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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武、马迁与李陵的人生悲剧及其意义  汉经学；而从民族关系上看，它又有从屈辱的“和亲”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的经历，以至于到了唐代，诗人还在抒发“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缅怀与追思。所有这些，都从某一个侧面表现了汉代的文明与强盛。但如果要从人生命运的角度来分析汉代的时代精神，那就不能不首推苏武、马迁和李陵三人。因为这三人不仅生活在西汉最强盛的时代，——是西汉先进文明与强盛国力之亲历者与塑造者，而且他们还以其独特的个体命运典型地表现出西汉民族精神的某一侧面。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的命运不仅对西汉的时代精神做出了具体的诠释，而且其命运之独特性、悲剧性及其递进色彩，也具有一定的超越时空的意义。 这三人的年岁相差不超过十岁，他们不仅都以承父祖之业的方式进入官场，——可以说都是西汉的世家子弟，而且其相互还都是意气相投的朋友，但他们的命运却有着极为强烈的反差；而其命运之定型又具有某种相互塑造甚或相互比衬的意义。所以，他们的不同命运及其个性色彩不仅对西汉的时代精神做出了具体的诠释，而且其命运之大略相同的轨迹及其不同的定型方向，又生动地表现着西汉时代精神的不同侧面。
一、苏武：至死不渝的文化精神
关于苏武的事迹，随着“苏武牧羊”的传播几乎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但另一方面，苏武四十岁以前的行谊又几乎是一片空白。从史传出身来看，其父苏建与李广一样都属于对匈奴作战的将军，差别仅仅在于，苏建因为战功而有封侯的经历，而李广则因为“数奇”，最后不得不自刭身亡，但苏武与李陵却都是以承父祖之业的方式入朝为官的。而苏武之千古传诵，又是与他长达十九年的出使匈奴的经历分不开的。据史传记载：“武留匈奴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汉·班固：《汉书·李广苏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67页）这就是说，苏武彪炳史册的功绩，主要就体现在其长达十九年之出使匈奴的经历中。 但这十九年的经历却并非是任何人都可以经受得住的，起初，苏武也曾有过两次自刭的经历，其余则孤寂地处于贝加尔湖的冰天雪地之中，当时单于对他的处罚是，“使牧羝，羝乳乃得归”，（同上，第2463页）实际上，这也就等于是流放以至死之意。但苏武却顽强地活了下来，所以问题的关键也就在于，究竟是什么精神在支撑着苏武，使他能够奇迹一样地活下来？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对苏武为人性格的认识，而且首先涉及到苏武精神的定位问题。 在以往的诠释中，忠孝一体的家国意识始终被视为苏武能够活下来的精神支柱，而其最有力的证据，也就典型地表现在他如何面对李陵对他的劝降中。——当苏武被流放到贝加尔湖之后，已降匈奴并且已经封王的李陵曾专程到贝加尔湖看望苏武，他对苏武说： 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故使陵来说足下，虚心欲相待。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来时，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阳陵。子卿妇年少，闻已更嫁矣。独有女弟二人，两女一男，今复十余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子卿不欲降，何以过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复谁为乎？愿听陵计，勿复有云。 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无所恨。愿勿复再言。” 陵与武饮数日，复曰：“子卿一听陵言。” 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 陵见其至诚，谓然叹曰：“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沾衿，与武决去。（汉·班固：《汉书·李广苏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64—2465页） 因为是世交老友，所以他们的对话最能真诚相见。李陵的逻辑是，苏武的家人几乎已经伤亡殆尽（母亲去世，妻子改嫁），只有两女一男，存亡又“不可知”；而其本人又因为单于的刻意惩罚而“终不得归汉”，所以其坚持也就等于是“自苦”，——越是坚持，也就越是“自苦”。这就是说，苏武的坚持不仅对其个人无意义，而且也只能是自苦以等死。而在苏武看来，“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无所恨”。就是说，即使只有“自苦”以等死的命运，他也没有任何可遗憾的，因为这是尽人臣之本分。既然“臣事君，犹子事父也”，那么为国尽忠也就等于为家尽孝了。所以，当李陵试图再次劝降时，苏武就抱定“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这一种选择了。 在这一段对答中，苏武对家国之忠诚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如果其所效忠的“国”已经不复存在，比如说如果大汉为匈奴所征服，那么苏武是否还会坚持呢？从苏武之精神与气概来看，他无疑还是会以“遗民”的方式照旧坚持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汉武帝驾崩时，李陵又一次来到贝加尔湖，专程看望苏武并专门告诉他“上崩”的消息。李陵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如果苏武效忠的对象就是于他有恩的大汉天子，那么随着汉武帝的驾崩，其忠诚也就应当有所动摇了。但苏武的表现却是：“武闻之，南乡号哭，欧血，旦夕临”。（汉·班固：《汉书·李广苏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65页）在这里，所谓“南乡号哭”固然表现了苏武对大汉天子与西汉王朝的忠诚，但让人颇感奇怪的却在于，看到苏武的这一表现，李陵非但没有再劝苏武，反而彻底终止了他的劝降活动。——因为苏武的表现不仅使其劝降的意图不得不戛然而止，而且在这里，李陵也看到了所谓真正的“义士”，所以才有“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的负疚与感慨。另一方面，虽然李陵深感苏武是真正的“义士”，但无论是从其相互的情谊还是从他对这位“义士”的敬重来看，他都不愿苏武再“自苦”下去了；而李陵之所以不再劝降，也说明他从苏武的“南乡号哭”中看到了另一种忠诚，——一种超越于家、国之上的忠诚。正是这种忠诚，才构成了苏武牧羊的精神支撑。事实上，面对这样的忠诚，任何劝降都必然归于失败。因为这是超越于个体境遇、超越于家国关怀之上的一种文化信仰上的忠诚。正因为如此，所以虽然李陵是专程前来告诉苏武“上崩”的消息的，但最后却又不得不彻底终止了其劝降活动。 那么，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忠诚呢？这就主要是出于一种做人信念与文化信仰上的忠诚。因为自春秋以来，夏夷之辨就已经成为人伦文明的一个大关节，几乎相当于后来的人禽之辨；而从个体的角度看，孔子之所以极力表彰伯夷、叔齐，认为他们是真正做到了“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的人伦典范，事实上就已经为天下后世的士君子提出了一种人格的榜样。所以到了孟子，就有“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孟子甚至还举例说：“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同上）。所有这些，尤其是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实际上正构成了苏武作为大汉使节在处理汉、匈关系时的一种精神底气，所以，当他被单于囚禁于“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汉·班固：《汉书·李广苏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62—2463页）；而在历代关于苏武牧羊的绘画中，苏武似乎也永远都是一种手持大汉使节节杖的形象，而这样一种形象，其实就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身份的标志和象征了。所以说，正是传统的夏夷之辨与大汉使节所代表的文化身份，才是苏武艰苦卓绝经历之真正的精神支撑者。 反过来看，如果苏武降志以降，一方面，他固然可以极封赏之荣，但李陵的前车之鉴也必然成为其降后生活的写照：“身之穷困，独坐愁苦。终日无睹，但见异类，……举目言笑，谁与为欢。胡地玄冰，边土惨烈，但闻悲风萧条之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清·吴楚材，吴调侯(选)：《古文观止·李陵答苏武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9页）；这就真正成为一种文化与精神上的流放了。最重要的是，大汉使节的文化身份也必然使他义无反顾，而必然要以至死不渝的精神坚持夏夷之辨，坚持文化精神上的超越性及其做人上的底气与节操。比照于伯夷、叔齐，作为大汉的使节，苏武虽然有些许“辱身”——“自苦”之嫌，但他毕竟始终坚持着一种从民族文化到个体心志上的超越性。从这个角度看，苏武精神其实就是一种夏夷之辨的精神，也是中夏民族傲岸不屈的文化精神。
二、司马迁：求真、传神的历史意识
司马迁不同于苏武，虽然他也同苏武一样是通过承父祖之业的方式入朝为官的，但他却既没有李陵那种攻城野战、斩将搴旗的机会，也没有苏武那样身任大汉使节以出使匈奴的境遇，他只是子承父业，平静地做了一名记言、记事的太史令。如果不是李陵之祸的牵连，司马迁可能也会像以前许许多多的史官一样湮灭于日常的记言记事中；正是李陵之祸的牵连，改变了其一生的命运，从而使他成为中国史学与中华民族历史意识的奠基人。实际上，对司马迁而言，李陵之祸并没有发生的必然性，——因为他当时并没有必须说话而且必须说真话的义务；但对于继父祖之业、身为太史令而又与李陵同朝为官的司马迁来说，李陵之祸的发生——为李陵进行辩护因而受到牵连也就具有某种不可避免的性质了。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正是司马迁的性格决定了李陵之祸的必然性；而正是李陵之祸的打击，才又真正塑造了司马迁，使司马迁在历史的大是大非面前真正显现出自己的人格，从而也才有了我们今天必须反复咀嚼的文本。 当然，说没有李陵之祸的牵连就不会有现在的《史记》也不尽然，因为司马迁之著《史记》，首先是承其父之遗命的。司马谈在临终时曾谆谆告诫司马迁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95页）；而对司马迁来说，他也很早就为自己立下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的宏愿。所以，对于“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的孔子著《春秋》一事，他也一再表示：“意有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96页），说明自他继父命而为太史令起，就已经立下了撰著《史记》的志向。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即使没有李陵之祸的打击，司马迁也无疑会有《史记》之撰。但是，如果从具体实现的角度看，则李陵之祸的打击不仅加速了司马迁对《史记》的著述，而且也改变了他对社会人生的关注视角。就是说，《史记》之求真而又传神的历史意识，完全是在李陵之祸的打击下塑造出来的。 让我们先从李陵之祸说起。 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嫡孙，以承父祖之业的方式与司马迁同居门下，但其相互并没有多少私交，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29页）对于一贯注重求真务实的司马迁来说，这可能就是其对同代人的最高评价了。天汉二年（公元前99），贰师将军李广利带三万骑出酒泉，汉武帝打算派李陵为贰师押辎重，但与贰师将军有过一次合作经历的李陵绝不愿为贰师殿后，故自请以步卒五千出居延，北行三十日，遇到单于三万大军的包围，李陵奋力死战，单于不能胜，几乎就要放弃了，又因为先降匈奴者告密，知道李陵并无援军，这才发大军重新包围李陵。当双方再次激战时，李陵“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汉·班固：《汉书·李广苏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53页）后因矢尽道穷，副将战死，李陵深感自己“无面目报陛下”，于是投降了匈奴。在此之前，当李陵大胜的捷报传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29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为了解武帝之忧，同时也为了塞睚眦之辞，才特意提出了自己的分析： 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报于天下矣。 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诅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同上，第2730页） 这就是酿成其一生永远无法释怀的李陵之祸。当时，汉武帝自己其实已经不满于贰师，但当司马迁为李陵陈情时，汉武帝却以为是“诅贰师，而为李陵游说”，于是汉武帝就将自己对贰师的不满、对李陵的怨恨尽情地发向司马迁，这样一来，腐刑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这一过程中，司马迁所陈述的并非就是出自自己的亲见亲闻，他只是根据自己对李陵的一贯了解以及战报所载的情况提出自己的判断，但由于他的判断大逆于上意，所以也就为自己带来了终生的羞辱。至于孔子在表彰伯夷、叔齐时所提出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标准，对司马迁而言，也就只能成为一种终生无法平复的羞辱了。所以，受刑之后，司马迁是“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同上，第2736页）但司马迁并没有想到死，因为他的宏愿还没有完成，所以只能以忍辱偷生的方式先苟活下来。渐渐地，他甚至能够从动物和前人的经历中找到某种共鸣：“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阱监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财（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2—2733页）所有这些，当然都是一种自我安慰性的思考。 司马迁之所以能平静地接受腐刑，主要是因为他还有更大的关怀和担当。他在《报任安书》中说：“所以隐忍苟活，含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同上，第2733页）这说明，司马迁之所以能够“就极刑而无愠色”，完全是要以自己的屈辱为代价和动力，以记下西汉王朝的世风人情之实。所以，这就有了那一段广为传颂的名言：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子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册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同上，第2735页） 对司马迁来说，这种对前人因困厄而发愤的历数，完全是一种标准的夫子自道；遍引前人，不过是借以励其志、抒其怀而已。 正因为司马迁心中始终激荡着这样一种悲愤之情，所以也成就了其独特的历史意识与历史眼光，——其文笔之犀利、视角之独特，常常能够见人之所不能见。比如对他受屈就刑时的朝臣风气，司马迁就作了如下刻画： 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同上，第2729页） ……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身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同上，第2730页） 而对于李陵的英雄气概及其部卒英勇作战的精神，则又极尽传神之描写： ……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弓，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同上，第2729页） 至于汉家的历代帝王，司马迁又有如下传神的刻画： 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于是高祖谩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金五十斤罢之。(·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91页。） 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发丧，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强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强曰：“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乃如辟强计。太后悦，其哭乃哀。（汉·司马迁：《史记·吕太后第九》，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99页） 这简直就是一幅西汉王朝历代帝王的众生相。至于“今上”——汉武帝，司马迁则借汲黯之口做了画龙点睛般的揭示：“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汉·司马迁：《史记·汲郑列传第六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06页）而对于当时的朝堂气氛，则司马迁的描述简直又是一幅惟妙惟肖的画面：“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同上）自然，这又可以说是一幅西汉朝堂的众生相。所以班固在评价司马迁时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8页）殊不知，所谓“实录”——求真而又传神的历史意识，其实正是李陵之祸打击的产物，是李陵之祸炼就了司马迁的火眼金睛，从而使其具有超越常人的认知穿透力。 《史记》的叙事虽然被誉为“实录”，但其所描述的事实却并非就完全是出自纯粹的客观；而其所谓“实”，也并非就是纯客观的“真实”，而主要是一种主体生存境遇与人生感受的“实”，比如其对吕后从“哭不悲”到“哭乃哀”的分析、对李陵胜败前后朝臣表现所作的描述，都不是在同一时间坐标下所作出的透视，而是在不同时空背景下对人物之不同表现所形成的连缀。这就是所谓“聚焦”。正是这种“聚焦”，使《史记》具有了超越时空——所谓传神的魅力，所以直到两千多年后，还被识者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实际上，这都是就其对人情世故之透视与人物性格之传神方面的认知功能而言的。而这种对人情世故之穿透性的认识与人物性格之传神般的描写，恰恰体现着国人在知人论世、感知社会人生方面的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
三、李陵：力战封侯的功名情结
在苏武、马迁与李陵三人中，真正的人生悲剧其实只有李陵。因为苏武的悲剧在其生前就得到了回报，正所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焉；司马迁的悲剧虽然终其一生，但也得到了死后的回报，——所谓“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只有李陵的悲剧，则时空悠悠，此恨悠悠，——真所谓“此恨绵绵无尽期”了。不过，从实质上说，李陵的悲剧确实是“天生人成”——既源于天又源于人的；而对李陵来说，自从其进入官场，其悲剧似乎就已经具有某种命中注定的意味了。 李陵祖上世代为将，其先祖李信，秦时为将，遂得燕太子丹者也。待到其祖父李广，曾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射，杀首虏多，为郎，骑常侍。数从射猎，格杀猛兽，文帝曰：‘惜广不逢时，令当高祖世，万户侯岂足道哉！’”（汉·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67页）其实，李广这样一种出场，就已经预订了其一生的悲剧命运。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自李广以下，李家三代人均以“力战”为特征，李广虽被时人誉为“天下亡双”，又被匈奴呼为“飞将军”，且其一生事西汉三代帝王，自“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但由于“自负其能”，所以非但没有得到封侯的机会，反而最后不得不以“引刀自刭”作了自我了断。对于李广的命运，虽然汉武帝也曾以“数奇”——所谓命运不好、不耦合作了说明，但实际上，只要将李广的为将之道与其他封侯的将军稍加比较，则对李广所谓“数奇”的说法马上就能明其所以。 司马迁曾在“卫青、霍去病列传”的“赞语”中仔细分析了二人的为将之道，他借苏武之父苏建与大将军卫青的一段对话来表明他的看法： 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士大夫莫称焉，愿大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亦仿此意，其为将如此。（汉·司马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946页） 卫青的姐姐就是颇受汉武帝宠幸的卫子夫皇后，而其本人又是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的丈夫，所以卫青是与汉武帝互为姐夫的大将军。但即使如此，卫青却非常低调，绝不干那种使“人主”不安的事，更遑论“切齿”之行了，这可能也就是卫青能以大将军终老的缘故；而“骠骑亦仿此意”，说明这种自甘为“爪牙”、“奴仆”的方式在当时已经成为普遍的为将之道了。相比之下，李广“天下亡双”的才艺与“飞将军”的称谓以及其“士卒不尽饮，不近水，不尽餐，不尝食”（汉·班固：《汉书·李广苏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47页）且又能得“士之死力”的带兵之道，简直就是为将之道的大忌。所以，所谓“数奇”的说法，对于能够“造命”的汉武帝来说，其实不过是不愿给他立功机会的一个巧妙的说辞而已。 李陵就是在其祖父的薰陶下长大的，所以一入官场，马上就表现出其祖传之风：“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汉·班固：《汉书·李广苏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50页）而“武帝以为有广之风，使将八百骑，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不见虏，还。拜为骑都尉，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同上，第2450—2451页）这简直就像李广当年曾深受文帝喜欢一样受到武帝的重视，按理说，这似乎是一个各方面都应当看好的仕途。但李陵的不幸，首先就在于他遇到了亲幸贰师将军。 天汉二年，武帝派贰师将军率三万骑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部于天山，并派李陵为其押辎重。因为李陵此前已经与贰师将军有过一次合作的经历，故执意要求“自当一队”。武帝看出了李陵的意图，所以明确告诉他说：“‘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毋骑于女。’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因诏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同上，第2451页）这样一来，李陵也就等于是以“自负其能”的方式与汉武帝填下了以步兵五千出击匈奴的军令状。 但李陵的“自负其能”却为自己种下了难以下咽的苦果。个中的原因在于，秋季正是匈奴兵强马壮——最有战斗力的时节，所以李陵刚一领命，原本安排接应李陵的路博德也同样不愿为李陵殿后，于是他向武帝上奏说： “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可必擒也。” 书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乃诏博德：“吾欲予李陵骑，云‘欲以少击众’。今虏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钩营之道。” 诏陵：“以九月发，出遮虏鄣，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徘徊观虏，即亡所见，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骑置以闻。所与博德言者云何，具以书对。”（同上） 由于汉武帝怀疑是李陵请求路博德上书缓他至明春再出兵的，因而这样一来，也就激怒了汉武帝，于是武帝也就强逼着李陵出征了。这里请注意，由于武帝在对路博德的诏书中又认为是“吾欲予李陵骑”，因而这也就等于说，李陵是自觉自愿地以步兵出击匈奴并自认为他能够“以少击众”的。对此，李陵自然深知其意，但由于他对自己所带之兵的战斗力极为自信，所以，这又等于是自己为自己埋下了一个无法归汉的巨大陷阱。 及双方接战，李陵军捷报频传。虽然他只有五千步兵，但由于训练有素，所以一开战就显现了获胜之势：“汉军追击，杀数千人”；“明日复战，斩首三千余级”；待到四五日，“南行至山下，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同上，第2453页）；接着再战，则“一日数十合，复伤杀虏二千余人”。（汉·班固：《汉书·李广苏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54页）以五千步兵对阵于匈奴的数万骑主力，这样的战绩确实足以骄人。但李陵深知，在汉武帝为他设定的方案里，要么全胜，凯旋而归；要么就只能是以战至死，而绝无战败而归的可能。因为这一战机本来就是他冒着“犯上”的危险执意争来的，如果战败而归，他自然知道武帝会如何发落他。所以，当副将韩延年战死，李陵身边只剩十余人时，他终于以“无面目报陛下”投向了匈奴。其实，如果就战绩而论，那么李陵当时的战绩已足以报大汉的任何陛下了；而他之所以深感“无面目报陛下”，就在于他深知汉武帝对他的期待与设定，所以在无法全胜的情况下，他也就只能以“降”的方式暂栖身于匈奴；至于归汉，则只能俟诸来日而另寻机会了。 但汉武帝却并没有给李陵留下这样的机会。虽然武帝也深爱其才，但毕竟又恼怒于其居然敢于自恃其才而向皇权提出自己的要求。更为不幸的还在于，李陵的战绩本来就已经使西汉的将军们“无面目”了，而他竟然又因为自己“无面目报陛下”而投降了匈奴，如此一来，也就正好促使那些“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同上，第2456页）这就既激发了汉武帝的愤怒，同时也导致了司马迁为李陵的陈情与辩护；当然，这也就全面地促成了李陵“母弟妻子皆伏诛”之祸。此后，虽然汉武帝也曾“悔陵无救……乃遣使劳赐陵余军得脱者”，（同上，第2457页）并且也不断地遣使赴匈奴“招陵”，但李陵的人生悲剧已经无法挽回了。 从李陵来看，这一悲剧当然首先是因为自己过分的“自负”与“逞能”所致，从而将自己逼上了绝境，不过这又是以其以前随贰师出战、与贰师合作的经验为基础的；而从汉武帝来看，虽然他也深爱其才，但毕竟又无法容忍其恃才傲物，——居然敢于以自己的能征惯战向皇帝提出自己“独当一队”的要求。当武帝勉强答应、并为他预设了两种不同的可能之后，李陵又一次“自负其能”，竟然以“得当以报汉”的方式投降了匈奴。这就真正成为皇权所无法驾驭的“不羁之材”了。无怪乎当司马迁因其卓越的战绩而为李陵辩护时，竟被愤怒的汉武帝以“诬上”之罪处置之。对于至高无上的皇权来说，任何才能，如果不能为我所用，那也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但李陵的悲剧并没有结束。随着“降匈奴”、“族其家”，李陵固然已经彻底断灭了“报汉”之念，并且也得到了匈奴的封赏，但却只能郁郁寡欢地度日。因为这样的结局并不是他所期待的。他所追求的本来不过是能够通过力战以获得封侯的待遇，所以对他而言，匈奴的封赏简直可以说是完全不当于心的。更为锥心的还在于，他在此间又遇到了当年的世交老友苏武，而苏武则又完全是另一种形象：手持大汉使节的节杖，抱着宁死不屈的信念，并始终昂扬着一种不可征服的精神。这样的人格一下子又使李陵看到了所谓真正的“义士”，也深深地感到自己“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汉·班固：《汉书·李广苏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65页）这真是一种无从追悔而又无法弥补的愧疚。所以，虽然李陵在匈奴也极封赏之荣，娶公主为妻，但其精神却只能成为大汉的“弃民”了。正因为这一点，所以在《答苏武书》中，他无比痛苦地写到： 身之穷困，独坐愁苦。终日无睹，但见异类，……举目言笑，谁与为欢。胡地玄冰，边土惨烈，但闻悲风萧条之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嗟乎子卿，陵独何心，能不悲哉。（清·吴楚材，吴调侯(选)：《古文观止·李陵答苏武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9页） 如果将李陵的结局与李广加以比较，则李广自刭时，“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汉·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78页）及李陵降匈奴，“上闻，于是族其家，母弟妻子皆伏诛。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汉·班固：《汉书·李广苏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57页）如果说李陵真有降匈奴之心，那他当然无所愧疚。问题在于，他既然抱着“得当以报汉”之心暂栖于匈奴，反而又被大汉族其家，这也就等于彻底斩断了他的归汉之路。按理说，此时的李陵与大汉王朝已经恩断义绝了，可苏武的到来及其所表现的精神，又使李陵不能不深感自己的罪过“上通于天”。这种前冤而后疚的心情能够说于谁呢？又有谁能够理解呢？所以说，边草萋萋，牧马悲鸣，其实正是李陵之超越时空的诉说！
四、悲剧的形成及其所体现的时代精神
苏武、马迁与李陵三位，作为个体，他们都是悲剧人生的承受者；但作为官员，他们又都是西汉王朝中的佼佼者。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他们的悲剧都是因着西汉王朝而起的，因而也就都表现着西汉时代精神的某一侧面。 从个体的角度看，他们的悲剧首先都是因其主体精神的不同投向而形成的。苏武作为大汉的使节，自然是中夏文化的代表；而他的悲剧，既表现了中原文化在那一特定时期的特殊境遇，同时也表现了中夏文化的一种自我定位。而他的坚持，则既表现了中夏文化的一种超越性，同时也表现着中夏文化之个体落实所形成的一种傲岸不屈的精神。司马迁作为太史令，其记言记事的职责自然要求他求真且传神，但这种精神之基本要求，首先就在于能够揭示出事物所以发生的真正实情，自然，也正是这种精神，导致了其人生的悲剧，而这种悲剧又反过来促成并提炼、激发着他的求真而又传神的历史意识。至于李陵，从其祖父李广起就抱定了力战封侯的信念，李广甚至还专门为此向善于“望气”的王朔请教过他所以不能封侯的原因；到了李陵，由于人更三代，因而其力战封侯的愿望更为强烈，以至于使他对天子的谋划于不顾，自告奋勇地要求“自当一队”，并试图以“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已经“斩获过当”的条件下，由于无法全面取胜，因而仍觉得“无面目报陛下”，仍在寻求“得当以报汉”的机会，最后终于将自己送进了悲剧的深渊。所以，就悲剧的发生而言，应当说首先是和他们不同的精神投向密切相关的。 但就悲剧的程度来看，则他们三人恰恰又表现为一个依次递进的系列。苏武因为有辉煌的晚景，因而其人生几乎不应当视为悲剧，但由于他有十九年踏冰卧雪之艰苦卓绝的经历，所以作为悲剧，也可以说是一种有着辉煌晚景的悲剧。当然，这一晚景的实现是必须以活下来为前提的，所以苏武的辉煌晚景也可以说是他用其十九年踏冰卧雪的经历换来的。至于司马迁，则几乎可以说是恰恰因为其悲剧而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一方面，承受腐刑固然是其一生所永远无法释怀的屈辱；但另一方面，由悲剧所激发出来的发愤精神以及其“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又足以使他“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所以，在他们三人中，真正的悲剧人生就只有李陵了。一方面，力战封侯的功名意识固然是导致其人生悲剧的内在之因，但其更大的悲剧，还在于“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这种永远无法弥补的愧疚上；而最为难受的，还在于那种有国有家却不能归的现实与千古骂名的耻辱，而对于“再辱”的恐惧，又使他只能以“胡服”的方式终老他乡。作为人生，这就成为万劫不复的悲剧了。 由于这三人的悲剧都发生于西汉，因而其悲剧也就和西汉王朝的最高代表——汉武帝有着割不断的关联。甚至，从发生的角度看，这三人的悲剧几乎可以说都是汉武帝一手造成的。当然，这并非完全是过，其功绩也同时体现其中。比如苏武之出使匈奴，即是受命于汉武帝，他既是西汉王朝的大使，同时也是中夏文化的代表；而苏武对西汉王朝的忠诚，对武帝“驾崩”时之“南乡号哭”，表现的也就不仅仅是对汉武帝个人的忠诚，而且同时也表达着其对中夏民族与文化的忠诚。从这个角度看，汉武帝固然是苏武十九年苦难经历的制造者，但同时也是其坚贞不屈之文化精神的促成者。自然，这也是西汉时代精神之最为伟大之处。对司马迁来说，虽然其悲剧、屈辱也都是汉武帝一手造成的，而且其悲剧的作用也并不完全是消极的，但其所表现的却并不是汉武帝的功绩，而恰恰是其罪过，因为正是他利用权力压制了揭示真相的声音，从而不仅为司马迁造成了终生的屈辱，而且也为西汉王朝犯下了巨大的罪孽，——将西汉最优秀的将领拱手送给了匈奴。所以，对于司马迁和李陵的人生悲剧，汉武帝不仅是谋划者，而且也是具体的促成者。因为正是他的惟我独尊，——绝对不容冒犯才将司马迁处以宫刑、将李陵逼进了不胜即亡的死胡同，这其实也正是李陵深感“无面目报陛下”从而不得不投降匈奴的真正原因；而他在前边对李陵所说的“毋骑予女”与后边给路博德诏书中所说的“吾欲予李陵骑”，又是典型的借权力说谎，从而使李陵陷于有口难辩的境地，而将他自己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如此一来，以“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就完全成为李陵的自我选择，而不再是汉武帝的刻意挤兑了。所以说，对李陵的人生悲剧，汉武帝既是最初的谋划者，同时也是最后的促成者。 那么，作为西汉王朝的最高代表，汉武帝为何要以如此作孽的方式逼走自己最优秀的将领呢？这就涉及到李陵悲剧的真正形成，尤其涉及到皇帝与臣下、权力与“爪牙”之间的具体关系。 已如前述，李家三代都是抱着力战封侯的信念从军的，所以一般说来，他们是自甘于其臣下与“爪牙”的地位的。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不仅不与皇权发生矛盾，而且还是皇权最为得力的助手。这就是汉文帝表彰李广“令当高祖世，万户侯岂足道哉”的原因，而汉武帝之所以表彰李陵“有广之风，使将八百骑”，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但是，虽然李广祖孙自甘于为臣为将的地位，可其“自负其能”的性格常常会使其对战争与将帅能力的重视超过了对皇权的尊重和臣服；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将帅的才能在战争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对战争本身的重视常常会使他们忘记自己的将领与“爪牙”身份，忘记了“体贴上意”——对皇权的绝对遵从，从而将皇权仅仅看作是自己的合作伙伴包括忠诚对象但却并不是必须绝对臣服的对象。这就是李广敢于向卫青争取战机而李陵敢于向武帝提出“自当一队”要求的根本原因。当然，这同时也就成为李陵最后不得不深陷万劫不复之悲剧深渊的根本原因。因为对皇权来说，皇帝的意志是绝对不容冒犯的：李广争取战机的结果，最后只能“引刀自刭”；而李陵要求“自当一队”，最后也就只能不死即亡（亡命）了。这就是专制皇权的力量，当然也是皇权独尊所种下的恶果。 但李陵及他们三人的悲剧也还存在着另一面，这就是表现时代精神的一面。因为他们虽然经历了人生悲剧，可他们在悲剧中的表现，——在如何面对悲剧的问题上，则除了他们的自我抉择外，绝不是任何外人所能与力的，包括作为皇权最高代表的汉武帝。这就显现出了个体意志的力量，同时也表现出时代精神的个体凝结与个体表现。从这个角度看，苏武牧羊无疑代表着西汉时代的最强音，其啮雪咽旃、坚贞不屈的精神也主要表现了一种忠于中夏民族与文化的信仰。而对司马迁和李陵来说，汉武帝虽然能够为他们制造悲剧，甚至包括杀掉他们，但却无法决定其在悲剧中的抉择，更无法决定其面对悲剧时的发愤与崛起。所以，这就正好促成了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从而将西汉历代帝王的众生相如实记录下来，并以传神的文笔“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这可能又是汉武帝所不曾料到的，也是他所无法决定的；正是这一点，又促成并表现了中华民族求真而又传神的历史意识。至于李陵，自从其遇到苏武，就已经深深地感到自己“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但在“丁令盗武牛羊，武复穷厄”的情况下，李陵能够“使其妻赐武牛羊数十头”，（汉·班固：《汉书·李广苏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63、2465页）而绝不自己出面帮助苏武，也仍然表现了其为人之最为可敬的一面。这可能也就是李陵虽然投降了匈奴，但人们却永远无法对其以“叛徒”、“汉奸”视之的根本原因。 就他们三位的人生来看，最典型、最深重的悲剧自然在李陵，但最深刻的启迪意义也在于李陵。固然，李陵的自我定位不过是汉武帝的一个将军，——所谓“工具”或“爪牙”而已；而他的最高理想，也不过是通过力战以赢得封侯的机会，但即使如此，能否实现也要完全依赖于人主之好恶。这就是从李广到李陵都不得不时时冒犯“逆鳞”的原因。当然，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的悲剧命运，以至于数千载之后，面对他们的悲剧，人们还不得不以“数奇”来自我安慰，或者干脆以“投敌”来进行讨伐性的批评，借以释缓内心的不平。但李陵悲剧之最为深刻的意义，则在于其虽然自甘于“工具”与“爪牙”的地位，却仍然有其独立的意志与自我决断的能力，并能够以自己一生终极的、万劫不复的悲剧，向至高无上的皇权发出挑战。所以，李陵能够坚持不为贰师押辎重；而在汉武帝为他设定的方案中，他既然不可能大获全胜，但也决不愿意就此战死，而是以暂栖匈奴的方式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而在汉武帝“族其家”之后，他也并没有因此而背叛民族——以汉族为敌；而当大汉朝廷再度招抚他时，他又以“不能再辱”加以拒绝……所有这些，固然为他制造了千年不白之冤，但对李陵来说，他就是要以这种千年不白的悲剧向皇权发出挑战，——承受悲剧，也是一种独特的挑战方式。而他之所以不就方案、不入圈套，也恰恰表现出即就是作为“工具”、作为“爪牙”，也仍然具有一种不可磨灭的独立意志与独立人格。这，就是“匹夫不可夺其志”，也就是李陵悲剧之最为深刻的意义。 (原文载于《汉之魂——苏武精神及其现代价值》，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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