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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明史，在洪武年间发生的“空印案”是与“胡惟庸案”、“郭桓案”、“蓝玉案”齐名的案件，也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大的冤案之一。 要了解空印案，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空印”。 “空印”，就是在空白信笺或文册上预先盖上印章，需要用时，再填写上具体详细的内容。这种预先盖好印章的信笺或文册，统称之为“空印”。“空印”早在元代就已经有了。洪武建元以后，相沿未改，也一直未被朝廷明令禁止过。 按明朝规定，每年各布政司、府、县都要向户部（相当现今的财政部）呈送钱粮及财政收支、税款账目。这其中，户部与各布政司、府、县的数字都要完全相符，分毫不差，才可以结项。如果有一点儿对不上，整个文册便要被驳回，立即作废，须重新填报。并且呈送人还要返回原地方，盖上原衙门的印章才算有效。这种做法带来了很多不便。于是，官员们在实际运作中为了少一些折腾，便宜行事，在进京（南京）时就携带多份盖好了本地公章的空白报表，以便在与户部反复核对数字时，一旦需要返工，就可以在京城就地填报，省去了不少麻烦。 造成“空印”的原因，是当时没有先进的通信、交通工具，更没有像现今的电子邮件和特快专递。据说最远的省份来回一趟京城（南京），需要一两个月甚至更多时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苦不堪言。于是就出了这个对各方都有利的“空印”招数，并为各方所默认接受。 一人为之，众人仿效，空印文册在明初一时大兴。全国除了皇帝朱元璋以外，上至宰相，下至百姓，无人不知道这件事情。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洪武九年(1376年），“天下考校钱谷策书，空印事起”，当朱元璋知道这个秘密后，觉得至高无上的皇权受到了极大的轻视，认为这是官员相互勾结、徇私舞弊的惊天大案，于是这位缺少财政财务常识的皇帝，龙颜震怒，一声令下，要将全国13个布政司、153个府、234个州、1171个县的大小官员，不论清贪良莠全部治罪处死，罪名是“欺君”；副职以下官员打一百棍，充军流放。“凡主印者论死，佐贰以下榜一百，戍远方”。 一时间，黑云压城，人人惊恐，即使是“丞相御史”，也不敢进谏。这就是“空印案”。在整个“空印案”中，被处死的主印官和被杖一百大棍后，再被充军到边远地区的副职官员竟达数百人之多。 户部对地方政府报表的审核，是当时朝廷规定的制度。执行制度“没有任何借口”，必须无条件执行。制度执行中有困难、有弊端，也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核程序，审批认定后方可“变通”，决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否则即是违规，违规则必受惩罚。 朱元璋大概从历代王朝的兴衰史中，吸取了主弱臣强、皇帝当傀儡、朝纲紊乱等的亡国教训，对“空印案”中的官员无视朝纲、不请示、不抵制、自作主张异常愤怒，处理起来自然更不会心慈手软。 据明史载，在处理“空印案”中，其中有一些深受百姓爱戴的好官也被稀里糊涂地杀掉了。比如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时任山东济宁知府。此君平素生活节俭，一件布袍穿了十几年，每日三餐，有两餐以一盘素菜下饭。而当地百姓则在他的任期内，号称富足。于是，百姓们不愿意这位知府调离，自发地作歌传唱挽留。歌曰：“孰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水。使君勿去，我民父母。”结果，这么一个好的已经卸任的父母官，竟也被朱元璋不由分说地杀掉了。 从财务管理学角度来看，这“空印”确不可小视。因为，户部是中央政府的财政主管机关，地方政府每年向户部缴纳钱粮税款，户部再根据各地方政府的实际需要，下拨钱粮税款，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收支两条线”。这样一来，户部、各地方政府则分别充当了中央政府的会计（管账）、出纳（用钱）的角色。试想，如果户部、地方政府的某些官员相互勾结，亦即会计、出纳相互勾结，行贪污冒领之事，则易如反掌，“空印”无疑给了他们一个可乘之机。且报表审核过关，中央、地方政府二者账务相符，谁能轻易地发现破绽？ 从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朱元璋在定都南京后，对各级官员始终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与“不听话”的官员展开了“殊死搏斗”。“空印案”期间，虽然没有发生贪污冒领之事，但并不能保证永远不会发生或不发生类似案件。朱元璋虽然把这个财务漏洞、处于萌芽状态的风险消除了，但官员们贪污花样不断翻新，仍不乏铤而走险者，“空印案”后爆发了更大的户部侍郎郭恒贪污案，史称“郭恒案”，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空印案”折射出的是朱元璋以重刑惩贪杜弊、整饬吏治的思想，在刚刚建立的明初是有其重要意义的。 （作者：徐廷华,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杂文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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