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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京津冀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经济联系的对比
通过对上述两大城市群经济联系的对比，可以发现以下差异： 第一，从经济发展的梯次结构来看，长三角城市群优于京津冀城市群。以2015年数据为例，从各市与各自区域内中心城市经济联系总量的平均值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呈现出良好的梯次分布。从表7可以看出，在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中，每个城市与中心城市经济联系量的均值分布在5个档次，而且每个梯次城市群的数量与其经济联系量的规模总体上呈反比：联系量均值最大的城市数量有3个，之后，城市数量随着经济联系量标准的降低而逐渐增多，大体呈现良好的梯次分布。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京津冀城市群存在较明显的悬崖式断层：13个城市中，除了两大直辖市分布在第二个梯次以外，仅有1个地级市(唐山)分布在第三梯次，其他10市则均处于最后一个档次，位于第一档、第三档和第四档的城市明显缺乏。 表7 各市与中心城市经济联系量均值的规模分布 (单位：亿元·万人/平方公里) 第二，从与中心城市的联系量来看，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实力雄厚。两大城市群各市与各中心城市经济联系量的前三强和后三弱的城市分布及其联系量的区间值(取近3年的平均值)详见表8和表9。对比表8和表9，可以看出：一方面，对于前三强来说，无论是基于包含中心城市的指标选择，还是不包含中心城市的指标选择，就门槛值而言，京津冀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都呈现出数倍的差异，反映出两大城市群经济发展实力的悬殊。另一方面，对比两大城市群各市与中心城市经济联系后三弱的分布则可以发现，京津冀城市群后三弱的上限值要低于长三角城市群，但是下限值整体上要优于长三角城市群。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与长三角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城市群中存在着“弱市不太弱”的特征。 表8 长三角城市群各市与中心城市经济联系量前三强与后三弱的分布 (平均值)(单位：亿元·万人/平方公里) 表9 京津冀城市群各市与中心城市经济联系量前三强与后三弱的城市分布 (单位：亿元·万人/平方公里) 第三，两大城市群中各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高低不同。从表10、表11可以看出，一方面，相对于长三角城市群由于多个强势中心城市的存在，区域内各个城市对龙头城市——上海的依赖度，明显要低于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对北京的依赖度。例如，位列与上海经济联系强度前三甲的城市的联系强度门槛值，包含中心城市的区间值为47%～78%，不含中心城市的区间值为39%～51%；而位列与北京经济联系强度前三甲的城市的联系强度门槛值，包含中心城市的区间值为75%～80%，不含中心城市的区间值为60%～79%。无论中心城市包含与否，二者之间区间值的差距充分说明了京津冀城市群各个城市对北京经济的高度依赖(即便是二者包含中心城市的门槛区间值的上限相差不大，但下限值之间的差距也足以说明对各自中心城市依赖度的不同)。另一方面，相对于京津冀地区对龙头城市——北京过于强大的经济联系度，而与天津、石家庄、唐山等中心城市经济联系存在明显落差这一“亲疏有别”的格局，长三角城市群的梯度更为合理。在长三角地区，各城市除与上海有较高的经济联系度(47%～78%与39%～51%)以外，与其他中心城市——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的经济联系度也呈现出明显的强势。例如，各城市与南京经济联系强度前三甲的城市的联系强度门槛值为62%～81%，与苏州的门槛值为37%～79%，与杭州的门槛值为30%～59%，与宁波的门槛值为25%～73%。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京津冀地区，除了与北京的强大经济联系度(75%～80%与60%～79%)以外，与天津经济联系强度前三甲的城市的联系强度门槛值骤降为33%～62%与29%～62%，下限值骤减一半；与石家庄的门槛值进一步缩减为19%～43%，与唐山的门槛值为17%～29%与4%～29%。各城市与北京经济联系强度的过于紧密，与其他中心城市尤其是与河北省内城市联系强度的过于疲弱，既是北京极化效应过于强大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同样，也是周边城市聚集能力不强的原因和结果。
四、结论与启示
从京津冀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中各中心城市的发展情况以及各城市与中心城市联系量和联系强度的差异，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及启示。 (一)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的非对称性决定了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应坚持疏解和培育并举 与长三角城市群以上海为核心，带动周边的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等中心城市发展，这些中心城市又次第辐射带动周边的无锡、常州、南通、镇江、绍兴、湖州、金华等城市，进而形成城市群层次式绽放、遍地式开花的发展路径相比，京津冀地区“一枝独秀”式的发展模式较为明显。京津冀城市群中北京“一城独大”式的发展模式以及带来的过高的极化效应加剧了北京的城市负担，削弱了天津、石家庄、唐山等其他中心城市的辐射与带动能力。 从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与中心城市经济联系强度及其联系量可以看出，各市与北京均保持着高度的经济联系，即便是联系强度处于后三弱的城市，指标值也接近30%及以上。与长三角城市群10%上下的后三弱的经济联系强度形成较大差异。同时，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同各市与北京的高密度联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部分城市与天津的联系量不足北京的30%，与石家庄和唐山的联系就更为弱化。两大城市群中经济联系强度后三弱的指标区间差距，反映出京津冀城市群对京津(尤其是北京)过高依赖度以及北京在京津冀城市群过高的极化效应。 表10 长三角城市群与各中心城市经济联系强度前三强与后三弱城市分布 (平均值)(单位：%) 表11 京津冀城市群与各中心城市经济联系强度前三强与后三弱城市分布 (平均值)(单位：%) 周边城市过度依附于北京，不可避免地给北京带来了沉重的压力。要想改变这一格局，单纯依靠户籍的限制、产业的强制外迁等以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为主的举措是不够的。这是因为，只要有要素逐利性的本质存在，只要在北京获得的利益空间高于周边地区，要素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因此，要想改变既有的北京式“一城独大”的发展模式，关键点在于“疏解”与“培育”并举，着眼点在于要将周边的中心城市做大做强，增强其他城市对要素的吸引力，使其在北京获得的边际收益与在其他中心城市获得的边际收益基本持平，要素的单向化流动才可能停止，转为向其他中心城市流动。无论是企业还是从业者，只要在其他城市获得的综合收益的边际值与在北京获得的收益的边际值大体相等，从业者就会停止向北京流动，企业也会作出重新选址的权衡与决策。事实上，对周边城市的培育与对北京的疏解本质上是统一的，统一于构建一批层次合理、梯度适宜、综合竞争力强的城市群。 (二)辐射效应传递的非顺畅性决定了京津冀城市群发展需打破行政区划分隔，谋划产业的跨区域布局 经济联系的单向性、地区发展的依附性、经济的弱关联性以及天然的地理分割性等特征造成了京津冀城市群的内部辐射效应无法像长三角城市群那样次第传承与外溢。 一方面，在长三角地区，南通、常州、绍兴等外围城市与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等中心城市保持着庞大的经济联系量。这支撑着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等中心城市有效地担当起了区域发展“脊梁”的角色，将承接于上海的能量连同自身的能量“接力棒”似地次第传承到周边城市。与长三角城市群这种“梯次传承”的特征相比，京津冀城市群则呈现出较明显的断层。作为中心城市，除京津以外，石家庄、唐山的角色相较于南京、宁波等地，要逊色得多。通过前述分析可以看出，京津二市对外经济联系的重点集中在周边的廊坊、保定、唐山、秦皇岛、承德、张家口等市。这些城市受京津辐射，与其经济联系快速增加，在融入首都圈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同时，也成为高度依赖京津二市的外围区。然而，受经济发展实际所限，这些外围区由于弱势的经济发展地位和松散的产业关联，使其与京津二市之间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单向性经济联系：外围地区对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只占到中心城市对外经济联系的微少部分。同时，自身发展的依附性、经济的弱关联性以及天然的地理分割性等特征，使这些围绕在京津外围地区的城市难以把自己的或者是承接的能力再向外围地区扩散。反映到现实中就是河北省中南部的城市，例如邢台、邯郸等市，相对于廊坊、唐山、保定而言，虽然近两年与京津的经济联系略有提高，但总体上依然处于较低态势。这些城市在北京的对外经济联系中所占比重仍然较小。这既反映了京津冀区域内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也折射出京津冀一体化程度偏低的困境。 另一方面，通过前述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从经济联系量的庞大和联系强度的松紧适宜来看，京津冀城市群不如长三角城市群，但是在后三弱的对比中，京津冀城市群要好于长三角城市群。从联系量指标来看，后三弱中京津冀城市群除与石家庄、唐山的联系量偏低以外，与京津二市的联系量要高于长三角城市群后三弱的相应指标值。从联系强度来看，除与石家庄的联系强度偏低以外，与北京、天津、唐山三个中心城市的联系强度指标也要高于长三角城市群后三弱的相应指标值。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京津冀城市群中处于下游的城市发展状况总体上要好于长三角城市群中处于下游的城市。“弱市不太弱”的发展现状也从一个侧面给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信心。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 魏丽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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