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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3日，杰出的艺术家、教育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袁运甫先生因病逝世。今天我们一起阅读袁先生2011年发表于《有容乃大》（岭南美术出版社）中的文章《运甫从艺自叙》，更深入的了解先生的艺术思想，同时也一同欣赏袁先生的经典作品。 审美情理的通达并贯以实践，则多有锐敏的艺术发现与创造。我的老师张光宇教授视此为大美术的通途，还说“我从来不挂牌子的，如称新时代的艺人亦可，因其宽广”。当然这是要花费更大精力去苦心耕耘的。 几十年来，我试着这样努力跋涉，深深体会到艺术的“有容乃大”不仅是宽容，而是一种学习的精神和态度。因为只有在艺术之间相互渗透过程中才得以寻获更理想的选择以至创造。当默默回顾艺术旅程的足迹时，渗透于我心灵或体验的每一个细微的记忆都如此深刻，它导致了自己酷爱的艺术之旅。
《母女》1961年，纸本彩墨，120×100cm
《蓝山》1977年，纸本彩墨，86×108cm 1933年端午节翌日，我生于江苏南通。父亲是中学教员，少有艺术收藏，品味甚严，每览字画工艺常以乡俚土话“勿的”、“蹩脚的”、“洋门径的”、“扎库匠画的”等贬辞相讽。 春节是张扬天伦欢娱并经受艺术洗礼的日子，父亲带着我们悬灯结彩更新字画，擦香炉烛台，摆盆景果品，贴招财对联，挂祖宗轴子，系朱锻彩绣桌围，蒸年糕做馒头……正月十五尤为热闹，我们随着提灯会的火龙与钟鼓声涌向大小寺庙，那里的“清供”饰物，群艺杂耍，人们一年一度的期待与沉醉，以及色彩斑斓的民间艺术氛围深深烙印在我童年的感性世界，鼓舞着我对美的迷恋与追求。充满艺术的生活，也给人以审美的传承和文明的熏染。
《绍兴鲁迅路》1961年，布面油画，80×64cm
《古陶神韵》1962年，布面油画，52×72cm 环境陶冶，润物无声。当女孩子做绒线香袋和手工刺绣迎接端午节的时候，我和弟弟运生最起劲的是协助父亲翻箱晒画，抬出24扇大幅青绿写意山水屏风画，天井里流金溢彩像开了裱画铺似的。这是清代乡人画家钱恕的精品，其壮观，其清韵，至今仍留给我不灭的印象。可惜这宏幅巨制，竞在“文革”中，被毁于一炬。 在5岁那年，外祖父逝世。他是南通闻名的龙王庙主持，深受群众敬重。舅舅叫我为举丧奠堂画一幅遗像。悲哀与器重使我敬畏异常，兢兢业业地完成了这一嘱托。尤其当我看到上百人向这幅油画遗像跪拜和泣哭时，我第一次被艺术的神圣感与召唤力所震撼。
《富春江上》1978年，纸本彩墨，92×56cm
《唐榆夜色》1979年，纸本彩墨，103×104cm 1949年我只身南下，投考杭州国立艺专，当时她被誉为中西绘画实力强大的现代艺术摇篮。每学期必展的教授新作，是最吸引莘莘学子的课堂。40多年过去了，吴大羽老师的巨幅油画《还乡》、《工读》仍经常浮现眼前，这是以青、绿、黄、紫大笔涂抹，淋漓尽致的人物画，可是先生却均贴上“未完成”的标签。这已完成甚而完美的“未完成”提示了一种独特思考，他的见好就收显示了可贵的艺术自控力。林风眠老师的水粉画《花卉》使我着迷，一直引导我以后长期对水粉画的偏爱。庞薰琹老师的《衣民互助小组会》，倪贻德老师的《世界和平签名》风格各异，那流露与暴露的截然不同的艺术处理给学生提供了多种可能性的探索，细致入微和大刀阔斧的不同语言各具魅力。
《太行山下的干校》1972年，纸本水粉，39.5×54cm
《小学生们》1972年，纸本水粉，54.5×39cm 1949年上素描是用木炭条和恩格尔纸的西法传授， 50年代初的素描教学，学院改用“中西医合诊的办法”。我们班的素描和速写课是倪贻德、关良和潘韵教授的，从大体量的表现转换为线与结构的方法。作为初学，我们都感受到新的长进，并发现了手法各异的艺术体验。潘天寿老师丈二大幅指画《水牛》却是挺秀与粗犷的合一，田园诗的含蓄和浓墨铁线如此情投意合！同窗学兄、黄宾虹老师的公子黄映宇常带我们前往葛岭其家，观黄先生“晨课”必行的作画吟诗。每睹其奔放而又苦涩的线条落纸时，深感自由豪放与着意经营相得，画面构造与学识修养互举，他似如中国的塞尚，其现代性尤得启迪。有幸在西子湖畔得到高层次的艺术启蒙，使我毕生受益无穷。
《北雁归来》1981年，纸本 彩墨，101×101cm
《玉兰花开》1981年，重彩，105.5×105cm 1953年初，我转学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受业于张光宇、张仃等老师门下。光宇师亲自带往故宫博物院授课，他踏进青铜馆就以无锡乡音笑曰“送大家八个字，这是‘方中寓圆，圆里寓方’的青铜艺术”，一语破的。他又以民间艺术传统“至性在真”，“但有假诗文，却无假山歌”等语告诫大家，学装饰，不是为装饰而装饰。他和张仃老师一起强调深入生活、体察民风、采集民艺、大胆创作。二张教学是以“师傅引进门”为己任的，营造了学生们的悟性与自觉。
《猪市》1972年，纸本水粉，44×54cm
《喜事》1973年，纸本水粉，44×54cm 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我任教之余又随光宇师从事装饰绘画研究，他学术的博大令我敬佩。历史的机遇，使我长期得以与张光宇、张仃、庞薰琹、雷圭元、卫天霖、吴冠中、郑可、高庄、祝大年诸师长共事相聚，教学艺事研讨尤深，历经患难与欢乐，更得相交忘年。学理与情怀维系了一页页的往事，珍重而多感慨。 记得60年代初我开始以高丽纸作彩墨画，庞老见后极兴奋，他鼓励我“这些作品是另一种新路子，要坚持画下去”。他十分重视绘画手法丰富的我由写实而写意的材料转换。而我每远行归来必画作盈夹，多为水粉写生；当静下心时又以中国画笔为探索。板桥公的“删繁就简，领异标新”也成了我案前的座右铭了。
《幽香》1990年，纸本彩墨，100×100cm
《渔民之家》1990年，纸本彩墨，102.5×104.5cm 近20余年，我又投入多种材料表现的壁画创作。接触到丙烯重彩、陶瓷、丝毛编织、手工印染、金属、石材、木雕、玻璃、漆艺等，艺术上大开眼界、禁界。这是公共艺术日益发展的时代召唤，也是我力图把个人艺术观念借助材料而奉献社会的责任。年复一年，诸多实践，度算我的壁画创作已达3000余平方米。每有新作辗转苦思，首以总体设计立意创新为出发．并从画面构成、形体结构、色彩处理作反复经营，再以材料及工艺选择为辅佐手段。终年辛劳，未敢懈怠。
壁画《巴山蜀水》实景图 ，丙烯重彩，1979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340×1800cm
壁画《家珍图》实景图，蜡染，1982年，原工艺美院礼堂，240×1500cm 艺术家勇敢而又脆弱，当我忆及每一个温馨的期待与支持的时候，也就倍加勇往直前了。我深深珍惜、怀念、感激时代的机遇，友好的支持。 艺术创作的同时，要重视艺术史论的学术补养，并且逐渐形成为个人治学和教育工作习以为常的关注点。无论待人对己，无论评史论今，总期盼着在艺海求索中有更多的清审与洞察。 大凡层累于史考，其艺术多异于过往并富新创。即使点滴新获亦应认真待之，此为艺术至难至珍之处也。本着这样的学习体会，我亦抛砖引玉，把历年创作实践和艺术教育的点滴所获汇书成集并求教同行。
《拙政园》1990年，纸本彩墨，100×100cm
《秋色秋香》1994年，纸本彩墨，125×167cm
《乌镇途中》1994年，纸本水墨，95×188cm
《朱荷碧盖》1994年，纸本彩墨，122.5×122.5cm
《窗前盆花（一）》2000年，纸本水墨，70×137cm
《藕》2005年，纸本彩墨，70×137cm
《金碧大荷塘》2011年，纸本彩墨，103×300cm
《晨荷》2012年，纸本彩墨，68×140cm
《上海化工厂》1973年，纸本水粉，54.5×79cm
《苏北运河一角》1973年，纸本水粉，44×54cm
《水乡的早晨》1974年，木板油画，90×90cm
《江南水乡》1981年，木板 油画，100×200cm
壁画《文明的飞越》彩色陶片镶嵌，1987年，西安西北轻工学院图书馆外墙，1500×1800cm
《华夏之光》文化广场石雕壁画
《继往开来——历史足迹与走向未来》壁画设计稿（局部1）
壁画《智慧之光》（局部1）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壁画《长江万里图》
中华世纪坛世纪大厅金柱，大金柱Φ580×500cm，小金柱Φ100×500cm×8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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