一个人能从这种微笑中,领会一个人人格分裂以后的荒凉、麻木、机能失灵种种”。


饭后客厅中放贝多芬曲子,音乐流注,沈从文从中再次听到了死亡引诱的声音:“......你除了X还等待什么?”他的回答是顺从了:“带了我走吧......听你如命运,服从你如神。”但顺从中又禁不住抗拒:“我要动!......我不能静止,还没有死。”然而还是更倾向于顺从:“我需要静止,太累了。”


一个生命,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从乡村“游荡”到都市,或许是一种可怕的错误?沿着生命的来路回溯,可能找到本来的“我”?——“我要回去看看。”他的思绪回到了四十年前的老家,回忆起在母亲膝边哭泣的情景,发现了又一个“我”:“一个慈母和荡子的人格综合”。


由冥想再回到现实,座中“三个建筑师正谈到春天的旅行,要看看应天寺大塔,并讨论到中国塔的形式”。沈从文即时反应的是,“可决想不到面前也就有一个圮坍的塔,毁废的土堆”。他把自己想象成这样一座塔。


塔,沈从文对它太敏感,感情太深切厚重了。塔是小说《边城》的一个核心意象,风雨之夜,塔倒了,老船夫死了,这是一层意思;再一层,塔可以看作沈从文整个的文学事业的象征,此时这份半生心血建成的事业已遭全面否定;既以文学事业为生命,文学事业之塔的毁废,也即是个人生命的毁废;更而扩大来看,“塔字所含独立或孤立意义,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象征意义,除少数专家已再无人能理会到”。


“没有一个人注意到面前这个旧塔的坍圮,还包含了翠翠永世的悲哀。”《边城》里的翠翠出现了,连同悲哀的杜鹃鸣声。新的建筑将要在旧塔的废墟边进行,新的时代和自然界的春天就要来了,“我”忧愁和悲悯,真诚而善良,迎接行将到来的春天,可是这个春天“只有杜鹃存在,什么都完了”。


“什么都完了”的悲哀刺激情绪贲张,他在心里失去了克制,喊着翠翠,向翠翠倾诉,就像喊着自己,向自己倾诉:“翠翠,你要哭,你尽管哭!你沉默,就让杜鹃为你永远在春天啼唤。你的善良品性和痛苦命运,早在我预料中,一切全在预料中。这就是人生!”


在此之前和之后,《边城》及翠翠,一再成为沈从文纷乱思绪中最痛切的回忆、想象,一九四八年他在初版本样书上写了三百字的《新题记》,满怀人与事的悲伤,“惟书中人与个人生命成一希奇结合,俨若可以不死”;(《新题记》)沈从文自杀获救后缓慢恢复的日子里,精神时好时坏,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晚上,孤苦无告之际,他连声呼喊翠翠:“翠翠,翠翠,你是在一零四小房间中酣睡,还是在杜鹃声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后还想起我?”(《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


翠翠是活在他文学中的女孩子,是家乡的山水和人事孕育、滋养的生命,由翠翠而想到家乡,回溯那个本来的“我”之所自:沙滩,河流,戏台,鱼,网,各种各样的人。在这巴掌大的一片地方,接续着平凡、简单而贫乏的一代代生命,“我”从那里来,欢喜回到那里去。可是,回去是不可能了,“试作溯流而上努力,即或知道源泉所在,依然不能回到那个源泉边去。一切都远了,除却保留在记忆回想中,什么都不存在了”。


眼前的客厅里,“大家正谈论到年青人的热情粘附于新信仰上时种种发展”。在这个“一切由‘信’出发”的新时代,孕育形成一种“新宗教气氛”,青年的生命在这种气氛里发酵;更奇异的是,时代在女主人“这个生命枯枝上,茁生了一簇簇新芽和新蕊。希望或理想同样在发酵”。男主人认真地谈到将来的工厂住宅设计,憧憬壮观景象的出现。面对这两个老朋友,沈从文欣赏、羡慕,同时也估计、疑虑:“二十世纪上半段人文主义传递下来的一切优秀技术,及对传统的理解,即将在新的时代作第一回新的贡献。好伟大的一回工程!”说还有疑虑,是他禁不住想,这样的奇迹、童话或神话,能不能真的实现?“能不能完成一小部分?”同为过来的人,“我”却完全不能有所作为,不能不“感到一种深刻的痛苦”。


女主人体贴“生病”的客人,她劝解,这劝解也像是一种辩驳:“为什么你会要死?......谁不是在极端疲乏中挣扎?......看时代就会忘了个人......你想的却是‘你’,为什么不来用笔写写‘人’,写写一个新的人的生长,和人民时代的史诗?......你有权利可以在这个时候死去?”


他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年夜过去几天,沈从文坐在窗前写这篇记录,外面田野里有一列断垣,原来可能是个营盘,现在只剩下一片荒芜。他的思绪里又出现了死:过去某时,会不会有一个战士在那个门楼前自决?紧接着想到“另外一种战士”——也就是自己,会不会“来到这个废门楼前收拾了自己,完成一种象征?”——“似乎有种召唤,自远而近。我没有战栗,只凝视远处。”


开篇即提出的根本问题无从解答,思索复思索的过程没有结果,生命的疲累和空无或将战胜求生的挣扎,“我的甲胄和武器,我的水壶和粮袋,一个战士应有的全份携带,都已失去了意义。一切河流都干涸了,只剩余一片荒芜”。


死亡可以解脱一切。倘若果真听从了死亡的召唤,那么,这就是自我解脱前的“绝笔”。





沈从文自杀之前的精神活动,除了三篇长文,还可以参照的材料有,他在清华园给张兆和的信,以及梁思成、林徽因给张兆和的信,见《沈从文全集》第十九卷,我在《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书中做了集中引述,这里就不再重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沈从文的三篇长文,不仅仅对“还原”他在这一特殊时期的思想和生命情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更充分地理解沈从文前半生的文学创作和后半生的文物研究事业,都有深入的启发。譬如,《一个人的自白》或许能够触动我们反省,对沈从文作品的理解是否太表面化,那些被简单视为“美”、“静”、“朴素”的文字,其实包藏着生活经验中的屈辱和痛苦,也蕴含了生命意志的力量,来共同做成“微笑”的文学;由《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我们可以明白沈从文对历史文物的爱好和理解,其实源远流长,以至于早在后半生以此为业之前,就和个人生命的发展严密契合分不开。《一点记录》或许可以看成是两章自传的前奏,他写此文时的搜寻自我,延续下来,就有了紧接着的两篇长文。


沈从文本人,对他这几篇搜寻和梳理自我、当作“绝笔”留下来的文章,看得非常严肃、郑重。郑重到什么程度?《一个人的自白》第一段有句话:“将来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见出一个‘人’的本来。”我至今记得十一年前读到这句话时的震惊,那是什么样的时候啊,他还想到有“和他的全部作品同置”的将来。




沈从文手稿《一个人的自白》


过了许多年,我再一次感受到心里的震惊,是看到文章的手稿。一九七五年,整日埋首于杂文物研究里的沈从文,从残存未毁的手稿中发现《一个人的自白》第一页,他郑重托付给忘年交、后半生最信任的王(予予),说:“这个放在你处。将来收到我全集里。”王(予予)用卡片纸做了保护夹,外面写“沈要”两字,里面用铅笔记了一行:“七五年八月十五下午交余:‘这个放在你处......”省略号隐去的,就是那句让我震惊的话:“将来收到我全集里。”王(予予)在衣箱里做了个夹板层,把这页手稿藏在里面。


在《一点记录》里,沈从文回想以前的作品,从中看到了对个人现实命运的预言:《边城》里的塔倒了,翠翠的哭声和杜鹃的哀鸣在耳边回旋。“我想起新婚二月会写出那种作品,再没有自己作的预言正确而真实!”但是,在当时的急迫和混乱中,他无暇也无心注意到自己作品预言的完整性,他被求死解脱吸引住了,一时没有想起那个作品的最后有个转折: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


我们站在后来者的位置上,我们看到沈从文从崩溃中艰难地恢复了过来,我们一点一点明白他后半生成就了另一种安身立命的事业,我们想起那仿佛不经意的一笔转折,恍然,重重地惊叹:那个倒了的塔,又重新矗立起来了——这,才是最终的预言。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二日

摘自《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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